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我的诗没生命力为何被盗版18年？
2015-04-2612:15:00来源：中国网作者：许黎娜肖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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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国真（资料图）?
“有个女军官给我写信，说自己生日那天收到了八份一模一样的生日礼物，全是汪国真诗集。河南有个记者跟我说，他给女朋友写情书的时候抄了一首我的诗，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女朋友看后大怒，因为她特别熟悉我的诗，无法容忍男朋友的”不真诚“，两人就此告吹。”
■口述人简历?
汪国真，祖籍厦门。1956年生于北京。1978年到1982年就读于暨南大学中文系。上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诗集《年轻的潮》、《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等诗集，在国内掀起“汪国真热”。现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也成立自己的个人工作室，以创作书画、作曲为主。
汪国真的孩子今年14岁。这个年纪的孩子，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汪国真的“粉丝”群体之一。而现在，汪国真的孩子不怎么和父亲谈他的诗，汪国真也很少跟孩子说起自己当年的辉煌。“他目前的兴趣是画漫画，不在文学上”。
下一代的不感冒，并没有影响汪国真对自己的诗作“生命力顽强”的自信。因为他的代表作《热爱生命》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孩子会在课堂上读到；因为诗坛虽不景气，但18年来市面上持续有他的盗版诗集出现；因为现在仍有出版社排队找他，虽不能再现90年代的畅销，但也不会赔钱。汪国真强调，这种自信绝非自恋。他的辩护词和当年面对主流诗坛的批评一样：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最终权威的评论，一个是读者，一个是时间。
“现在还读汪国真诗的人，主要还是90年代那批，为了怀旧。”第一个出版汪国真诗集的孟光打了个比方：“当时很多人都在手抄汪国真的诗，他就像一锅已经烧到八九十度的水，我添了一把柴，烧旺了而已。”在孟光看来，“汪国真热”是时代的产物，经过80年代末，年轻人普遍比较迷茫。而汪国真的诗，没有那些大道理，没有空洞说教，符合当时年轻人的阅读口味。
18年后，年轻人的阅读口味早已改朝换代，汪国真也早已远离诗歌，转向书画和作曲，以此向那些批评者证明自己“不管做什么事，都能达到一个境界”。他的简历介绍上，多了“书法作品已被镌刻在张家界、黄山、五台山、云梦山、云台上、花果山、周瑜陵园，解州关帝庙等名胜风景区，还应邀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为代表的一批旅游涉外饭店创作书画作品。”现在的汪国真，有自己的工作室、有经纪人打理业务。把爱好做成了事业，汪国真觉得自己很幸运。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撰文称，汪国真的顺口溜“诗歌”属于那种具有商品狡猾属性的滑溜溜的诗歌，是“礼品诗”、“贺卡诗”、“中学毕业留言诗”，简单易记，用不着费脑子，从而也就迎合了一种将自我、人我关系简单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在今天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替代形式，那就是手机短信中的顺口溜、笑话、段子。汪国真的诗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信文学”。
如此刻薄的评论，汪国真一样心态平和。在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特地送给记者他的诗集和舞曲专辑。有一首汪国真作词作曲的歌，或许泄露了“汪氏世界观”：
有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出于意外，意外的发生叫人目瞪口呆。别老问我这究竟为了什么，这个世界本来就有点怪。有点怪的世界，也很可爱。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全都晕了菜，老百姓的口味不停地改，不改的是期待过了又期待。
最初的人生目标：八级工?
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我的整个人生前景，在我22岁时，已经完全可以预见得到了?
1971年，我初中毕业，才15岁，没有经历上山下乡，就进了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开X51立式铣床。当了三年学徒，第四年出徒，第一年工资16块、第二年18块、第三年21块3毛、第四年40块1毛。1978年，我是一个二级工，那时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八级工，这是工人里头最高的级别。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我的整个人生前景，在我22岁时，已经完全可以预见得到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觉得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我是想报考理科的，从我父母的期望来说，是想我学理工科，以后搞技术。因为过去的“三反”、“五反”、“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斗争，感觉从文的人容易被运动所牵扯，搞技术、搞业务相对单纯一点，被政治运动卷进去的可能性要小一点。但是，我没读过高中，数理化对我来说，难度要比文科大。我那时已经22岁了，一想到还要和很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去竞争上大学，斟酌了一下，还是报文科吧。1978年10月，我考进了暨南大学中文系。
发表的第一首诗是顺口溜?
《中国青年报》写信给我说：我在你们学校的刊物上选了你的诗发表，现寄上稿费两元，希望你以后继续给我们报纸投稿?
