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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唱北京”：外国歌唱家在中国 作者：Sheila Melvin，CLASSICAL SINGER，2011年12月，meihelen译  中国男高音王传越与女高音Katie Bolding在2011年北京的音乐会上
2011年7月末一个闷热的下午，从美国和意大利招收的20个青年歌手聚集在北京西郊一家电气锅炉厂又大又深的车间里。围着他们的是几十个工人，头戴蓝色安全帽，身穿落满灰尘的工装裤，手里抓着能拍照的手机。橙色吊车带着黄色抓钩从头顶上滑过，剪切钢板的尖锐声响不时划破空气。但是，这些好像并没有人注意到。
他们都心驰神往地注视着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他在拉手风琴，铿锵的旋律流淌着，都是些经典革命歌曲，比如“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然后，一位名叫刘秀荣的女工走上前唱了一曲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选段，女高音朱丽叶·皮特拉斯（Juliet Petrus）用中文演唱“我爱你，中国”。最后，车间演唱会进入高潮，歌唱家和工人们、外国人和中国人在手风琴伴奏下，用不同的语言同声高唱贝多芬的“欢乐颂”。圆满收场后，工厂厂长邀请大家一道赴宴。
这种在工厂的互动参与式音乐会或许比较特殊，但它只是为“我唱北京”（I Sing Beijing）首届学员所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一。“我唱北京”——国际青年声乐家汉语歌唱计划——是一个大胆的创举，旨在推动中国的汉语作为歌剧的演唱语言。第二期将在2012年7月26日到8月31日举办，学员的招收已经开始了，2011年12月15日报名结束，试唱于2012年1月8日到20日在纽约、旧金山、罗马和维也纳进行。
“我唱北京”是由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政府机构，通称“汉办”）和美国亚裔表演艺术中心出钱赞助的。但是这个项目的创意及执行的最大功臣还是田浩江——“我唱北京”的艺术总监和总指导。
田浩江告诉我们说：“这个项目我想了好几年了。”田以前在上面提到的锅炉厂工作过7年，后来移民美国，学习英语和歌剧，最终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并且在全世界几十个其它歌剧院演唱过。
“28年前我去美国，得到过很多很多帮助，”他在“我唱北京”的开学典礼上对学员们说。“奖学金帮助了很多人。当然我也愿意帮助你们来北京，拿到奖学金学中文，在中国最好的歌剧厅唱歌。”
如果说创建这个项目的动因之一是感恩回报，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全球歌剧舞台变化的现实。
“最近几年，我参与了不少当代中国歌剧的演出，”田解释道。“在过去20年间，西方上演了二十多部中国当代歌剧。……引进汉语作为歌剧演唱语言，我想是时候了！” 歌剧在中国确实火了，全国许多城市投资兴建一流的多功能“大剧院”，里面一般都包括歌剧厅。这些剧院的设计十分新潮，通常都是世界上最抢手的设计师创造的。这个潮流现在已经从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扩展到二线甚至三线城市。据估计，中国有50个带歌剧厅的新剧院，它们都争先恐后上节目，不让舞台闲着。这就鼓励了越来越多的作品争奇斗艳地登台亮相，从传统的西方保留节目到中国作曲家创作的新歌剧。
当然，中国作曲家的新歌剧大多是为英语剧本创作的，像谭盾的《秦始皇》和获普利兹奖的周龙的《白蛇传》都是用英语演唱的。田浩江本人也参与了好几部这种英语“中国”歌剧的演出。他本来没怎么想这回事，直到他在法国里昂出演谭盾的《茶》，读到一则法国人写的评论。
“评论询问为什么歌剧不用中国的语言演唱：‘为什么要用英文唱一个中国故事呢？’这就使我开始思考。”田浩江向我解释道。
推动“我唱北京”计划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田浩江感到他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同行朋友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近年来的巨大变化了解甚少。他记得自己与一个国际剧组聊天时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音乐、中国历史都一无所知…… 中国真的和过去不同了，它真的向世界开放了。”
这种开放突出表现为汉办对田浩江提出的“我唱北京”建议欣然接受，这个项目从构思到实施只有一年时间。有汉办主任许琳和亚裔表演艺术中心主席廖英华（Martha Liao）的明确支持，田得以在较短时间内邀请到一组国际知名的歌剧专家，包括前大都会歌剧院助理指挥、现任小泽征尔音乐助理的朱蕙心（Katherine Chu），英国指挥家加雷斯·莫瑞尔（Gareth Morrell），大都会歌剧院舞台导演彼得·麦克林托克（Peter McClintock），上海音乐学院声乐艺术指导韦福根，以及其他专家、汉语教师和客座讲师。
“我唱北京”的计划是用四个星期集中学习汉语和中国现代歌剧，中间穿插介绍文化背景，最终以一场大型演出达到高潮。从对学员和教师的采访以及中国媒体关于最后音乐会的评论来看，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
来自南卡罗莱纳州Charleston的女高音玛利亚·安图内兹（Maria Antunez）说：“这是一个极好的经历。对我来说，它改变了我的生活——十分美妙。”
