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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赖河流而生，都城赖河流而存。河流不仅给人们带来农业经济，带来定居生活，而且还给人们提供了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滔滔流淌的黄河之水带着她特有的开放性、包容性、持久性和凝聚力、渗透力，永不停歇地向前奔涌，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发达的农业文明，带来悠久的都城文明。作为文明时代标志之一的早期都城就产生于黄河大转弯的沿河两岸，至少在夏、商时代，都城发展没有离开过黄河及其支流的岸边。为什么都城不能离开河流两岸？因为河流孕育文明，滋润文明，推动文明不断发展。河水的流动性、开放性、便利性和持久性能够给都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物质、信息与人力的支持。大运河盈盈衣带，不绝如线，它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和经济文化价值而成为都城发展的生命源泉，它不仅改变了都城运动的轨迹和方向，而且还是都城兴起、发展和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它是都城之间的连线和通道，都城是它的起点、终点和交汇点。它与都城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有基于两大自然和人工河流的特性、功能和作用，本文以河流为线索，旨在探讨中国都城文明发生、发展和变迁的时空演进轨迹。 中国都城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时空转换过程，时间特征上表现为从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的转换，发展趋势上表现为从东西两极格局向南北两极格局的转换，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从中原小三角到中华大三角的转变，形制上表现为从封闭式的里坊制格局向开放式的街区的转换。四个转变是中国古都变迁的突出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一般过程，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 夏、商两代的都城不断迁徙，但始终不离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且有规律地分布于黄河冲积扇的三角区域内。都城形态逐渐脱去部落中心的原始性和简陋性，开始按照现实社会关系和王权统治的需要进行安排、规划和建设，表现出一定的规划性。都城的政治、军事控制功能和文化、仪礼中心功能不断强化，都城规模日益宏大，形态日趋复杂化，筑城技术日臻成熟。这一切都表明中国都城文明的黄河时代已经来临。黄河流域都城发展的连续性、先进性和集中性是黄河时代都城文明的显著特征。 西周都城的迁徙路线大致为自西徂东，沿渭河而下，直达黄河之滨的夏、商故地洛邑，这便使夏商周三代都城文明的发展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空间上彼此重合，进而使三代都城由渭河而黄河构成一个东西轴心区。东西轴心区的形成标志着都城发展的黄河时代的正式确立。西周都城文明的发展具有多方面开创意义。它所创立的都城营建制度成为后世都城发展的蓝本，它所确立的择中立都原则对后世都城分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是黄河时代兴盛发展的时期，两代都城继续沿黄河、渭河一线作东西向运动。以黄河——渭河为纽带，以关中平原的长安（咸阳）和伊洛平原的洛阳为两极而构成的都城发展轴心区和经济文化核心区继续发挥着领导全国的枢纽作用。区域经济优势为都城文明在黄河流域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黄河及渭河的便利航运又将关中与关东农业经济区紧密连接在一起，进而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便为都城在黄河流域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物质、技术及能量供给。黄河文明的高度发展又为黄河流域都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观念、文化、信息与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将黄河时代的都城文明发展推向一个鼎盛时期。气势宏大的秦汉帝国都城咸阳和长安，以其宏阔规模、巍峨建筑和开放布局显示出统一帝国的强盛国势和一代帝都的无比威严与壮观。 隋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建都及两都制格局的发展标志着黄河时代的都城发展至达到了它的辉煌顶峰，但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矛盾运动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黄河时代在达到其辉煌顶峰之后便衰落下来。长安自唐以后不复为都，洛阳也逐渐丧失其政治中心的功能，由长安和洛阳构成的政治经济文化轴心区不复存在。中国都城文明的发展开始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变，五代及北宋虽仍立国于黄河流域并基本维持了汴梁与洛阳的两京格局，但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随后继起的金、元、明、清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分布格局，正式开始了都城文明发展的运河时代。运河时代的兴起与黄河时代的衰变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两宋都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完成了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两个转变，即从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的转变，从封闭式坊市制格局向开放式街区的转变。第一种转变表现在政治中心开始离开黄河流域沿运河作南北向运动，南北方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国家命运沿南北轴向摆动，运河成为都城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第二种转变上表现为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彻底摧毁了阻碍商品交换的里坊制的高墙壁垒。汴京建都是中国都城东移的终点和南北运动的起点，标志着黄河时代的终结和运河时代的开始。 在运河时代里，运河的兴衰与都城文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改变了都城运动的轨迹和方向，而且又以它特有的沟通功能和经济文化价值而成为都城兴起、发展和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大运河是都城之间的连线和通道，都城是大运河的起点、终点和交汇点。杭州和北京分别是大运河的南北两个端点，南京距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相去不远。运河时代的都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南北两极化倾向。当政治中心离开中原作南北向运动时，分别驻足于南方的南京与杭州和北方的北京。南宋杭州和明初南京建都反映了南方经济重心区形成后所带来的政治地位的上升，标志着政治中心区东南一极的形成。金、元、明、清四朝相继建都北京，牢固地确立了北京的政治中心区地位。北京是北方百川汇流的地方，民族政权都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向北京地区发展的趋势。南京总括南方，是南方力量汇聚的地方，常领导南部中国的潮流。文明赖河流而生，都城赖河流而存。河流不仅给人们带来农业经济，带来定居生活，而且还给人们提供了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滔滔流淌的黄河之水带着她特有的开放性、包容性、持久性和凝聚力、渗透力，永不停歇地向前奔涌，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发达的农业文明，带来悠久的都城文明。作为文明时代标志之一的早期都城就产生于黄河大转弯的沿河两岸，至少在夏、商时代，都城发展没有离开过黄河及其支流的岸边。为什么都城不能离开河流两岸？因为河流孕育文明，滋润文明，推动文明不断发展。河水的流动性、开放性、便利性和持久性能够给都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物质、信息与人力的支持。大运河盈盈衣带，不绝如线，它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和经济文化价值而成为都城发展的生命源泉，它不仅改变了都城运动的轨迹和方向，而且还是都城兴起、发展和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它是都城之间的连线和通道，都城是它的起点、终点和交汇点。它与都城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有基于两大自然和人工河流的特性、功能和作用，本文以河流为线索，旨在探讨中国都城文明发生、发展和变迁的时空演进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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