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法律人该如何表达良知
街谈巷议 日前，广州市女检察官杨斌辞职获批。这本来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却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本地媒体争相报道，从而成为一个“事件”。这是因为杨斌不是普通的检察官，2005年，杨斌出庭支持公诉一起母亲溺婴案，当庭洒泪请求法院轻判当事人周模英，她慷慨陈词道：“我们不能漠视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原因和背景，我们不能忘记站在她身后的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苦苦呻吟的人们，以及他们的苦难和命运。这也是法律应有的良知。”指控犯罪的公诉人竟然为嫌犯求情，社会议论纷纷。 杨斌当年受到的争议，以及现在辞职后引发的关注，固然有其个人影响的因素，更多的恐怕是折射出人们对于“法与情”、“法律与人性”等等这些古老命题的思考以及争议。法律以及法律人应不应该关注人性，应不应该关注当事人和公众的情感，具体而言，应不应该同情当事人？法律的良知应当如何体现？ 这些问题不难得到答案。惩恶扬善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惩恶也是为了扬善。从根本上来讲，法律的目的是“善”。作为社会成员，对于人性予以包容和尊重，对于他人苦难的给予同情，这是社会向善的基本要求。法律人作为推动社会向善的重要力量，自然应该心怀善念，善待同类。即便是对于犯罪者，也应该保持必要的同情心。 关键的问题是，法律人，比如像杨斌这样的检察官，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如何体现自己的良知？显然，作为生活中的好人杨斌，已经做得足够多。她成为周模英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亲人，给予周模英及其家人各个方面的帮助，细致到帮助周模英学习文化知识的事情，用无微不至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进而，又发起救助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天祥关爱”计划，发起公益事业，帮助更多的人。对她的这些作为，点一百个赞也不为过。 但做检察官的杨斌，“当庭洒泪请求法院轻判”的行为，让人怎么看都觉得不是滋味。作为一个检察官，在其职务行为中也可以对当事人给予同情，表达良知。我觉得最恰当的方式就是在公诉书中，给予合理量刑建议。这是作为检察官良知最好的表达。但在法庭上，公诉人的主要责任是让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当庭洒泪请求法院轻判”，似乎是越位的行为。你让律师干什么去呢？法庭是个有分工的地方，能做到各司其职已很好。 此外，每一项犯罪的背后，都有社会原因，但在法院，还是要讲事实，讲证据。假如犯罪的社会原因以及当事人所在的阶层，成为判刑的依据，这事实上可能是在损害法律的权威性，与良知就没有多少关系了。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周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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