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台湾的曾永义以『腔调说』谈南戏及北曲史之误

小谈台湾的曾永义以『腔调说』谈南戏及北曲史之误

 

像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里指出了南戏和宋杂剧无关起，肆后一大票的戏曲学者皆学步于王国维，力主南戏是出于民间的里巷歌谣，并举了一本几百年后，有清初何焯的而挂名为天池道人所著的《南词叙录》里的『宋人词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的后世猜测之辞，当成史料，于是像是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史》就未考明史料真伪，就大胆下定论，指南戏起源『不是从传统的宋杂剧中发展出来，而是从当时、当地的民间歌舞中产生出来的』。

这种说法，只要查证一下，这些南戏曲牌的源流，尤其是应查明当日的南戏的作者群的主要成份的书会才人（以永嘉的书会为首，故早期南戏才以『永嘉戏曲』为名）所据以编剧的曲牌的出处，即可以如上，看出了和南宋流行的慢曲、法曲、宋词等大有相关。而于南戏戏文所采的十三调，仍是有宫调为名，故所谓《南词叙录》的『不叶宫调』，只是清初何焯挂名了天池道人，看到当日的南戏剧目，伶人都是随口唱的徒歌的表演形式，没有使用伴奏乐器，或虽有采伴奏乐器，但当日南戏的演唱，都是乐器跟着唱口的音高而随声而伴奏，一如明代的昆曲演唱亦用乐器配合唱者的音高而依着演奏而不叶一定的宫调，沈宠绥在《度曲须知》里就指出了像南曲的昆曲这种等同『唱调』的不合宫调之实。

因此天池道人的『不叶宫调』不是因此南曲必没有宫调，即便南戏的宫调未必像北曲那样恪守于元朝由乐器定宫调的音高，唱者依乐器的音高调整出腔发调的音高，因为南曲由唱者主导，因而宫调沦为只做为『声情』属类的大致标识而已。

而《南词叙录》的『宋人词益以里巷歌谣』，也不是实录，而是以数百年后的明朝此一作者，看到当日南戏的曲牌，有像宋人词的，也有一些曲牌名字像是出自里巷歌谣的，如《福青歌》等等，于是臆度之辞出口成章，又被后世戏曲学者，不考其文还混有清初何焯的注解文，亦不考明朝人的猜测宋事的文字是不足为史料的，反而一味据以用冥想论学的事件层出不穷。像是2003年曾永义《俗文学概论》书中，仍持其1997年初发表及收入于2000年《戏曲源流新论》里的故说，以南戏二阶段之起，一为『鹘伶声嗽』期，在永嘉初起，以乡土歌舞为基础所形成的小戏，而定于北宋徽宗时期。二是转为『永嘉杂剧』乃吸收流入民间的官本杂剧形成，乐曲是里巷歌谣和词调。其论十分可议。

 

约言之，如定南戏起于徽宗时期，即误；而徽宗期永嘉竟有乡土歌舞，以当地字声化为腔调的小戏，完全不合史载徽宗大晟乐推行下全面毁既有俗乐而颁新律新定曲子及宋史里所载当日民间俗乐都是『先制谱，后命词』（《宋史?乐五》）之史实；而南戏戏文的作者论的把捉是十分重要的，南戏不是乡下某些人民自搞的戏，而是因北宋末废大晟乐府，乐工四散，加上南宋初年，废除教坊，乐工再四散，于是于永嘉首产生了制作南戏戏文的书会，因为书会结合了文人及四散的教坊乐工，于是可以创出曲牌，配出音乐，造就一只只曲牌，曲牌的音乐由乐工写就，也许他在创某少部份曲牌时，也可以采永嘉当地的里巷歌谣的整只或一部分当素材，或改编永嘉当地的里巷歌谣，也可以自创，而牌名也可以看出自创乃是占最大宗，而且不少是取宋词的词牌名称另创新旋律，他就以自己的能力写出了曲牌音乐，而后由书会才人为之填出曲辞，而也取用当时南宋的大曲、法曲、慢曲含引、近及宋词或唱赚的曲牌；而且即如北宋词人的曲牌，到了这些书会才人及乐工的手中，旋律也从『汴都正音，教坊遗曲』转而成了『淫哇』之曲（见南宋刘埙《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四库全书珍本四集》），也非以往北宋时词乐之旧。

