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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古史，向来以夏为“三代”之始，禹为“三王”之首，尤其是大禹的事功和崇高的德性，自春秋战国以来，即为各家学者所称道，与尧舜成汤文武俱为先圣先王，在国人的信仰中，有不可抹煞的地位。 但是，降及近代，疑古的风气大盛。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指出上古茫昧，尧舜三代文明实皆渺茫而不可知。日人白鸟库吉则认为《尚书》中的尧舜禹事迹，系作者以天地人三才之思想为背景而创作者。继而“疑古派”的学者，更以“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对古代文献与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施以严厉批判，一律视之为“伪书”与“伪史”，“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甚至连周公、屈原也都失去了“历史人物”的资格。在这种情形之下，夏代及其以前的古史，几全被抹煞，禹的“人格”亦遭否定，其间争辩，颇为激烈。 大禹与夏史之所以受到怀疑，主要是夏代没有直接的史料留传于世，特别是有关夏代文字方面的资料，文献载籍中的大禹事迹及夏史，既得不到地下史料的印证，疑古的人便直截了当地加以否定，所有争论的关键也就在此。 然而，自从甲骨文发现与殷墟发掘成功以后，文献上记载的殷先公先王及成汤至帝辛的殷王世系，已得到了甲骨文的印证，那么《史记·夏本纪》载夏代帝王的世系，自禹至履癸（桀）共十四世十七王，我们应可推测，太史公亦必有所根据，何至于凭空杜撰。同时，文明是逐渐演化而来的，绝无突然降临之理，从殷墟出土文物水准之高，甲骨文字“六书具备”的进步情形，殷商之前必然已有相当阶段的文明，故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对于古史相传商代之前有夏代存在的说法，如何能加以断然否定！所以过去讨论古史的结果，已是“认为实有禹和夏代的，占绝大多数”①，甚至有人从文字诞生的过程推测，夏初应该已有了历史的记载。 虽然如此，过去的对于禹与夏史的争辩，不管是信是疑，毕竟都是以纸上的材料做为讨论的主要依据，所以当时对考古学的寄望特别殷切，有人以为“古史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考古学”。诚然，如果考古学能从地下发掘出夏代的文物，将古籍记载的夏代史事加以印证或否定，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是，近２０年来的夏代考古，从“夏墟”的调查到“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发现和讨论，严格地说，并没有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工作者所认为的“夏文化”也仅是根据地下材料的一种推测而已，根本不能像殷墟甲骨文印证殷商历史一般的确凿。虽然“夏代的考古目前还只是开了个头”，但是我们实不敢过分乐观，能在不久的将来，一举从地下发掘出夏代的文字，来印证文献上记载的夏史，一如过去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的发掘，印证了文献上的殷商史者然。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过，目前讨论禹与夏史，我们仍应以古代文献载籍为基本的史料，再辅以考古资料及其他社会科学。 我国古代文献上的远古史事，虽皆出于后人述古之作，然多系自古相传的旧说。在文字尚未发明或既发明而使用尚不普遍，书写工具不发达之时，古代大事实凭口耳相传，故《说文》称：“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但传说时间既久，不免亦有附会失真之处，所以古史传说既不能据为“信史”，亦不可一笔抹煞。王国维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相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②。法人格拉勒（M.MarceGranet）也指出，中国古书并无绝对的真伪之分，对于古史的考察，应通过“内考证”的方法（Critiqueinterne），在“伪里寻真”，不应因过分注意古书真伪的考订，反而忽略了书中的事实。当代学者，对于古代文献与古史传说的未可抹煞，可谓已有普遍的体认，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列举与中国上古史有关的材料七大类，而认为“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基本的资料”，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立场，一再强调纸上史料的不可忽视，更特别提示对于大禹一类的人物，要特别注意研究。 纸上的史料，不仅经传诸子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③。唐人司马贞说：“图纬所载，不可全弃”。清人俞正燮和也都有类似的看法。梁启超说：“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④。这些可说都是卓越的见解。 当然，古史的研究，新材料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但不可因为有了新材料和地下出土的文物，即可以不要旧材料如文献载籍。董作宾氏强调，建设性的古史研究，新材料和旧材料同样的重要。