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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侠飞回忆：“下午6时半左右，小队长留两个英兵在碉堡内，他自己和其余英兵包括我在内，一起向东撤退到西藏路东侧中国银行仓库。这个仓库与四行仓库东西相峙，但它的地位属于公共租界。”
回来以后，英军小队长即对郑侠飞说：“今晚没有事了，我们休息吧！”
郑说：“我即和小队长和衣躺在行军床上。但我想外面战事这样紧张，小队长却叫我休息，其中一定有什么花样，便假装睡着。没有几分钟，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去，我也跟着出去。刚出中国银行仓库门，我被小队长看见了。”
英军小队长随即说：“外面危险，你不要出去，留在里面。”
郑“即退入门内，窥看路上的动静”，此时，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原来中国银行仓库在西藏路上有两扇大铁门，这时小队长把一扇铁门打开。”
郑回忆说：“我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才了解是执行上级命令，掩护四行仓库孤军撤退。”
此时已是30日子夜，马上就是31日了。
陈德松回忆说：“三十日夜十二时左右，准备工作就绪，谢团长下令突围。日军在探照灯的照明下，用轻重机枪封锁通往租界的马路，谢团长指挥我们动用所有的轻重武器，把探照灯打灭，把敌人火力压下去，然后分批撤退，以最快的速度跑向租界地境，三十分钟后，谢团长随最后一批战士进入租界，列队后发现伤亡三十多人。
桥对岸的郑侠飞说：“日军用探照灯照亮了四行仓库的东南角，连英军原来驻守的碉堡也被照得清清楚楚。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探照灯突然熄灭，路上一片漆黑(后来听孤军杨排长说，是他用机关枪把日军探照灯打掉的)。探照灯被打掉后，800壮土开始撤退。他们把烟纸店门口的工事拆掉，然后一个个从店内柜台上跳出，穿过西藏路街心，几步就跃入对街的中国银行仓库。”
据张柏亭回忆，打灭日军探照灯的是租界地英国驻军。他说：“一切都照预定进行，斯马莱特将军亲自在新垃圾桥旁指挥，午夜当日军探照灯照耀如同白昼时，英军由桥头碉堡中，使用小钢炮连续猛射，一举将其击毁，但其机关枪实施标定射击，孤军冲过北西藏路时，仍有多人受伤，杨瑞符营长左腿也被击中。”
对此，杨瑞符回忆说：“时已深夜十二时，我军开始遵命向英租界撤退，奈敌寇事先已明了我军撤退企图，除以探照灯和机关枪四挺严密封锁我必经之西藏路外，并以各种火力集中压迫，弹如雨下，我军仍以不屈不挠之精神，竭力施行火力制压，并利用敌火稍为间断时间，奋勇冲出，不幸当我随队冲到西藏路口时，被敌弹洞穿左腿。直至深夜二时许，我收容部队已安然退出，我受伤十余人及高悬屋顶之国旗，均安全携出，余心大慰。”
至此，八百壮士突出重围，按原定计划，应该到沪西“归队”了。事前，张柏亭已经与谢晋元约好，31日凌晨，由张“到漕河泾法租界边界附近，准备孤军到达后，为他们处理一切问题”。
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事情。
张柏亭回忆说：“八百壮士通过新垃圾桥后，租界当局要收缴武器，车运胶州路羁留，全体孤军情绪激昂，声言武器为军人第二生命，不能离手，他们宁愿重返四行仓库，继续固留到底，僵持了数小时，情形极为紧张，我在漕河泾久待孤军不至，心知发生了麻烦，驱车赶到新垃圾桥，看见那种情形，劝阻谢晋元同志暂时忍耐，其中必有原因：同事租界在场人员，也力言这是租界的规定，只是替孤军代为保管武器，当场点明数量出具收据，决非缴械可比，情势才告平息，遂即乘车送往预定的地点。”
郑侠飞说：“孤军全部撤入中国银行仓库，已是后半夜，即l0月31日零时左右。这时，谢晋元团长和800壮士被迫把武器交给英军，英国兵陪谢晋元团长进入仓库底层的办公室，即我和英军小队长原来睡觉的地方。当时在场的有谢晋元团长、万国商团司令马飞少校，还有两个英军和我。谢团长面容憔悴，满眼红丝，流着眼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但精神很好。他和马飞少校谈话时，由我任翻译。谢团长在谈话中，有时泣不成声，于是大家只好默然相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晋元团长。”