书会才人从事的创作不少，像是宋末元初的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章，提到『书会：李霜涯［作赚绝伦］、李大官人［谭词］、叶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猢狲］、贾廿一郎』，可见南宋杭州的书会的才人有写赚的，有写谭词的，不一而足。就在南宋末年理宗及度宗时期的吴自牧所写的《梦梁录》里，即有指出社会上『更有一等不着业艺，食于人家者，此是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的人，也是酿生书会的生力军。又像是南宋末年的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也指出了：『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

这『市井做赚人』即往往亦是书会的一份子，从沈义父的文字里可以看出，一首词或赚的成就，有属于『才人』的『市井做赚人』及『教坊乐工』共同合作，而且从沈义父的文字里也可以看出，合作时都是『依腔填词』的，因此教坊乐工有知乐之才，写出来的乐曲旋律好听，而反而是填词的才人，顺着旋律虽十分合腔但文字不佳；而所谓前辈文人，对词牌旋律没有知乐的才能，因此不能就既有的己先有的固定的词牌唱腔，去配合填唱来适当的用字，以致于光是重视文彩，才有『不谐律腔』的问题发生。而同样，要成就更多词及赚构成的套曲形式的南戏戏文，更是『才人』及『教坊乐工』去成就一只只曲牌，断然不是不知所谓的『民间』何人，去依当地腔调去依字声行腔，于是大量曲牌可以成就。

 

吾人十分怀疑沈义父因为对于戏文及赚之别不很熟悉，所以他在文中所指的『市井做赚人』，实即也写戏文的才人，只是因为就词牌而言，成套的词牌所构成的『赚』和加上了宾白所构成的南戏之间的界限，沈义父未着意于此，故这段话，实叙述了南宋末年南曲戏文写作的生态，由才人及教坊乐工的合作。而永嘉的书会［按：书会，犹今之言笔会，『书』指，书写、创作之义，书会即从事于创作的文人的团体』则以编写南戏剧本最为有名。而杭州的书会编的戏文，有『古杭才人新编』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及『古杭书会』的『才人』编写的《小孙屠》。而在《宦门弟子错立身》里，也有『真字能钞掌记，更压着御京书会』之语，提到了要和另一由关汉卿领导的编写北曲杂剧书会里为首的北京的『御京书会』争风。像前述《张协状元》的『占断东瓯事』的『东瓯』，即指永嘉；而数十年前发现的明代成化年间的《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里的末角开场所道的『亏了永嘉书会才人，在此灯窗之下，磨得墨浓，蘸得笔饱，编成此一本上等孝义故事』里，即知此本戏文也是出于永嘉书会的才人之手。且剧内又提到了其对手的『九山书会』，也是永嘉当地另一编写南曲戏文的书会。

 

在南戏的早期，吾人不但发现其所采用的十三调，每一调于运用时，都可以采用跨宫调的十一只曲牌如上所述的『【赚犯】　【摊破】　【二犯】　【三犯】　【四犯】　【五犯】　【六犯】　【七犯】　【赚】　【道和】　【傍拍】　　己上十一则，系六摄，每调皆有因』。即每一宫调，都可以使用以上这十一只曲牌，但都有『因』（『序子』），这十一只曲牌，从张炎《词源》看出，乃使用六均拍的『引、近』类慢曲。而且，吾人从《十三调南曲音节谱》目录，亦可以看出此音节谱，构成，还包括了征调曲，此系大晟乐之下，所创造出的词牌，也有指出了在双调内收有『夹钟宫俗调』，并指出如【驻马听】【风入松近】【淘金令】（金字令）【二犯江儿水】等等都属于『夹钟宫』（均调名的命名法，实即中吕宫）。以南戏戏文的曲谱，竟把某些曲牌应用到了夹钟宫，却还指为『俗调』，可知编此谱的书会才人，必不以其自身为列身于凡俗的编户齐民之列，应以知识分子自负，亦以南戏戏文而自负。