周法高氏认为“新材料也要和书本上的材料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才能发挥它的效力的，单靠新材料是不够的”。即以夏代的考古而言，“夏墟”的调查与“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探讨，主要还是根据《逸周书》、《国语》、《竹书纪年》、《战国策》、《史记》等书所指示的地望和年代，作为讨论的基础。“二里头类型文化”所以被认为有“夏文化”的可能性，是因为它分布的范围，恰恰是文献上所记载的夏族活动的地区——伊洛河济之间，在时间上，经碳１４鉴定的标本，所显示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夏朝年代也颇符合，假设完全舍弃纸上材料，势将失去了讨论夏文化的依据，所以纸上材料的不可忽视，是应该特别强调的。 其实，除了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以外，民族学、人类学的材料也必须加以利用，例如我国传说中远古时代的许多现象或“荒诞怪异”的事迹，如透过民族学的考察，与初民社会所表现的文明特征加以对照，往往可以发现新的意义，像知母不知父和始祖感生一类的传说，从文献本身或地下发掘是无法获得解释的，但民族学却给我们提供了合理的答案。 由于近代社会科学新知的开展，历史研究应以“科际整合”的方法从事，几为史学界所公认，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最为需要“科际整合”，过去连疑古最甚的人也领悟到，从几部古书里实无法证明尧舜禹的真象，根据文献载籍，参照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有关探讨上古史的专题结论，从事“综合”的研究，乃是我们应有的努力方向。 从传说史料推测大禹与夏朝 春秋时代，孔子曾感叹夏殷之礼能言，而文献不足征，但自甲骨文出土，不仅殷礼足征，成汤和殷的先公先王也不再被视为神话中的人物了。 夏墟的调查和夏代的考古，虽早已开始，地下出土的“夏文化”也在继续讨论之中，但至今并无夏代文字以资印证，我们自然乐于看到将来大量的夏代文字出土，使夏礼足征，惟目前讨论大禹与夏初的传说，似仍应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加以推测。 就文献记载而言，自西周以至春秋战国，人们心目中的禹，是一位伟大的古帝王，夏是尧舜之后殷商之前的一个“朝代”。 在《诗经》的时代，大禹的功绩已受着歌颂，除了“甸山”、“治水”以外，《鲁颂·宫》说后稷“俾民稼穑”是“缵禹之绪”，《商颂·殷武》称成汤是“设都于禹之迹”，《尚书·吕刑》以禹为“三后”之一。春秋时代，在人们的信念中，禹的“人格”更为确定，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他的心目中，大禹是一位人格完美无缺的先王。《左传·昭公元年》载：“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洛。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刘定公住于“洛”，大约地近伊阙，想到大禹开凿的功迹，而发出的感叹。从以上的谈话中，丝毫看不出有怀疑禹为天神的迹象，如果禹是古代的天神，孔子和刘定公的谈话，应该不是这般肯定的口气。 从地下遗物来看，春秋时代的铜器，秦公敦有“鼐禹之赍”，齐侯钟有“成唐……处禹之堵”，所以历来以禹为夏民族祖先之说，在金文上已可以得到证明。 战国时代诸子，不论儒道墨法的著述中，无不以大禹为“三代”圣王的第一人，对于他的人格和事功更是称赞不已。例如《孟子·滕文公》上称：“禹抑鸿水而天下平”；《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鸿，避除水患逐共工”；《庄子》谓禹为大圣；《墨子》则屡称禹为“三代之圣王”；韩非子也以禹为躬亲耕稼劳苦的古帝王。儒道墨法四家的学说主张不同，但他们认为禹是古代伟大的先王而深致推崇，则并无不同。此外，屈原的《楚辞》，也多次提到大禹，只是对于禹的诞生和治水等传说，表示疑惑而已，这本是屈原对于远古相传的许多现象，无法以当时的知识来做合理的解释所致。 汉人对于大禹的记载和推崇，不胜列举，以禹为古帝王更为确定，《史记》、《汉书》皆言“禹封泰山、禅会稽”。《史记·夏本纪》称：“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淮南子·修务训》以禹与尧舜汤周文王为“五圣”，又以禹为“千岁为一出”的“九贤”之一。《汉书·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等，而列帝禹夏后氏为“上上”的人物。 依照《世本》、《大戴礼》及《史记》等书，五帝三王咸祖黄帝，禹是夏的始祖，出于黄帝子孙颛顼的一支。《大戴礼·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极，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稷、产契、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苟芒产牛，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帝舜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些整齐的帝系，其间颇多矛盾，自宋欧阳修以来即不乏怀疑的人。其实，我国民族的成长，经过了长期不断的融合，三代以上，民族当然不是出于一元的，经过了五帝三王时代的融合，才有逐渐为一的趋向，及至战国时代，以虞夏商周为时代先后的次序，已成为普遍的观念，学者进而以远古帝王为中心来整理古史，自然就写出了《世本》、《帝系》一类的系统来了。