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播之役

明朝共276年，贵州几乎就没有消停过，朝廷的征服战争、贵州内部的权力争夺一直断断续续。而最惨烈、最伤元气的是神宗万历年间镇压播州杨应龙的反叛和天启年间平息水西安邦彦的叛乱。
        镇压播州杨应龙的反叛,史称“平播之役”，是明神宗在位48年内朝廷投入力量最多的三大征战之一，它与平定宁夏哱拜叛乱、东征援朝御倭并称为“万历三大征”，也是遵义这片土地上迄今规模最大的战争。在这场战役中，明廷由15个省调集兵力24万，与杨应龙守的16万叛军血腥厮杀，双方投入兵力超过40万。如果加上用于后勤运输的人力，双方投入这场恶战的人数达百万之众。有史料载，平播之役“斩级22687颗”、“招降播民一十二万”。直到今天，当地的老人说，山下涨大水时还曾有白骨漂上来。伤残的人数没有做过统计，但有些记载可以侧面反映，据说在1600年明朝的军队包围杨应龙的老巢时，他退守到海龙囤的总兵力只剩下1.6万。
        前后历时114天，耗费了湖广、四川、贵州三省的财力。曾经担任过内阁首辅的申时行对播州之役付出巨大的财力深感痛惜，认为这次战役使贵州、四川和湖广三省“耗费以巨亿计，楚蜀之间绎骚甚矣，穷兵殚财。”
        “播州之役”到底耗费了多少钱粮？三年后，户部尚书赵世卿在他的一份奏疏中说耗费白银一百二十二万七千余两；七年后，刑科左给事中曹于汴在他的一份奏折中说播州之役所费白银三百余万两；十八年后，河南道御史唐世济在他的一份奏疏中说播州之役费至二百余万。现代学者刘利平在《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一文中详加考证，认为川、贵、湖三省在播州之役中实际花费的军费总计约合白银2528258 两，善后开支当在110 万两以上， 善后开支连同战争本身花费共计362万余两白银。
        发生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水西彝族土司安邦彦的叛乱，我没有仔细地去寻找财产损失的数字，只想从史料中罗列几段文字，证明人员伤亡的惨重：
        熹宗天启元年，乌撒（今威宁县）土府安效良背叛朝廷，依附水西安邦彦，率所部围攻乌撤卫城，卫官率军拒守，后援断绝，城池陷落，“指挥管良相等阖家举火自焚，军民残杀殆尽，城楼、官署、学宫、祠庙、附郭、军屯，尽力焚毁，复东出攻陷军屯，野马川被祸尤惨。其时，野马川之百户戍兵尽驱入干河桥之前山洞内，用火烧死之。”（《威宁志》）
        天启二年二月，水西安邦彦和水东土司宋万化的十万叛军围困贵阳，时间长达近一年，兵民相食，据传逃入贵阳城内四十万，最后吃到还剩2万多人。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明史·朱燮元等传》：“时寇乱久，井里萧条，贵阳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而将士多杀降报功，苗不附。”
        据《明熹宗实录》记载，“贵阳城中军民无虑数万人，及解围之日存者仅二百余人而已。”当地的乡官潘润民仅有的一个女儿也被守城的军士烹食了，另一个名叫周思稷的人自杀犒劳军队。云南道御史王尊德在一封奏折中写道：“先是，城外并乡间入城男妇将四十万，至十一月末，俱死尽矣，逃出者万分之一，存者乡宦四五家，各不过七八人，合两院各官与士民之存者不过两百人。”“逆酋攻围十个月，更番添兵，至于斩桥列棚，烽火连天，喊声震地，城内米一斗用银十九两，军民食人肉且尽而坚守愈厉。”
        贵州巡抚王三善在解贵阳之围后，率二万人轻敌冒进，于天启三年正月在陆广河遭遇埋伏。土官何中尉乘此机会占据龙里，李阿二围青岩，安邦彦的得力干将宋万化、吴楚汉分左右两路直逼贵阳。明朝军队只好回撤，王三善令祁继祖夺取龙里，令王建中、刘志敏救贵阳。“继祖燔上中下三牌及贼百五十砦，建中亦燔贼四十八庄……三善又夜遣建中、继祖捣楚汉八姑荡，燔庄砦二百余，薄而攻之，贼溺死无算。”（《明史·王三善传》）