加州圣地亚哥的男中音布莱恩·沃尔斯特姆（Brian Wahlstrom）和旧金山的男高音汤玛斯·格兰（Thomas Glenn）随声附和安图内兹的真情流露。三个人都说，他们会向别人推荐这个课程，不过沃尔斯特姆立刻加上一句：“我会推荐它，但是不想让任何人占了我的位子。我希望自己能再来一次！”
沃尔斯特姆对于他在中国看到的“音乐大能量”印象深刻，特别提到新歌剧厅的激增。“这在我们美国正处于枯竭之中，因此我们想：中国是我们可以来工作的地方哦。”安图内兹和格兰一样，认为中国是“西方歌剧和西方歌唱家的大好市场”，但是格兰也注意到，中国本身有大量歌剧人才（其中6位参加了这个项目，学习英语和西方歌剧剧目），因此如果西方歌手假设自己一定能在中国找到工作，未免有些一厢情愿。
“我唱北京”所选择的中国剧目内容广泛，从二战时期共产党大本营延安的歌剧（马可的《白毛女》），到文化大革命（1966-76）时期广为传播的一部“革命样板戏”（50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人人会唱），到郭文景2007年创作的颇获好评的歌剧《诗人李白》。
“我不是中国歌剧专家，”安图内兹说，“但是我听到非常有意思音乐和非常有活力、非常强烈的歌剧元素。” 格兰唱了一曲人们熟知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他觉得那段唱腔“怪怪的，有挑战性”，还说这使他学会欣赏传统京剧。
“传统中国戏曲是非常高雅的艺术，演员从很小就开始训练。…… 他们对舞台艺术的各个元素比我们更精通。” 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一位歌手感到中文本身是一个主要障碍。“实际上，汉语比其它语言还容易一些，”沃尔斯特姆说。“元音很简单，像意大利语一样。不像法语，一个‘e’字就有六种唱法。”
“我唱北京”的参加者学习汉语，即中国的官方语言，又称为“普通话”。它的书面形式是“汉字”，不是拼音方式，而且有四声，因此一个词的意思取决于它的声调。外国人学中文一般都通过拼音体系。中国儿童在学读汉字时也学习拼音，同时拼音也是把汉字输入电脑和手机的一种常用办法。人们一般认为汉语是一种很难的语言，要经过多年努力才能达到流利程度。但是歌手们说，学唱汉语歌比学说汉语容易，因为四声消失在音乐中了。
“我觉得用汉语唱歌很好听，这真出乎我意料，”安图内兹说。“汉语不难唱。有几个新的发音，不过总体上唱着挺舒服的。”
格兰也同意这个说法，他还比较了学习一种西方语言和学习中文的不同：“在西方语言中，我们的发音是圆弧形的，而汉语呢，因为四声的关系，就好像你的嘴在练功夫。不过唱起歌来，这些就都慢下来了。”
美国亚裔表演艺术中心的廖英华女士认为，歌手们学中国歌剧速度比较快，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勤奋工作，不管是学员还是教师都特别努力。
“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担心，”她承认道，“语言是个问题。还有人生病了…… 但是每个人都那么尽心尽力…… 大家都为‘我唱北京’同心协力，没有人抱着其它目的。”
歌唱家们的成功在8月18日的音乐会上得到了证明。音乐会在北京的顶级剧场——国家大剧院举行。国家大剧院富丽堂皇，上面是钛质穹顶，进去的时候要走过一条玻璃覆盖的水下通道，给人无与伦比的体验。
“整个剧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廖英华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中国观众这么狂热。…… 歌唱家们唱得激情四射，非常动人。当他们唱‘我爱你，中国’这样的歌曲时，他们确实是在唱自己的心里话。”
格兰唱的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京剧选段，他被观众的热情喝彩彻底征服了。“简直发狂了！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在这样的音乐会上表演过哪，”他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中国观众对高超技艺和精彩表演极为佩服——听到我唱的每一个特别高音都站起来鼓掌，我连乐队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观众的热情像火山爆发一样，这是我这辈子的第一次经历。”
格兰说，现在回到美国后，他正在继续自学中文。安图内兹新学的用汉语唱歌的能耐已经为她赢得了一场演出邀请，她成了9月份在肯尼迪中心举办的中国音乐会上演唱“白毛女选段”的“绝妙人选”。
“我得学一个新唱段，那全是我自己准备的。凭着那一个月里学到的东西，我自己学会了那段新歌词！”
在中国度过一个月，沉浸在它的语言、音乐和文化之中，这个机会对于许多歌唱家个人来说当然具有绝对吸引力，但是“我唱北京”的终极目标是推动汉语在世界歌剧舞台上使用。我问三个被采访者，他们如何看待未来用汉语演唱歌剧的前景——以及用汉语演唱的歌剧有多大机会能在美国主要歌剧院上演——他们三个人再次表达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我真的相信汉语是个很好的歌唱语言，”沃尔斯特姆说。“只是内容问题，内容决定汉语歌剧能不能得到认真对待。我认为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当它真正实现的时候，很可能还是田浩江在引领这个潮流。
“在美国，两年之内我们就会看到用汉语演唱的歌剧，”田这样预言。“中国歌剧有巨大的、巨大的潜力。我的下一个梦想就是看到一部新的中国当代歌剧，全都由西方歌唱家出演！”
Sheila Melvin常常写作关于中国艺术文化的文章。她是《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如何走向中国》的作者之一，目前正在写一部探索中国文化兴盛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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