所谓某帝生某帝者，并非亲生，而传说中的古帝王应皆是“人帝”而非“神帝”。只是像“禹”一类的名字，也许是后人所加的。 先秦诸子中所述远古帝王的事迹，乃是诸子引述远古史事来发挥自己的学说，亦可说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史观”，对古史所做的解释，并非记载古史的专著，所以同一古代人物，各家的评价不同，所记事迹也有出入。至于战国秦汉间著作中的古史系统，也是如此。《世本》、《帝系》、《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世经》、《潜夫论》、《五德志》等所列的古史系统，显然是以自古相传的旧说为根据，再加上了著者的时代思想整理而成，不应视为假造的“伪史”。 我们考察大禹以及其他传说中的远古人物，不应着重其“身世”的考辨，而应考察环绕着这些古史人物的传说中，是否合乎民族学上初民社会的特征，过去疑古的人看到文献史料中有“禹是一个耕稼的国王”的现象，觉得不可思议，便把它做为禹是“天神”的理由之一，这完全“病在于以唐宋之事例三代”⑤，我们如通过民族学的知识，对照初民社会的现象，反而觉得这是一种质朴和真实的反映，因为在氏族社会里，领袖并无后世帝王的权势，也没有物质生活上的特殊享受，辛劳的程度有时超过了氏族成员。《韩非子·五蠹》篇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以为民先，股无，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於此矣。”这可说是氏族社会领袖生活的写照，与后世的国王或皇帝比较，遂成为先王的美德。传说中的舜，也是一位勤劳节俭、躬亲耕稼、擅长农事制陶的领袖。在大禹的传说中，类似的现象摭拾皆是。例如：《论语·泰伯篇》记孔子说：“禹，吾无间断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宪问篇》载南宫适之言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墨子也称道大禹说：“禹亲自操蠹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股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荀子·成相篇》云：“禹傅土，平天下，躲亲为民行劳苦。” 其他如《淮南子》和《史记》等书，有关的记载不胜列举。梁启超指出，欧人对于古代明王大哲，诵其功德，常于名字上冠以“大”（TheGreat）或“神圣”（Saint），禹之称“大禹”或“神禹”，实与彼不谋而合，所以他称赞大禹说：“大禹之事功，为物质上统一之基础，大禹之德性为中国精神统一之基础也，故其德合帝，惟禹与舜称大，其功迈皇，惟禹与农称神，有以也夫！”⑥ 夏代的存在，亦可于传说史料中推测知之。在先秦旧籍中，最早谈到夏的是《尚书》。《周书》之《召诰》、《立政》、《康诰》、《君》诸篇，屡言“有夏”，如《召诰》云： “相古先民有夏，天从子保；” “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 可见在西周初年，周人的记忆里“相古”的确有过夏代。从《诗》、《书》及《周本纪》，更可看出周民族与夏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周诗》的本体为“雅”，“雅”即是“夏”，周诗所以称“雅”的原因，“盖所以明周地乃夏之旧，或周之霸业乃继承夏之旧统而已”，或“周民族的兴起和发展经过，似是沿着夏之先民的故迹，在夏之废墟上建立新国的。”⑦ 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常常是夏商周三代并称，或虞夏商周四代相连，例如《论语·为政篇》记孔子答子张问十世可知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八篇》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卫灵公篇》记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吕氏春秋·审应览》：“国久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其他如墨子、韩非子亦皆有“虞夏商周”四代的观念。尤其是“好古敏求”的孔子，对于夏代文化显然知道很多，只是在春秋时代留传的夏代文物已经不多，甚或没有了，无法加以印证，所以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见孔子确认夏代的存在，只是当时为“夏余”的杞国，文献不足征罢了。 夏民族活动的地区，应以《逸周书》、《国语》、《史记》等书的记载最值得注意。《逸周书·度邑篇》称：“自洛延于伊，居易于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伊洛竭而夏亡”。《史记·吴起列传》载吴起对魏武侯之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当代学者推测夏人活动区域者颇多，如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云：“夏后氏起自今山西省西南隅，渡河而南，始居新郑、密县间，继居洛阳，展转迁徒，东至于河南陈留、山东观城，北至于河北濮阳，西至于陕西东部，踪迹所至，不越黄河两岸。” 傅斯年氏《夷夏东西说》，根据古籍所记有关夏地，推测夏之区域为：“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各家的推测，要以能重视上引文献所述之伊洛地区以及传说中的“夏墟”或“夏都”为能得之，２０年来的夏代考古也是在这一地区从事的。所以对于过去以“华夏起于雍梁”或夏民族起源于四川的一些考证，似都应暂时地排除。 