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隐喻的疾病是人为制造的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变得活灵活现。 如一九七六年，“四人帮”除了成为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毒瘤”。 在雨果以法国大革命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九三年》中，被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郭文为革命开脱责任，尽管革命造成了流血，这当中也包括自己行将面临的处决：“因为这是一个风暴。风暴永远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只要有一棵老橡树被击倒，无数森林都会健全起来！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能有别的办法吗？它所负担的是那么艰巨的清洗工作！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 而当一位中国老奶奶拿她调皮的小孙子没办法的时候，也常常会把他称作“小瘟神”。但实际上，疾病仅仅就是生理性的疾病而已，它的隐喻化是人为错误的产物。在这种隐喻的文化中，最容易被权力挪用的恰恰是那些貌似“邪恶”或“不洁”的疾病，它们被人为地与“道德”挂钩，成为卫道士们打压旁人的武器，也可能成为权力机关的话语武器。 “梅毒”为什么能成为打压人的话语武器前几年流行一句骂人的话：我唾你一脸的梅毒！这是一句非常不可思议的句子。一是因为语法之突破，二是语气之恶毒，确然为刻毒之最。但当“梅毒”二字成为一些社会机构手里的“棒子”，成为那些隐秘环节的帮凶，那么就需要警惕和反思了。 在十九世纪的疾病中，最经常被当作邪恶之隐喻使用的梅毒是继结核病后又一种声名狼藉的病灾，它一点也不神秘。感染梅毒，是一个可预测到的后果，通常是与梅毒携带者发生性关系所致。因此，在所有那些附着于梅毒之上的充满犯罪感的性污染幻象中，不存在一种独特的被认为特别容易感染该病的人格类型。梅毒起着一种天罚的作用，它意味着对不正当的性关系和嫖妓行为的一种道德评判，而不是心理评判。 梅毒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羞耻的、粗俗的疾病。反民主派人士用它来描述平等时代的渎神行为。波德莱尔曾写道：“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已经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们都染上梅毒病体一样。”作为一个隐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为这种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病毒的遗传（易卜生的《群鬼》），性冒险带来的风险（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伏尔泰的《赣第德》——这些，都充满了对梅毒的恐惧，但没有神秘。梅毒的病因是清楚的，而且被认为是单一的。 在法国哲学家福柯的书中，梅毒也被讨论过，位置在麻风与疯狂之间，大概是一个过渡时期，在疯狂取代麻风病成为一种“非道德暗示”之后，梅毒便复原为普通性病。而在现代医学中，梅毒的病理已经很清楚，并且能得到有效治疗。但对“梅毒”的恐惧和想象依然会被现代权力机制所利用，成为受歧视和侮辱的隐喻和象征，成为打压对手的手段。 疾病的政治在于驱除异己疾病是与人类生活高度关联的自然生理事件，但又是负载着道德倾向与价值判断的文化事件，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连社会结构、国家权力等都牵涉其中的政治性的隐喻。 虽然“全球化”是今日之事，但对某种疫病患者的歧视却是全球各地千百年的习俗。例如，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都曾把麻风病患者看成鬼怪，认为是神对人的惩罚，对患者实行隔离甚至迫害。对麻风病人实施的驱逐与隔离，启迪了人们对新型瘟疫暴发时不幸染病者或疑似者的驱逐与隔离；而对所有疫病患者的驱逐与隔离，导致了人们对政治异己的驱除和对整个社会的分隔。 由疫病控制引出了种种“规训”与“惩戒”将人们进行复杂的划分与深入的组织监视与控制，也是疫病影响、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方面。疾病本是个体生命的暗面经验，是由生到死再平常不过的生活过渡，但每个人的健康已经与整个现代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最终落实到某种权力政治体系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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