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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政府放权的程度决定京沪关系，国家开放的程度决定沪港关系。 上海：近代中国的门户 1935 年，在西方的一本旅游指南中，曾这么描写上海这座东方都市：Cosmopolitan Shanghai, city of amazing paradoxes and fantastic contrasts……with its modern skyscrapers, the highest buildings in the world outside of the Americas,……它被称作东方巴黎，一座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城市。 近代上海乃商贸繁荣之地，正如晚清江西人黄楙材，从南昌到上海游历，留下的《沪游胜记》中所说：“沪上本商贩会集之区，自道光末年西番阑入以来，海泊洋艘，八方辐辏，而财赋殷繁，风俗侈靡，冠绝东南矣。” 民国时，上海甚至有了中国的 “华尔街”：上海金融组织的集合区域主要在黄埔滩路、九江路、北京路、宁波路、天津路、河南路，“单是设立在这六条路上的金融机关的总数，已有一百八十余家……”。 近代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在资本市场方面，上海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场和第三大债券市场。上海既是全国资金调剂中心，也是远东国际交易活跃的金融中枢。1936 年，上海的黄金市场全年成交数实际达到 3116 万条，折合美元 1100 余万元。这一数字超过日本东京和大阪之和，也超过了法国的巴黎。“每日交易额之巨，虽不足与伦敦、纽约媲美，然凌驾法、印、日之上”。 西方关于近代史上海的研究很多。在 Murphey 的著作 Shanghai：Key to Modern China 中把上海比作东亚地区吸收西方创新最重要的桥头堡。Rawski 和 Brandt 都认为从 1842 年到 1937 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 1% 左右，上海的现代经济对广大腹地起到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半的城市性质和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催化剂。在上世纪 30 年代，不少于 15 万外国人在上海定居，占当时上海 400 万总人口的 4% 左右。而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3 年上海常住的外国人才仅仅 17.5 万，不足上海常住人口的 1%。 1949 年之前，上海对西方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仅它提供了便利的深入江南地区的经济渠道还因为它自由的环境氛围。曾经远东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因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城市性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直到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上海才出现了真正的城市复兴，而上海在近代的繁荣是最近 20 多年上海重新崛起的重要基础。 上海模式与北京模式：全球城市形成的路径差异 上世纪 80-90 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鼓励全球化，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投资便利化，以信息化为平台，以经济金融化和跨国公司建立分支机构为手段推动资本全球扩张，逐渐形成网络。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地扩张在空间上需要一些门户城市和中介，公司的各级总部逐渐聚集在少数几个超大城市，它们就是全球城市，比如伦敦和纽约。 在这一波全球化中，上海先于北京与西方接轨。90 年代，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对上海的城市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加上上海近代历史和文化优势产生的路径依赖，西方的跨国公司纷纷回归上海作为开拓中国业务的首站，到以前的冒险家乐园重温旧梦。因此上海在外资企业的数量上远远多于北京，例如，目前在国内拥有牌照的外资银行有 42 家，其中有 22 家的中国总部设在上海，业务量最大的花旗、汇丰、渣打、东亚银行总部都在陆家嘴，在大陆的分支机构很多。而在外资银行方面，北京只有 9 家中国总部且多来源于亚太地区。截止 2013 年底，外资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484 家（其中亚太总部 24 家）、投资性公司 295 家，研发中心 379 家，远远多于北京。 但 MIT 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认为上海的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它过于依赖外资和国企，导致本地的民营经济发展落后。在著作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一书中，他在第四章 “What Is Wrong with Shanghai?” 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书中他不认为上海的发展是一个奇迹，并且指出上海的发展模式不利于创新，中小企业很难生存。 与上海的崛起模式不同，北京的发展恰恰是另外一种情形。作为首都，北京的优势是体制内生的，这是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它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北京作为全球城市的崛起大约晚于上海 10 年。在 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后，这个城市才出现了革命性的转折。一是借助奥运契机产业机构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目前金融业、信息产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高端产业都是国内领先；二是借助中国入世，国企改革，国家鼓励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央企为中介，在全球各地资本输出，大大加强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目前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中，75% 是由总部在北京的央企完成的。著名咨询公司科尔尼在 2014 年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北京如果在环境问题上能得到有效改善的话，未来将与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一起成为世界五大一线城市。 正如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雷默在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论文所指出，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 “北京共识”。“北京共识” 是对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和肯定。