           天启三年正月，贵州总理鲁钦协助王三善乘胜追击擒获安邦彦的主将何中尉、宋万化，移师红崖，“五战，斩首万八千，直抵大方。”（《明史·鲁钦传》）
        天启三年三月，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直入水西的中心区，水西土司安位的母亲奢社辉被迫放弃其本部大方，逃至火灼堡，安邦彦逃奔织金。四年正月，王三善占领大方之后因粮草不济，将大方付之一火烛，“尽焚大方庐舍”。
        王三善在从大方返回贵阳的途中，被奢崇明打入内部的奸细陈其愚谋害。奢崇明乘势率数万众尾追，鲁钦率部奋力抵抗，激战数日，“杀伤相当”，最后力不能支，自刎而亡。“贼烧劫诸堡……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变成一片焦土。(《明史·贵州土司》)
        鲁钦等从陆广河返回贵阳，中埋伏，“败死者千人”。（《明史·鲁钦传》）
        天启四年，王三善死后不久，都匀、凯里等运粮通道继而又被安邦彦的叛军占据，贵州总督蔡复一命令总兵官刘超和鲁钦回援，夺回岩头寨，移师平茶。又进击侵犯普定的叛军于斑鸠湾，在汪家冲、蒋义寨几番激战，鲁钦、黄钺等“合追至河，斩首千五百级；搜山，复斩六百余级。”前锋张月鹏、邓玘“深入织金，先后斩首千余级。”（《明史·鲁钦传》）
        就在叛军返回的途中，遭到明朝军队的攻击，“贼返故巢，鸿图、从仪等攻之，破焚一百余寨，斩首千二百级”（《明史·周鸿图等传》）
        从平越卫至清平卫，其间两百多村寨都被安邦彦控制下的当地少数民族盘踞，甚至石阡、余庆一带都经常被其骚扰，尤其是长田的天宝、阿秧危害最甚。鲁钦等“三道进，大战米敦山，生擒天宝及阿买，先后斩贼魁五十四人，获首功两千三百五十，破焚百七十四寨。”（《明史·鲁钦传》）
       在鲁钦等陆广河失败后，巡抚蔡复一、御史傅宗龙等设谋击。“破乌粟、螺蛳、长田的叛苗，毁寨百七十”。（《明史·傅宗龙传》）“斩七百余级。”（（《明史·蔡复一等传》）
        今天从史料中提炼出当年战事中巨额的财富消耗数字和动辄上千的人员伤亡数字，三百多年过去了，心里仍感沉重。这些数字的背后是血泪，是惊人的财产损失，是鲜活生命的消失。海龙囤被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等机构遴选为2012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贵州考古工作者科学、严谨而又辛苦工作的成果，甚至有人为此欢呼，隐然感觉到又可以确定一个开发项目。但是，当我们站在海龙囤山顶，满眼废墟，断垣残壁刺激着人性最敏感的神经，没有兴奋，忍不住感慨唏嘘，心中隐隐作痛。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总督李化龙在重庆登坛誓师，四川、湖广和贵州的军队共计约二十四万人由他统一节制，分兵八路，总兵刘綖出綦江，马礼英出南川，吴广出合江，曹希彬
        出永宁，童五镇出乌江，朱鹤龄出沙溪，李应祥出兴隆卫，陈璘出白泥，从北、东、南三面包围，每路约三万人。水西土司安疆臣在西面布控，防止杨应龙逃窜。在辽东屡经沙场的总兵官刘綎骁勇善战，由南向北，势如破竹，破娄山关，直抵海龙囤。俟各路大军达到之后，于五月十八日对海龙囤形成合围之势，轮番进攻。杨应龙凭着雄关天险，借助滚木、礌石殊死抵抗，但是不能从根本上阻挡明军的进攻。六月初六，杨应龙在火光和杀戮声中用最原始的自缢方式结束了生命，两位小妾周氏、何氏也自缢殉葬，用最原始的方式向叛臣表达了女人的忠贞。而他最宠爱的娇妾田雌凤没有和他同赴黄泉，哀求冲进来的士兵给她一条生路。他的家人共计100余人被绑赴重庆审查，儿子杨朝栋、弟弟杨兆龙等70余人押赴京城，最后被斩于市。