大学里，我属于不起眼的学生，成绩平平，又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喜欢独自做事，很少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暨大受港澳的影响很大，校风比较自由，学生的思想不受拘束，那时朦胧诗很盛行，我没有刻意模仿这种风格，我写的诗都比较直白。
1979年4月13日，我现在还记得这个日子。那天，我在食堂吃饭，同学陈建平跟我说：“《中国青年报》发表你的诗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你蒙我呢，我没往《中国青年报》投过稿啊”。陈建平说，真的，好像是写学校生活的一组小诗。我赶紧找来报纸：4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确实发表了我的诗，叫《学校的一天》）———“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那是我读大一时，在《长歌诗刊》发表的一组诗的其中一首。过了一礼拜，《中国青年报》记者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汪国真同学你好，我在你们学校的刊物上选了你的诗发表，现寄上稿费两元，希望你以后继续给我们报纸投稿。
那首诗现在读来，其实不过就是顺口溜。不过，这件事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以后，我常跑去阅览室，记下各种报纸杂志的地址，把自己的诗作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以上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也不是很高。我这个人比较善解人意———你写得长，编辑没人认真看，即使写得不错，也是白写。诗歌字数少，可以让他在厌烦前看完。而且，我的字差到连毕业论文都是找人誊写，编辑要看我的字会非常费劲。
出版社主动找我出诗集?
孟光是很有职业敏感的人，觉得这么多学生抄（我的诗），连课都不听，这个人的诗如果出版的话，恐怕会成为一本畅销书?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编一本《中国文艺年鉴》，就是把每年的文艺大事写下来，分为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部分，我主要负责文学部分。业余还是不断地写诗、不断地投稿，退稿还是远远高于发稿，比例大概是10：1.快到而立之年了，我逐渐有种紧迫感，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搞诗歌创作嘛，还只能算是一个文学青年，没有被广泛承认，离成功还很远；第二感情上没着落，30了，还没结婚。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有一种很大的不确定性，很迷茫。那时，我就写了《热爱生命》，抒发自己的感情，激励自己。（旁白：汪国真很深情地读起这首诗）
《热爱生命》先投给北京的一家刊物，没有采用，又投给四川的一家刊物，还是没有用，第三次是投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追求》，就被1988年春季、大概5月的那期《追求》给用了，很快就被1988年第十期《读者》作为卷首语，同一期的《青年文摘》也转载了。这首诗，很快就被人注意到了。
我没想到，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手抄我的诗了。在1987年、1988年、1989年那段时间，我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辽宁青年》、《女友》、《追求》、《知音》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作。有读者给我写信，大意是说，有一天偶然看到一首诗很喜欢，就抄在了本子上，没注意作者是谁。过了几天又看到一首好诗，又抄下来。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现自己抄的好多诗居然都是同一个人写的，这个人就是汪国真。
北京太平桥中学的一个老师，看到有学生上课不听课，在抄我的诗。回去之后，就跟她爱人说了这事，她先生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叫孟光。他是很有职业敏感的人，觉得这么多学生抄，连课都不听，这个人的诗如果出版的话，恐怕会成为一本畅销书。孟光就做了一个调查，得到的反馈是很多人都在找汪国真的书。那时候，港台的作品风靡大陆，像琼瑶、三毛这些作家，因此有人估计诗的作者是个台湾人。孟光再仔细一打听，知道我就在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于是，他就找到我单位美术研究所一个叫做王鲁豫的博士生，王鲁豫不认识我，后来又通过和我同部门的李世跃才找到我。那是1990年，大概是4月。
我一听说有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要给我出诗集，觉得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我们单位的人也觉得很奇怪，他们也知道我零零散散在写诗，但不知道我的诗在社会上影响这么大。实际上，在90年代出版诗集是非常困难的，一般出书的渠道跟现在一样的，第一，作者自费出版，第二，作者包销多少册以后，出版社给你出版，就这两个渠道。
学苑出版社给我开了三个条件：最高的报酬、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装祯。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然答应了，我一直都想出诗集。当时我在报刊发表诗，十行给40元，学苑出版社给我80元，翻了一番。
1990年，汪国真年?
不是我去找出版社，而是出版社来找我。这可以看作那时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个例?
