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什么？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也不是单纯的哲学，医学充满了科学和哲学，还涵盖了社会学、人学、艺术、心理学等。医学一词要比科学一词起源早。因为，科学一词的出现也才1000多年，而医学已有数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因此，应该是医学的积累、进步以及需求催生了科学。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尽管有人物的说法，但不等同于物。医学研究的是“知人扶生”，知人当然需要格物，科学上只要格物就可致知，但医学上只有格物难以知人，更难以扶生。医学研究的不仅是疾病本身，而且要研究疾病这种现象的载体——人。因此，医学不仅重视高度普遍性，而且重视人体结构、功能及疾病的异质性。医学是通过长期、大量、不间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最终形成最可能适合人体保健、康复和各种疾病诊疗的知识体系。据经典医学书籍记载，现有病种已达4万种之多，加之不同疾病有不同的分期和分型，而且又发生在不同人群或不同个体身上，这就更为复杂。因此，我们认识医学不能千篇一律，对待病人更应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CT、MRI、呼吸机、心电监护、床旁血滤等设备和仪器是没有中西医之分的，它是中性的。中西医临床上都可以把这些东西拿来使用，而且还可以把中医的“道”和西医的“术”很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进行运用。西医的《病理学》、《生理学》和中医的《伤寒论》、《黄帝内经》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只是角度不同而已，怎么可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医学关乎生命。医学研究的对象是有着高级生命形式的人类及其组成形式，而科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是如此高级的生命形式，甚至是无生命的普通物质。科学研究再复杂，最终的定律是物质不灭；医学除了物质不灭外，更要回答“为何生死有期”。医学目前由于对生命本质的无知，故多数理论和实践还是盲人摸象、雾里看花。显然，在生命起源奥秘没被揭示之前，所有关于生命现象本质的解读和认识都是狭义、片面和主观的，充满了随意性。对生命的思考和解读，中医和西医充满分歧，甚至南辕北辙。其实这并不奇怪，实际上是观察角度不同所致。西医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所以常有医学科学的提法。中医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归纳分析和总结之上的，所以不常有中医科学的提法。西医和中医双方对科学和经验的重要性都无异议，可对经验之科学或科学之经验则认识迥异，这恰恰说明了中西医学并无本质区别。
医学，无论中西医临床医学，说到底是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为救命。二者相互关联，但也有些差别。治病是“治”物质，以物质改变物质；而救命是在调节物质表现的特殊形式，以确保这种形式正常存在。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整体中的平衡，或西医所说的内环境的稳定。中药、西药各有优势和不足，西药的优点是成分单一、靶点明确，像是狙击步枪，对病因明确、机制单一的疾病，如淋球菌性尿道炎用抗生素治疗，效果较好；但“顺藤摸瓜”式的机械、线性、单因素的思维方式对多因素、多环节或病因不明的疾病常疗效欠佳，且易误伤正常组织。而中药成分复杂，常常复方使用，具有多靶点、多层次的治疗作用，像散弹枪一样，治疗范围广，适合多因素、多环节、多机制的复杂疾病；但由于作用弱、靶点分散，对特异性病因引起的疾病的治疗效果较差。
在临床实践中，疾病纷繁复杂，许多西医在没有合适西药可用的时候，尽管不会辨证论治，也在按照说明书开中成药治疗疾病（如治疗心绞痛的“速效救心丸”等处方）；同时，许多中医大夫在病情需要时，也会使用西药进行治疗。因此，不应该再去争论中西医的是非优劣，而应踏踏实实地多读书、多思考、多临床，把古代中医没有弄明白的事情一件件去弄明白，把先贤们没有理清楚的一点点理清了，这样才能对中西医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故而，如何把西药用中医学理论进行分类，真正做到中西医思维的结合才是最好和全面的临床实践。
例如在急症医学方面，很多外行人认为中医治病起效慢，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临床工作中，在诊断明确、认证准确、用药精当的前提下，人们常发现看似越急越重的病，起效越迅速。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解，是因为中医治疗的慢病太多，给人造成了一种“中医只能治慢病”的假象，这也恰恰预示着中医危急重症阵地的不断丧失。中医学的属性首先是医学，而医学的第一要务是救死扶伤，如果连急症、危症、重症都不能处理，如何能称之为医学？西医学的很多支持手段给中医治疗提供了机会，在古代没有这些先进技术的支持，病人来不及吃中药就死掉了。现在医院有了这些支持技术，中医中药的使用机会更多，禁忌更少，积累经验也更加迅速，好多中医急诊医生的很多大剂量用药经验就是这样累积出来的。如针对失血性休克，在认真地使用现代输液、输血等技术，更要结合中医“血脱”的救活理论——“无形之气速当急固”，方子用独参汤，即大剂量的人参浓煎频服，既助气化，又有利于输入液体化为津液，对于休克的抢救具有重要的价值。
曾经，现代医学脱胎于传统医学，其后获得了巨大发展；现在，医学出现科学化，导致出现不少难解的问题；将来，现代医学如果能回归医学本源，必将引起医学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