        贵州水西土司安尧臣死后，年幼的儿子安位继承宣慰使。安尧臣的妻子奢社辉是蔺州土司奢崇明的妹妹，和当年的奢香来自同一个家族，她也效法奢香摄理水西事务。虽然,她与奢崇明的儿子奢寅之间有利益之争，与安尧臣的弟弟安邦彦之间有权力争斗，但都心怀异志，但是当奢崇明于天启元年在四川谋杀巡抚，公开扯起大旗对抗官府，分兵进攻合江、纳溪，攻破泸州，占领遵义之后，姑侄之间、叔嫂之间捐弃前嫌，奢社辉和安邦彦在贵州旋即响应，次年二月包围贵阳。此后，东到凯里、镇远和施秉，南至龙里、都匀和麻哈，西边从贵州的普安延续到云南，北边从贵州的威宁波及到四川和重庆，到处是战火，遍地是烽烟。在这场战乱中，四川巡抚徐可求被谋害了，贵州巡抚王三善战死在疆场，称为西南大将之冠的总理鲁钦兵败自刎，知府、总兵官死亡数十人，总督更换了好几位。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九月，再次下诏启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首功的朱燮元担任总督，举贵、湖、云、川、桂五省之力，合兵进剿。次年，朱燮元采取斩首行动，命令其主力向叛乱主犯奢崇明的统治中心永宁发起攻击，奢崇明与安邦彦都被斩杀。朱燮元考虑到水西山深林密，陷阱重重，吸取王三善轻敌冒进的教训，于是扼其要害，形成百余里的包围圈，四面交攻，断其粮草，“或斩樵牧，或焚积聚”，逼迫其坐以待毙。明军封锁水西一百多天后，安位感到难以支撑，被迫发出投降请求，奢安之乱至此基本平定。这一场战乱前后持续超过十年之久，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
        每当看到史书上这些血淋淋的记载，仿佛听见亡灵的哭泣。贵阳的城墙角下，今天繁华与喧嚣已经拂去了那段惨绝人寰的悲鸣。陆广河风景区旖旎的山水正在吸引着纷至沓来的游客，人们几乎都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肉搏。躺下的无论是战友还是敌人，他们消失的都是鲜活的生命，给他们的家庭都留下透彻骨髓的悲剧。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先辈当年是否卷入了这两场灾难，我们今天无法感受这场灾难的痛苦。但是，我们有必要重提这两场灾难，在历史中反思，在反思中警醒。
        我们不禁追问，这两场灾难当时不可避免吗？这些仗可以不打吗？
        明太祖朱元璋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体现出开国皇帝的大度，公开表白“王者以天下为家，声教所暨无间远迩”，“孝顺中国，朕尝一视同仁，岂有间乎？”他的儿子明成祖也反对朝廷主动向少数民族发动战争，对驻守贵州的镇远侯顾成说：“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万历皇帝在西北的宁夏和东边的朝鲜半岛已经疲于应付，统治阶级内部的朋党斗争已经让他的一帮朝臣自顾不暇，对贵州没有发动战争的动机和兴趣。天启和崇祯时期的农民起义将烽火燃遍了大西北，女真人的铁骑踏进了长城以南，赋税入不敷出，根本不可能有对贵州发动战争的能力和冲动。正因为万历年间明朝的实力减弱，播州土司杨应龙以为做独立王国的机会来了。正因为天启年间朝廷已经焦头烂额，水西土司长期压在心头的谋反野心难以抑制了。结论很清楚：这两场灾难不是朝廷带来的，而是贵州土司造成的。