 

于是再思索，像是《南词叙录》算是一部误戏曲界至甚之书，中国戏曲史如果论南戏是依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史》的未考明史料真伪，就大胆下定论，指南戏起源『不是从传统的宋杂剧中发展出来，而是从当时、当地的民间歌舞中产生出来的』，则一部中国戏曲史，再怎么加详，都是立论错误。而且如果连南戏是依腔填词都没有去考明，其明载于宋史，谈南宋当时的俗乐，即民间的乐曲，都是依腔填词的（按：《宋史?乐五》（绍兴四年）『（雅乐）崇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当然，俗乐也也包括了不但宋杂剧等等，也包括了当日初起的南戏在内，其实，我们如能读《宋史》该段文字，实是指称当日除了雅乐以外，当日所有的中国各种歌曲唱腔都是先有唱腔后填词，连雅乐在北宋徽宗崇宁年以后都亦如俗乐一样，即，天下所有的歌乐都是依腔填词，于是断无宋代的南戏或连同宋杂剧里的歌曲或大曲、法曲等等，会有因着某地的口音发而为唱腔的腔调之说的立足之地，而都是先有唱腔，再由才人依己意的想如何填就填字进去。于是『腔调说』的全属空中楼阁以是可见。

 

如果把一部中国戏曲史，最重要的南戏的诞生，想成是民间歌谣而且还是永嘉地方话依字声行腔得出了永嘉戏曲，一路谈到昆曲都用幻觉，及照着今世学术巨骗洛地此人的词乐曲唱之说搬用，想成是依字声行腔，奉行『腔调说』，连北杂剧，明明周德清于中原音韵里讲到当时天下语言统一而于序中称『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声调』，没有关汉卿山西解州人、郑光祖山西平阳人、白朴山西人，后居河北真定，又移居江苏南京、马致远河北人，因分属不同籍贯或又移居它地，因此创作起来，用语各有其腔调及韵，反而都是一律为『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皆使用语言一致的天下通语，除了南方以外，北杂剧都是用中原音韵，断无什么其他腔调成立的余地，不然元曲在杭州不就应有北曲杭州腔，南京应有南京腔，东平应有柬平腔等等了，而周德清此一生活及专究于北曲的行家，没谈到北曲会因地域不同而有腔调之别，反而指出：『沈约之韵，乃闽浙之音袭中原之韵者。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约韵』，反而指出了杭州附近吴兴于元代末际流行的南戏文，采用了汴梁的声韵（按，约韵，即指的是北宋京城开封的北宋官话，即北宋读书人应考所用的声韵书《礼部韵略》），而南戏文用的仍是南宋沿自北宋的官话，亦反而从周德清之言，可以考信南戏（永嘉戏曲，温州杂剧）用的是从北宋沿袭至南宋的官话，根本就不是什么永嘉方言，则腔调说更加一层的证据证明其纯属虚妄了。然而谈北曲，反未考实《南词引正》的处处伪迹昭然，而去误信伪书《南词引正》里伪造的『黄州调』『冀州调』『中州调』等等，来强调北曲也是依地方语音而依字声行腔，而没有查证周德清在《中原音韵》里所说的『先要明腔，后要识谱』，因北曲是先有乐谱，再填词，所以周德清要填词者先要把曲腔关系搞清楚（『明腔』），并且要认得每一只曲牌的旋律（『识谱』），及明嘉靖年间于昆曲初起前的黄佐在《乐典》里所说的元曲是『依腔填词，一定不易』，如果不知道北曲的先有唱腔，后有填词，则光凭在海市蜃楼里，臆想北曲是依字声行腔创出曲牌来，而且又臆想昆曲南曲是由腔调说的依字声行腔去唱出来而写了《从腔调说到昆剧》之类内容含如上所举列的，背于史实而诬及昆曲的著作出来。则一误再误，和史实脱节。（刘有恒，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