北京作为一个全球城市的崛起实际是中国模式的胜利，但这种模式其它城市无法复制，因此北京的发展与上海相比更难说是一种胜利，而只可看作是中国大国崛起中的一个标志。 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北京 vs 上海 目前虽然在经济总量和常住人口的数量上，上海依然领先于北京，但 2013 年北京的城市就业总人口已经首次超过上海。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北京和上海在多个空间尺度中展开竞争与合作。在区域和都市圈层面，上海凭借发达的长三角和合理的城市规划区域布局领先于北京，但是在国家层面上北京一直领先于上海。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上海拥有外资企业的优势，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直领先北京，但是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国际影响力已经渐渐超越西方国家的背景下，尤其是央企的壮大，北京已经逐渐占据上风。在 2014 财富世界500强中，总部位于北京的有 52 家，位居全球第一，上海只有 8 家。根据 2013 年麦肯锡的城市研究报告，2010 年中国年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司一共 800 多家，总部在北京的公司的总收入占这 800 多家公司总收入的 46%（下图，来源: Urban world:The shifting global business landscape）。 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已经反映在一些国际智库的城市研究报告中。在表 1 列举的城市研究排名中，香港全部位居中国城市第一位，上海只有金融中心的排名中，凭借证交所的优势领先于北京，其它四个排名北京全面超越上海。 表 1：京沪港在主要智库研究报告中的排名
具体到金融行业，上海与北京比并不是高枕无忧的。从数据上看最近 8 年，上海和北京的金融业增加值交替领先（表 2），但这只是狭义的金融服务业的概念。克鲁格曼和萨森的研究都指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的发展与相关的专业服务业如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咨询、广告、信息服务业密切相关，这些产业在 CBD 集聚并形成先进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因此，现代的金融中心，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表 2：2007-2014 年京沪金融业增加值对比，单位亿元 目前上海专业的法律和会计服务人才不仅大大落后于伦敦，也不如北京和香港，这对未来上海金融中心的可持续竞争力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外， 90 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中心的发展轨迹看，越来越强调含糊不清的软实力，比如不对称信息获取和决策功能、制度优势等等。这些方面上海与北京比都存在明显差距，造成上海的一级市场远不如北京发达。未来金融方面的创新和监管的放松将直接决定京沪关系走向，例如注册制的改革更利于市场导向型的上海，而会削弱北京在审批方面的优势。 上海的未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90 年代之后，互联网和新的通讯技术迅速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引领人类的科技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科技创新正引领了新一波的全球化的到来，在这个进程中崛起的全球城市，突出了信息全球化的特征，带有明显的知识经济的内涵，比如旧金山-硅谷等在这个过程中崛起为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互联网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崛起已经使科技服务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与金融服务业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 中国目前在科技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内的互联网巨头也不仅仅满足于国内市场取得的成绩。百度斥资 3 亿美元在硅谷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是其对硅谷提升兴趣的一个标志。腾讯在海外市场的扩张主要依靠微信，微信在海外市场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 1 亿次。阿里巴巴已经在纽约上市，并创造了最大的 IPO 记录。但这其中缺乏上海企业的参与，是应该值得上海反思的。正如黄亚生教授 2007 年书中的观点，过去 20 年上海的发展模式不利于企业家的培养和创新。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北京提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而与此同时，上海也致力于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未来的城市发展定位中，京沪将面临直接竞争。与政治色彩浓厚的北京相比，上海最大的优势是背靠市场发育完善的长三角地区。这一地区从宋代以来就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工商业发达，市场经济氛围浓厚，这是上海未来与北京竞争的最大砝码。 上海应该致力于建设市场机制主导的科技创新中心。建立科技创新中心，应该把科技创新看成市场驱动的商业行为。科技创新是 “果”，市场驱动才是 “因”。创建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问题，是建设合适的市场环境。市场机制的好坏，是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败的关键。熊彼特认为：只有将发明用于经济活动并取得成功才是创新。潜台词是：发明容易，取得经济成功难。有统计表明：平均 3000 个新想法，才有一个能取得市场成功。 对于政府来说，找准定位同样很重要，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具体到上海来讲，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过去 15 年中国大学的扩招大大增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未来的计划应该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尖端人才。第二，改善商务环境和法律体系，减少行政监管，尝试以自贸区为平台建立与西方英美法系接轨的法律制度，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促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第三，充分利用长三角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鼓励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先锋作用。第四，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更加开放互联网，真正融入全球信息化时代。第五，尝试允许更多的私人部门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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