        从江山稳定和祖国统一而言，无论哪个朝代、哪个执政者都应该作出坚决的回击。我们今天可以认为明朝天子和一帮大臣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我们应该承认两次出兵镇压也符合国家利益。相反，播州土司和水西土司则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不仅分裂祖国，也伤害了本民族和本地区的最根本利益。我们不能指责明朝的帝王不仁慈，不能怪罪明朝的将士太残酷，因为从明朝初期开始，播州土司杨铿和水西土司蔼翠就心存贰志，统领贵州的皇朝重臣非常清楚，或以兵相加，或好言相劝。皇帝也知道播州和水西土司心中的小算盘，也或直接或间接地敲过警钟。明太祖曾经在霭翠归附的当年就提醒将士：“蛮夷多诈，不足信也。”在播州土司杨铿进献供奉的时候，明太祖含蓄地提醒他：“尔先世世笃忠贞，故使子孙代有爵土，然继世非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但是土司的分裂企图从未停止，杨铿本人把太祖的苦口婆心当成了耳边风，伺机观望，蠢蠢欲动。太祖保持忍耐，派使臣带着敕符前往，严加斥责：“尔铿世守播州，作朕屏藩，然轻听浮言，易生疑贰，故积愆日深。”
        杨铿的言行给他的子孙开了先例，埋下败亡的隐患，他的后辈杨升、杨钦、杨炯、杨纲等一面向明朝皇帝称臣纳贡，一面扩充实力，到杨应龙的时候，将海龙囤修筑的如铜墙铁壁，以为自己的地盘南北横跨两千余里，包括今天遵义市全境和黔东、黔东南、贵阳、铜仁和重庆的部分地区，就可以和明朝抗衡了，悍然挑衅。水西土司的谋逆之心一刻也未收敛，安贵荣在明武宗时期、安疆臣和安尧臣兄弟在神宗时期都曾野心膨胀。即便杨应龙反叛迹象已明，朝廷并未即刻加兵，而是多次劝诫。贵州巡抚江东之因镇压杨应龙反叛不力而削职，与其说是对杨应龙叛军的力量估计不足，不如说是他对杨应龙仍抱有归顺朝廷的幻想。水西彝族土司的叛逆迹象早已显露，从神宗、穆宗到熹宗年间，从地方官员到朝中要员屡有奏折揭露其劣迹，屡有诏书切责其改正，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表面上看，是播州杨氏和水西安的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过低估计了朝廷的力量，错误地判断了时局，而在本质上则是无视江山社稷和本民族多数人的利益，铤而走险。
        当私利膨胀到极端，就会毫无理智，就会孤注一掷。播州杨氏和水西安氏举所辖地区的全力，拿祖宗积累下来的全部家业，赌上全体人民的身家性命。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一旦开战，必定是屠杀和死亡。在战争中，是无辜者与无辜者之间的屠杀;在战争结时，是杨氏家族和安氏家族的败亡。杨氏从唐朝僖宗乾符三年杨端领兵到了播州，历经七百余年，成为元明时期著名的“两广岑黄，思播田杨”四大土司之一，结果就断送在了杨应龙的手上，播州土司解体，海龙囤化作一片废墟。彝族安氏早在汉代就雄霸乌蒙，建立过政权，无论中原如何改朝换代，他们的家族一直是这里的主人。可是安邦彦这一次闹腾，丢了自己的性命，从此安氏一蹶不振，到清朝吴三桂将水西改土归流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政治赌注和利益交换的资本。
        只要稍有一点理智的人，谁都可以断定和一个还没有走到崩溃边缘的庞大帝国对抗的最终结果。播州杨氏和水西安氏的后人如今回想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定比其他人更多一份沉重。为了一己之私，断送了祖宗基业。纠缠于个人恩怨，罔顾整个家族的命运，牺牲数以万计的无辜者的生命。贵州好不容易在明朝加快了发展进程，开始有了一点和主流社会对话的资本，就因为这两次重创，再次被抛到了时代的边缘。贵州好不容易在明朝盼到了朝廷的关注，却摊上了杨应龙和安邦彦之流野心膨胀，对抗中央，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也断送了贵州发展的前程。
        这两场仗打下来，没有胜利者。明朝为之丧失了元气，贵州在明朝几百年开发中积累的本钱几乎全部葬送，留给后世的是两道抚不平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