总之，《禹贡》成书于春秋晚年，并不是大禹时代“任土作贡”的实录，可成定论。因此以《禹贡》九州做为夏代疆域的观念，应予放弃，是无可置疑的了。“九州”乃系别有所指，早在安特生（J.G.Anderson）发现“仰韶文化”之后，徐中舒据即《左传》、《国语》诸书记载之“九州”，以推测夏代的地区云：“此诸九州，皆指北至太行，南至三涂，东至阳城大室，西至荆山终南的九州，其地为夏人所居。”⑧“九州”本系指伊洛一带的中原地区，原是夏人活动的主要范围，后来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大，“九州”也逐渐跟着扩大了起来。 以上述地区作为夏人活动的范围，则与大禹和夏初传说有关的“涂山”与“会稽”的地望，都应重新加以检讨。《左传·哀公七年》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韩非子·饰邪篇》称：“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涂山”与“会稽”地望的探讨，应有助于夏史的了解。“涂山”据杜预注云：“在寿春东北”，由于杜注《左传》的影响，此说颇有势力，但考察夏人活动的地区，则禹远至安徽一带去会合“诸侯”，似有悖情理，综合近人的考证，“涂山”应为河南陆浑县之“三涂山”，其地近伊洛嵩山，在古九州区域之内，宜乎大禹在此会合“诸侯”。至于“会稽”，如指今浙江绍兴之“会稽山”而言，虽自两汉以来影响很大，显然也是不合理的，近人考证的意见颇不一致，有谓“涂山”即“会稽山”者，也有主张会稽即泰山“在山东无疑”者，而钱穆氏考证云：“会稽山本称茅山，以地望推之，其相当于河东大阳之山乎？”钱氏之说，虽然目前还不能成为定论，但其地望实在夏人活动范围之内，其说远胜于今浙江之会稽山，自不待言。此外，《国语·周语》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即“嵩山”，可成定说，亦在伊洛一带。 根据以上的讨论，不难看出夏民族活动的大致轮廓。所以《孟子·公孙丑上》篇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史记·封禅书》称：“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都是很值得重视的话。 夏代的文化，由于书缺有间，文献不足，见于记载的只是一鳞半爪。司马迁写《史记》时尚见到《禹本纪》，今已不传。今人虽然推测，夏代应已有文字，且已记载历史，但至今未有夏代文字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虽有发现，由于数目有限，距离与文献对照的阶段尚属遥远，至多对推测夏朝已有文字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持而已。
从传说史料观察，夏代文物已有著录，而且也有了学校一类的机构。《吕氏春秋·先识篇》说夏有“太史”，《左传》引《虞书》皆称“夏书”，论者以虞书亦为夏史官所记。郑玄《易论》称：“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孟子论三代之学校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礼记·明堂位》所记的礼器，常常是三代或虞夏商周并列，夏人也可能已有了十日为名的习俗和昭穆制度。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聚落即已形成，而古史相传“鲧作城郭”，城郭的建造是三代共有的特征，而夏与城郭的关系尤为密切，柏莱乌德（RoberBraidwood）尝谓“文明即是城市化”（Civilizationmeansurbaniz 夏代已有历法，文献记载颇多，《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述日食现象，董作宾氏据之以定夏年，以其合乎古代天文现象，认为是可信的资料。自西周以来“夏正”流传颇久，《论语·卫灵公篇》孔子曰：“行夏之时”，《竹书纪年》为战国时代魏史官所作，亦使用《夏正》，《汉书·律历志》载“夏历”为汉初流行的“六家历”之一。我国古代历法起源甚早，《世本·作篇》称黄帝时容成造历，《史记·历书》称：“黄帝考定星历”，《尚书·尧典》以尧时已“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又派羲仲等观察鸟火虚昴四中星的位置。历法起源于黄帝，应是可信的传说。夏代的历法，原是先民长期经验累积的结果，所以较为进步，因而流传较久。 铜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标记，而黄铜出现的年代又较青铜出现的年代为早。我国殷代出土的铜器，已为技术水准极高的青铜。夏代的铜器，尚有待于考古工作的继续探求。但在文献史料里，夏代已经用铜的记载是十分确定的，《越绝书》载风胡子对楚王之言曰：“轩辕赫胥神农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这种以石、铜、铁作为时代演化的顺序，与１９世纪丹麦考古学家汤姆生（C.J.Thomsen）的分期方法是谙合的。相传夏初已开始以铜铸“九鼎”，尤其春秋战国学者更是言之凿凿，“九鼎”成为三代有天下的象征。楚庄王时曾观兵周疆，问鼎之轻重，直至东周之亡，“九鼎”的下落，才随之成谜。虽然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得到夏代确已用铜的地下证据，但当代学者早有主张夏代已是用铜的“全盛期”者，甚至从甲骨文的推测，夏初铸鼎之说也是可信的⑨。 文献记载的夏文化，虽然并非详尽，但颇能提供我们推测夏代存在的重要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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