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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秦汉魏晋南北朝

 TLB519 2015-05-05
秦汉绘画概况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使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宣扬功业,显示王权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在事实上促进了绘画的发展。西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可以为其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服务的绘画,在西汉的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绘画变成了褒奖功臣的有效方式,宫殿壁画建树非凡。东汉的皇帝们同样为了巩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祥瑞图像及标榜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成为画家的普遍创作题材。汉代厚葬习俗,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中见到当时绘画的遗迹。秦汉时代艺术以其深沉雄大的气魄,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  绘画艺术

 

 秦汉时代的绘画艺术,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等门类。

 

    ■  宫殿寺观壁画

 

  秦汉时代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有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陆续消亡几乎丧失殆尽。本世纪70年代发现的秦都咸阳宫壁画遗迹第一次使我们领略到了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在秦宫遗址3号殿的长廊残存部分上,发现了一支有七辆马车组成的行进队列,每辆车由四匹奔马牵引;另一处残存的壁画则表现的是一位宫女。这些形象都是直接彩绘在墙上的,并没有事先勾画轮廓,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绘画没骨法的最早范例。西汉的壁画则主要是为了标榜吏治的"清明"而创作的。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记载了当时一个诸侯王所建宫殿里壁画的盛况。宣帝时更是在麒麟阁绘制了11位功臣的肖像壁画,开了后世绘制功臣图的先河。东汉明帝时,由于明帝本人的爱好,壁画创作之风更盛。派使赴西域求来佛法后,在新建的白马寺绘制了《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这是中国佛教寺院壁画的肇始。

 

     墓室壁画

 

  秦代的墓室壁画遗迹,迄今尚未发现。但是汉墓壁画的发现,则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传出洛阳八里台的那组空心砖壁画,是有关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重要发现。1931年,辽宁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清理,则揭开了东汉墓室壁画的面纱。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全国各地又发现了四十余座壁画墓,为探讨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已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壁画墓和墓室壁画有:属于西汉时期的河南洛阳的卜千秋墓壁画、洛阳烧沟61号墓、陕西西安的墓室壁画《天象图》;属于新莽时期的洛阳金谷园新莽墓壁画;属于东汉时期的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山水图》、河北安平汉墓壁画、河北望都1号墓壁画以及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壁画墓等。它们分别描绘了有关天、地、阴、阳的天象、五行、神仙鸟兽、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车马仪仗、建筑及墓主人的肖像等,含意复杂,但大多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以及对其死后升天行乐的美好祝愿,希望死者在艺人们营造的地下世界里享受富足的生活。

 

    ■  汉代帛画

 

  汉代画在缣帛上的作品很多,但历经千年之后,遗存极少。目前最重要的发现有本世纪70年代分别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金雀山的汉墓中的西汉帛画。马王堆1号墓中出土的帛画的含意最为隐晦,学者们的解释极为多样,但一般都认为帛画的上部和底部分别描绘的是天界和阴间,中间两部分则表现的是死者軑侯夫人的生活场景。墓主及各种神禽异兽的刻画极为生动,勾线流畅挺拔,设色庄重典雅,显示了西汉绘画的卓越水平。此外,马王堆3号墓中的三幅帛画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除墓主人外,还描绘有"导引"、仪仗等内容,精美非常。金雀山的帛画内容与马王堆汉墓帛画相近,上有日月仙山、下有龙虎鬼怪,中间部分描绘的是墓主人的人间生活景象,此画"没骨"与勾勒相结合,反映了汉画技法

 

    ■  汉画像石

 

  画像石是遗存丰富,很有特色的秦汉美术史资料。艺术家们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面上创作了众多精美的图像,用以作为建筑构件,构筑和装饰墓室、石阙等。全国发现的汉画像石数以千。据载,画像石萌发于西汉昭、宣时期,新莽时有所发展,到东汉时进一步扩大,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及其周围地区。

 

  西汉晚期画像石以山东沂水鲍宅山凤凰刻石、山东汶上"路公食堂画像"为代表;新莽时期则以河南唐河冯君孺人画像石墓为代表,墓内刻30余幅画像,描绘现实生活及神怪异兽等。东汉前期画像石的代表作品有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和南武阳石阙画像石。东汉后期的画像石以山东嘉祥武氏祠最为著名。该石祠自宋代即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元代受水后被掩于地下,至清乾隆时才重见天日。其中的武梁祠的画像石最为精美,皆用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技法雕成,多为历史故事及神仙、奇禽异兽,技法高超。作者善于抓取历史故事矛盾冲突的高超,并善于运用必要的景物以交代特定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出色,如《荆轲刺秦王》。出土于成都羊子山1号墓、现藏于重庆市博物馆的《出行、宴乐画像石》为四川汉画像石的优秀代表作。