（旁白：1990年5月21日，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汪国真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该书连续5次印刷，总印数达60多万册，曾经成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出版界将这一年称为“汪国真年”。此后，又出版了《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了6种《汪国真诗文系列》。上世纪90年代初期，汪国真最火的时候，书店里他的诗文集先后出现五六十种，别人研究赏析他的书就有16种。）
可以说，我的第一本诗集，完全是被读者推出来的，是把读者潜在的热情一下子给表面化了。而且，不是我去找出版社，而是出版社来找我。这可以看作那时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个例。原来，出版社是不去找市场的，都是计划，上边让出什么书，就出什么书，现在出版社要去寻找畅销的题材，市场化在我身上就表现得比较强烈了。
很多读者拿我的诗集来送礼。有个女军官给我写信，说自己生日那天收到了八份一模一样的生日礼物，全是汪国真诗集。河南有个记者跟我说，他给女朋友写情书的时候抄了一首我的诗，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女朋友看后大怒，因为她特别熟悉我的诗，无法容忍男朋友的“不真诚”，两人就此告吹。每天都有几百封信寄到我单位，收发室从1个人增加到3个人。写信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
1991年，央视正在搞主持人大赛，叫我也参加一下吧。我说，参加就参加！1000多人参加比赛，我得了第六名。我很满意自己的成绩。那时正是我最热的时候，如果不是处在那个风口浪尖上，如果不是那么大的精神压力，我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至于说我想拿下“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是一次在大学演讲时，有学生问我：“有没有想过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愿意为此努力。就这样，后来就传得沸沸扬扬。其实，面对读者、舆论对我的那种狂热，我有一定的兴奋，但总的来说，我是心态比较平和的人，不太容易大起大落。
我的诗离政治比较远?
我喜欢写亲情、友情、爱情这样的诗歌，因为这些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泯灭，但政治事件就不一定了?
我的诗，读者们喜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跟读者能产生共鸣。如果你查一下在1990年或1991年时候的上海文汇读书周报，里头有个栏目叫“一句话书评”，有一个读者这样评价我的诗：与其说是读诗，不如说是读自己的心声。我写诗，表达的是一种感觉，不会就某件事、某种环境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从牵扯面来讲还是比较广泛的，离生活很近，离政治比较远。我觉得吧，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你即使选择某种政治理念，可以从更广义的角度来写，而不必直截了当。我也不喜欢来个什么运动，来个什么事件，我就用诗歌来表达什么东西，我觉得这种作品缺乏生命力。我喜欢写亲情、友情、爱情这样的诗歌，因为这些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泯灭，但政治事件就不一定了。可能时过境迁以后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跟后面的时代没有任何关联。
不过，把我的诗放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有的人可能就会多想。1991年，有场音乐会里有很多歌都是我作词的，就是我的诗歌，但有一首诗没有被采用。这首诗叫《只要明天还在》，本来是韦唯唱的，诗是这样写的：只要青春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只要生命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陷身茫茫沙漠/还有希望的绿洲存在/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冬雪终会悄悄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
人民说你是诗人，就是诗人?
很早就有人说我的诗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为什么从1990年到现在，我的诗被连续盗版了18年？?
（旁白：在汪国真走红的那几年，赞美与批评几乎相行而至。曾经有大学生如此评说汪国真：“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欢你，大一时很少看你，大二以后就不再读你。”文艺评论界批评汪国真的诗“过于直白”、“浅陋”，甚至根本就不能算诗，实际上是将千百年来的各种至理名言，以押韵分行的方式、更浅白地表达出来而已。这种作品，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快餐，哲理的炒卖，缺少诗人面对世界独特的感悟，缺少诗歌最应当具有的真切情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而已。）
对我的诗，各种各样的评论一直都有，说我的诗俗、肤浅、不深刻，都有。我的诗影响涉及的读者群非常广，普及到这么多阶层：战士、工人、文学青年、学生、商人……但我相信，批评我的人与喜欢我的诗歌的读者是不成比例的。当我走进读者中去时，基本上对我的诗歌是没有争议的，而不是像在文坛上有那么多质疑的声音。
实际上，历史上对优秀诗人的非议现象很多，初唐四杰的诗风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就看不惯、不喜欢，就说他们不上档次，嘲笑他们，杜甫就为他们鸣不平。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曾经有一本叫《汪国真风潮》的书里就说，以前从来没有过汪国真这种风格的诗，它跟以往的诗都不一样，所以他能够出来。如果有一个这种风格的人比我先出来，就轮不到我汪国真了。或者，我就按你们说的那种方式去写诗，那还有“汪国真现象”吗？汪国真还能脱颖而出吗？不可能！