忿怒的张柏亭，当即去找杨虎，杨随即打电话给斯马莱特，“责其背信”，据斯马莱特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不是英军作梗，而是日方向工部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威胁租界当局，如果准孤军通过，则日军也将开进租界，追击孤军，使租界当局不得不苟且应付。”
张柏亭随即又去找俞鸿钧，一见面就“气冲冲”地问他：“昨天协议时，
张柏亭说，当时，“
对此，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的王绍齐有不同的见解。他说：“至四行仓库之八百壮士的撤退，系应公共租界当局的要求，奉军事当局的核准，商由驻沪英军掩护撤退入租界。爰中国军队在平时本不可能携械入租界，何况在战时，此为吾人应有之常识，八百壮士初不明原委，一度拒绝缴械，旋经解释即顺利缴械入营。此事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接洽者为市府英文秘书
据郑侠飞回忆，31日“天蒙蒙亮”的时候，马飞少校对他说：“请你告诉谢将军，我们调一个地方，让他好好休息。”于是谢晋元、马飞和郑侠飞三人转到北苏州路河滨大厦三楼的一个房间里。郑侠飞说：“这是事先预备好了的。”
郑说：“大约早晨8点多钟，我们三人又坐小轿车到跑马厅二楼休息。上午10时，马飞少校叫我对谢团长说，现在营房已经准备好了，请到营房去休息，但他没有说出营房的地点。谢同意后，我们仍坐小轿车出发。”
郑侠飞回忆说“当轿车出门时，门前门后，街上墙上，甚至屋顶上都站满密密层层的人群，大家热烈鼓掌，高声欢呼：‘抗战英雄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由于人群拥挤，车子几乎开不出去，只得缓缓前进。谢团长一面流泪不止，一面对人群不断举手行礼，我和马飞少校也跟着行军礼。
谢晋元等人要去的地方，就是“孤军营”，陈德松回忆说：“工部局把我们送到跑马厅，第二天上午转移到胶州公园，这时全团计约三百五十人。”
郑侠飞回忆说：“营房在沪西新嘉坡路40号对过的一块空地上，面积有数十亩，附近就是胶州公园。这块空地坎坷不平，垃圾满地，搭有大小帐篷，大帐篷搭在四周，小帐篷搭在中间。空地四周围以铁丝网，大门口由万国商团白俄团丁守卫，有时还在铁丝网四周内外巡逻。我们到时，800壮士已先到达，住在大帐篷里。谢团长和800壮士都只许在铁丝网内活动，不能出大门一步，我因是万国商团华队队员，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俘虏营，不过我们中国人则尊称它为 ‘孤军营’。”
从此，谢晋元等人就被羁留在“孤军营”。
多少年以后，在回忆录中，原88师师长孙元良仍忿忿不已地说：“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对于真正溃逃租界、籍保生命的日军完全放还，武器也一并送还，而对我孤军则不能做同样的处置！虽由环境使然，出于无奈，然而有强权、无公理丑恶怯懦面目又在这般人身上再度显露一次啊！”
八百壮士中，唯一没有进孤军营的，正是在突围中受伤的英雄营长杨瑞符。他后来回忆说：“我此时承英驻军之厚情救护，送护医院疗伤，我营奉命死守闸北之任务，算告结束。”
此后，杨瑞符辗转来到后方养伤。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题为《孤军奋斗四日记》的回忆录，刊登在四川合川的《大声日报》上。
1940年，杨瑞符因伤重不治逝于合川，年仅3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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