 

    ■  秦汉画像砖

 

  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秦汉至西汉初期,多用于装饰宫殿衙舍的阶基;西汉中期以后,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面;东汉则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

  秦代的画像砖用模印和刻划两种方法制成,形状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临潼出土,今藏陕西省博物馆的一块《侍卫、宴享、射猎纹画像空心砖》,是现存秦代模印画像空心砖的代表作。西汉画像砖则以河南洛阳的出土品为代表,以简洁有力,形象生动传神著称。东汉的画像砖以河南、四川两省出土最多。艺术造诣最高的是四川成都一带出土的东汉后期画像实心砖,画面一次模印而成,构图完整,大多表现现实生活情景,代表作有《弋射收获画像砖》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绘画概况

  

    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是由统一而分裂的过程,也是我国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政治的不稳定、时局的混乱动荡,带来的是经济的普遍衰退,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有了超乎寻常的改变。崇尚老庄高谈玄理的风气和颓放通脱的生活作风在士大夫中流行;崇尚自然,以风度、才识、气质对人物的品评为重点都给审美取向和艺术创新以直接间接的影响。先秦以来特别是汉代后期重善轻美的传统,这时变为重美轻善。对美的追求,对个人的才能风貌的讲求以及对人生意义、价值的思索,都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的个性、爱好、趣味等等在封建制度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注意和重视。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不再象先秦以来那样,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说明艺术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上,而开始具体深入地研究美与艺术自身所具有的特征。西汉时期即已传入的佛教由于无休止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而迅速传播和发展,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美术繁盛就成了这一时期突出的现象。

 

    在这一时期,绘画、雕塑、建筑、书法以及各门艺术都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美术创作上题材范围扩大。汉代宣传道德规范的经史、孝子、列女和列士的内容仍占一定比重,反映生活特别是士族生活面貌的作品有所增加,以文学作品为题材的绘画创作也日趋活跃,所以这一时期发展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包括佛教人物画)和走兽画,山水、花鸟画有脱离人物画而成为独立画种的趋势。曹不兴创立了佛画,他的弟子卫协在他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作为绘画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南方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的画家,北方也出现了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多大家,画家这一身份逐渐地进入了历史书籍的撰写之中,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绘画(主要是人物画)方面在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理论性的经验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美术理论问题,对当时和后世的美术创作实践及美术理论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隋唐是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重要时期。隋朝书画,继往开来,酝酿着新风格的出现。初唐的书画则承袭了隋朝的风尚,崇尚法度,但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一转变到盛唐时就已经完成了。各科画家先后涌现,风格趋向于健美飞动。以吴道子为代表的人物画(包括宗教画)与山水画,展现了唐代绘画的卓越成就。中晚唐的绘画又发生了新的变异,它的影响直到五代时仍能体现出来。

 

  南方的画家

 

顾恺之◆(约315-406),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人。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擅画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与陆探微、张僧繇并称"画界三杰"。他的绘画的传世摹本有《女史箴见图》卷、《洛神赋图》卷、《列女仁智图》卷等几种。描绘古代妇女清规戒律的《女史箴图》被认为是隋唐官本,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洛神赋图》则是根据三国曹植的名篇《洛神赋》所绘制的一卷故事画,描写曹植与洛神之间的一段情缘,画面随着情节发展而展开,并描绘有车船、山水等景物及女娲、雷神等仙人,人物衣纹用线"紧劲连绵",似春蚕吐丝,被后世称为"游丝描"。此外,他所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艺术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顾恺之的突出成就在于他的人物画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生动传神。笔法如春蚕吐丝,形神兼备。他的画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打破了以前那种以宗教题材为主的风气,成为伟大祖国艺术宝库里最宝贵的遗产。

 中国美术史-秦汉魏晋南北朝

 

 

