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城市观察]海派文化：从自负、自毁到自救网友评论(50)2013.12.23 第22期 作者：王千马 上海陷入“闭环” 只是，破坏性创新毕竟是“破坏”，它是建立在国家主权被蚕食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能想象，它所带来的副作用是超大无比的。对这一副作用，我们也不能因为赞扬开放，而矫枉过正地予以轻蔑的忽略。虽然中国因此开启了自己现代化转型的第一步，但现代国家的建设，从来都是依赖于独立的现代政权。所以新中国在1949年的诞生，是大破之后的大立。如果此时的上海，一边依靠着统一的祖国，一边继续向世界开放，那么它的发展，无疑比今天更灿烂和辉煌。但不幸的是，它抓了一手，却丢了另一手。毛时代的全能主义--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让中国成了被勒紧了绳套的老黄牛，虽奋力向前，却步履维艰。吴晓波老师在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形容计划经济时，便定义其为“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对于上海来说，当年它有多激进，日后就有多后退。和民营经济日渐暗地妖娆的温州相比，它反而成为了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最浓、政府管制最严的城市。 就在上海解放之后，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便于1949年的6月10日被解放军查封。234人被当场扣押，并被移送人民法院审判，随后，全市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经济舞台。对上海来说，这意味着远东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 可以说，这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自我否定，是将上海钉在了“资本”的耻辱柱上，从而顺手抹杀了上海的开放精神。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年的国际环境。尽管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国际上的封锁，最终促使了中国一边倒的“联苏抗美”。苏联不仅成了受人尊敬的“老大哥”，更重要的是，其计划模式也被中国所继承。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曾对苏式“五年计划”做过很精辟的评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央号令支配式经济，它以重重“计划”推动建设，将高度集中化的效应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形成严重的官僚化和中央集权的过度强大。深受影响的中国，继承了计划的优点，也同样继承了其缺点。 在这种被高度集中化的支配下，上海很难找得到自我腾挪的空间。直到1991年，上海市财政办仍下发287号文件，明确规定上海私营企业的产品“一律不得进入南京路、淮海路的大店名店”，该市2195家私营企业无一户获准与外国公司合资，理由是“上海尚无先例”。上海的银行规定，“对私营企业一律不贷款”，信用社也只能以有价证券做抵押，或要有实力的国营企业担保才能贷款，但数额在3000元以下……看得出，来自计划的管制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仍然没有全然松手。 在上海没落的背景映衬下，依旧是处在“资本世界”的香港，其自由港的价值更加凸现出来。顺其自然地，它取代了上海在远东的地位。这让人感叹事易时移。如今的众人都在传唱“东方之珠”，可知此珠当年是上海？！ 相对应这种被管制的日子，上海的文化也出现了衰弱的迹象。回想当年的老上海，写有鲁迅，影有阮玲玉、唱有周璇……就在我这本《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所落笔的“天平社区”里，就住过胡风、田汉、萧红萧军还有上官云珠，至今秦怡还生活在那里，犹如标志性的存在。这些都是风华绝代的人物。现在看来，他们的确都快“绝代”了，再也找不出来了。尤其是随着巴金、陈逸飞、谢晋等久居上海的文化巨人的相继离世，征兆着上海文化的荒漠时代即将全面来临。有人曾痛心海派文化的没落，说这是因为上海土著在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中被不断边缘化。我痛心着他的痛心，但却对这一原因深不为然。如前所说，海派文化的特质是在上海的八面来风中塑造出来。它里面的每一份子，都是具有开放性的。虽然上海土著对海派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小的作用，但你很难说，鲁迅、胡风、田汉、萧红萧军是上海土著，正如我在书中所定义他们的那样，他们只是“沪漂族”，但他们却成为了海派文化的发展基因。所以我可以大胆地说，海派文化的没落，并不是上海土著的被边缘化，而是开放的被边缘化。是上海丢掉了自己昔日的包容与接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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