我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最终的权威的评论，一个是读者，一个是时间。这个是最客观而且硬的指标。如果一个被炒得很热、评价很高的作品，经不住时间的考验，那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个作品受到很多人的诟病，但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部作品也不一定会差。没有读者的作品，很难称它是好作品。这不是媒体、几个评论家能够左右的。不论正面、负面，媒体和评论家的评价只是表达了一部分人的观点和看法。
很早就有人说我的诗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为什么从1990年到现在，我的诗被连续盗版了18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现在都说诗歌不景气，想出一个诗集必须自己倒贴钱，但我的诗一直被盗版，我找到的盗版就有40多种，每年至少有两种盗版。有些盗版书把我的名字都印错了，写成了“江同真”，非常离谱！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的诗有市场，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而且，18年之后，仍然是出版商在找我，要出我的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刚出了我的一套诗集三本，还有很多出版社找我谈。我问过一个今年找到我的出版商，怎么想起出我的诗集了？他说他问了很多经销商，说谁的书能卖？很多经销商不约而同给他推荐了一个人，就是汪国真，说出汪国真的书，赔不了。从我1990年出第一本诗集开始到现在，都是出版社在找我，不是我在找出版社。
从专家、学者的层面来说，我的诗和散文同样也得到肯定，2000、2003年入选进中学语文课本，被认为兼备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品入选课本，这事非常严肃，不是某一两个人的喜好能决定的。我不在乎有没有被划入主流诗坛，如果读者不买账，那划进去了又有什么意义，无所谓了。
我现在再出诗集，火爆程度肯定比不上1990年。第一，我的诗集是被不断推出来的，正版加盗版已经有一两千万了，在这个市场基础上再翻，根本就不可能。而且现在关注诗歌的人也少，新诗集虽然很多，但人们不再像当年那样用手抄本在传递，热情降低了许多。现在那种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作品也少了，诗冷落了读者，读者当然也会冷落诗。现在文化娱乐活动也要比当年多，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分流了很大一部分读者。
转向书法、作曲?
我的书法还成为了中央领导出访时赠送给外国政府领导的国礼，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礼宾局给我发过证书?
实际上，在我的诗很火爆的时候，我就转行去研究书法了。一出名，应酬太多，到处要签名，在很多场合，人家经常要请我题字，那会儿钢笔字写得还说得过去，但是写毛笔字就拿不出手。1993年开始，我就开始练书法，每天练一个小时，差不多练了一年。我用毛笔字给一个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写了一封信，他来北京就说，汪国真，你这个毛笔字写得很漂亮，我给你出本书法集吧。书一出来，我的书法就被公众注意到。当然，如果没有我写诗的名气在前，后面很多大的机构也不会找我来写书法。我的书法还成为了中央领导出访时赠送给外国政府领导的国礼，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礼宾局给我发过证书。
从成名开始，我就不太关注诗歌的整体发展，对诗坛也不太关心，这几年搞作曲以后，就更不关心了。我现在的爱好和我主要做的事就是为中国历代古典诗词作曲，我已经谱了将近400首，制作出来的有几十首。我的音乐作品虽然上电视广播的很少，听众都是小范围的，但是我对自己的音乐作品还是非常有信心。我有时候去大学讲个课，中间讲到我的创作的时候播放我的音乐，听众的反应都不错，问我哪里可以买到我的专辑。
我也给山西的北武当山景区写过歌，出过专辑。从我的兴趣来说，我不是为企业才写歌的，当然，如果企业、景区找我，觉得我歌好听，我也会写。我不认为这样做就让我降格了。任何一种才能，都是可以用来为社会服务的，只要你的创作对这个社会是有益的、健康的，就不必选择对象。社会有这种需求，而你又有这份特长，这不妨碍为社会服务啊。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要不你学那么多本事干嘛，自娱自乐啊？你能保证歌唱家们没有给企业唱过歌吗？给企业唱过歌的歌唱家多了，他们可以唱，我为什么不能写呢？
我不算文化商人?
我是把爱好做成了事业，我的爱好和提高生活质量完全是统一的。诗人、书法家、作曲家，这些都是别人加给我的头衔?
我现在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收入就是单位的固定工资，加上图书的版税，作词作曲、题字作画的酬劳。我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主要为一些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制作宣传歌曲。成立这个工作室，也是为了便于转账，因为很多时候我给一些单位写歌，他们付酬都是通过正规的手续，不能说给你现金没有发票之类的，开发票要交税嘛，有经纪人帮我打理这些事情。
我不觉得我现在成了个“文化商人”。我是把爱好做成了事业，我的爱好和提高生活质量完全是统一的。有人就跟我说，别人去景区，花钱，汪老师去景区吧，不花钱，还挣钱。因为你去景区给人家写歌，人家要付你报酬，你要游览肯定也是免费，交通、食宿全给你解决了。既旅游了，又满足爱好了，也提高生活质量了。
我做很多事情，都是顺其自然，不会很刻意地去追求什么。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诗人、书法家、作曲家，这些都是别人加给我的头衔。至于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我更不会管，自己高兴就行。说实话，我就没把自己当诗人，我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但运气很好。比如，一开始写诗，没想到写诗还能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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