迁想妙得——中国古代画论用语。语出顾恺之《论画》:“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与西晋陆机《文赋》中所谓“浮藻联翩”含意相若。但“迁想”比之“联想”更广泛,更有目的性,画家的“想象力”出于“迁想”,也是画家“神思”的基础。故历来论中国画学的“气韵生动”,赖“迁想妙得”有以致之。所谓“迁想妙得”意指画家在观察了解描绘对象的基础上,通过联想,深入体验,揣摩对象的精神特征,从而获得一种由小见大、由少见多、由画内见到画外、由有限物象见出无限意趣的巧妙艺术构思。它准确地说明了绘画形象思维的过程,不仅适用于人物画,也适用于山水、花鸟等各种画科。在这里顾恺之使用了"迁想"两个字,对艺术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艺术的升华,就是来自基于生活的想象和联想,这一联想越丰富越广阔越好,这样才能使内容和思想性开拓得更为深还。

 

    宋代画家李公磷,画李广射追骑,引箭未发而人已堕马。黄庭坚对他的构思十分赞赏,认为这样更可表现李广的英威,而有先声夺人之妙。宋代画家梁楷所画的《李自行吟图》.他并未见过李白其人,他从生活中接触到的诗人为印象.再从李白的诗句和生平发挥其联想.他抓住了李白灵感突来的瞬间.这幅作品无论从李白的气质和用笔之简练、墨气之灵活淡雅上看来,都是属于表现李白画像中的第一流作品。

 

以形写神——中国古代画论用语。由东晋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首先提出:“凡生人亡(无)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无)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据说顾画人有时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又说:“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顾恺之把体现对象的内在精神气质(即“传神”),作为对人物画的最高要求,主张通过描绘人物最能流露内在神情的外部特征去达到这一要求。他还主张把具有特定性格的人物放到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环境中去描绘。以形写神论的提出与汉以来对于形神关系的哲学探讨有关。顾恺之的“传神论”是我国古代绘画美学的一个中心内容,对后世中国绘画的发展影响极大。


  以形写神重在写神,比以形写形高了一步。要先求形似,但不应以形似为满足,进一步提高到以形写神,或遗貌而取神,即是在形似的基础上,把人物的内在精神,性格特点,加以集中和突出,从而达到神似之目的。宋代苏东坡曾讥笑过只重形似的作品,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就是说和儿童认识力一样。"超以象外,得于环中"(唐·司空留《诗品》语)当然这对画的难度就加大了。古诗"墨婶留川影,笔在传石神",说明用笔墨去传山水之神。顽石一决通过画家笔情墨致,就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有了石头的神韵,使冥顽有灵。

 

◆陆探微(?-约485),吴(苏州)人,是南朝宋文帝和明帝时的近侍之臣。他的画被南齐的谢赫评为当代之冠。在中国画史上,据传他是正式以书法入画的创始人。他把东汉张芝的草书体运用到绘画上,可惜今已难再见到他的画迹。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载有他的画达七十余件,题材十分广泛,从圣贤图绘、佛像人物至飞禽走兽,无一不精,我们今天只能从文献中去了解他的本来面目。据记载,他画的人物形象属瘦削型,符合用劲利,如锥刀"的效果,正是"秀古清象"的感觉。又提到他在线条的运用上,"连绵不断",所以又有"一笔画"的说法。后人把他和顾恺之归在一起,作为"密体"的代表画家。陆的画风对后世影响极大。

 

  南齐理论家谢赫首先给予陆探微绘画至高的赞誉,称其画:“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惟陆探微、卫协备该之矣。”显然,在谢赫看来,陆画已远远超越了作品外在形式的完美,直接把握到艺术的内在本体。所谓“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即指能穷尽对象的内在精神气质,达到上乘的理想境界,而非限于表面的描摹刻画,故谢赫将其置于上品之上,第一品第一人。同时,谢赫又在总体上认为陆画“六法尽该(赅)”,即因“穷理尽性”而使画面收到“气韵生动”的效果。

 

    张怀瓘对陆画的评介,却使人对其绘画风格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张云:“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矣。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虽妙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像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参灵酌妙,动与神会”依然是形而上的赞誉,“笔迹劲利,如锥刀矣”则为形而下的具体描述,说明陆公用笔如锥刀入木般刚劲有力度。张怀瓘在这里三次提到“骨”字,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可增进我们对陆画画风的理解。例如文学史上讲“建安风骨”,那是指三曹和建安七子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慷慨磊落之气和刚健有力的风格。

 

     “秀骨清像”一词具有递进式的双层审美内涵,一指人物外在形象上的清秀瘦削之美,一指通过对这一形象刻画所体现的人物内在的清刚、峭拔、智慧超脱的品质。我们认为陆探微绘画的两个主要特征是:一、人物外在形象的清秀瘦削和绘画用笔追求如刀刻般的刚劲有力;二、超越于对外在形式的关注直达理想人格本体的精神层面,所以当人们面对画面时会产生“令人懔懔若对神明”的感觉。

 

  陆探微又为塑造合乎理想的典范,在绘画技巧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他通过对草书连贯一气的行笔运势特点的敏锐把握和巧思妙琢,将它引入绘画领域,创作出前所未有的“一笔画”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中记载:“……一笔而成,气脉相通,隔行不断,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

 

张僧繇,吴(苏州)人。梁天监中为武陵王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苦学成才,擅作人物故事画及宗教画,时人称为超越前人的画家。梁武帝好佛,凡装饰佛寺,多命他画壁。所绘佛像,自成样式,被称为“张家样”,为雕塑者所楷模。亦精肖像,并作风俗画,兼工画龙,有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传说。他画的龙非常砞妙。相传他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龙,给其中的二条龙点上了眼睛,这两条龙便腾云驾雾地飞到天上去了,而未点睛者仍在墙壁上。张僧繇一生苦学,“手不释笔,俾夜作昼,未栾倦怠,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 张僧繇的作品有《二十八宿神形图》、《梠武帝像》、《汉武射蛟图》、《吴王栠武图》、《行道天王图》、《清谿宫氠怪图》、《摩纳仙人图》等,分别著彠于《宣和画谱》、《历代名画记》、《贞观公私画史》。传世作品有《五星亠十八宿神形图》,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记载他在金陵一乘寺用讲求明暗、烘托的"退晕法"画"凸凹花",有立体感,可知他已接受了外来的绘画技法。文献里说他作画笔才一二、像已应焉",很象现在的速写,被称为"疏体"。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朝画家阎立本和吴道子都远师于他。

  

  北方的画家

 

曹仲达,原籍西域曹国,官至北齐朝散大夫。擅画人物、肖像、佛教图像,尤精于外国佛像。所画人物以稠密的细线,表现衣服褶纹贴身,“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似刚从水中出来,人称曹衣出水,与唐代画家吴道子的吴带当风画风并称画史。无作品传世,但现存的北朝佛教造像中有与其相似的风格。

 

“曹家样”究竟是一种什么风格的画呢?我们从他的师承关系可略知一二,张彦远说曹仲达师袁昂,并说“袁尤得绮罗之妙”。也就是说曹仲达继承了中原魏晋以来的汉族文化传统,掌握了绣罗人物的技巧,即一种工笔重彩所应用的粗细一致、细劲有力的线条,把这种线条应用来画菩萨与佛像的衣饰,又带着明显的外来文化的色彩。我们可从北朝的石窟造像中看到“曹家样”画法的某些特点:一种宽袍大袖的薄质服饰,“其势稠叠,衣服紧窄”,给人以薄衣贴体,似刚从水中出来一样的美感,所以有“曹衣出水”之誉。

 

杨子华,善画贵族人物、宫苑、车马,所画马尤其生动逼真,据传他在壁上所画马甚至引起观者夜间听到马索水草而嘶鸣的幻觉。时有“画圣”之称。北齐世祖使其供职宫廷,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成为专门的御用画家。他所画人物形象丰满圆润,有别于顾恺之的“秀滑清丽”,他的画风影响到唐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传为宋临的《北齐校书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是我们今天唯一能见到的杨氏的卷轴画。该画描绘北齐天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诸人刊定五经诸史的故事。画中人物的特征,已不同于顾、张等人的"秀骨清象",人物面孔都呈鹅蛋形,与出土的娄叡墓壁画相吻合。

 

  出土的画

 

    在北方,墓葬壁画依然流行。但是广阔的中原从汉末就变成战场,到此时大多已是废墟一片,昔日的文化繁盛已不可见。倒是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地处偏僻的区域发现了绘制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上叶的墓葬壁画。当时许多中原人为躲避战乱而移居到那里。在朝鲜安岳的3号墓中,其结构、装饰以及墓中的文字都表明墓主来自中国。虽然,这座墓中仍有盛大的出行图,但是儒家题材如劝善故事和祥瑞图像不见了,画家更偏重于对世俗生活和女性形象的描绘。在西北地区的墓葬中,儒家影响的减弱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大量墓葬壁画是表现这一边远地区的现实生活。在嘉峪关附近发现的一系列3世纪建造的砖室墓的装饰风格极为独特。墓中的砖上分别有用鲜艳的颜色和流畅的线条描绘的壁画,各个独立,连续起来看仿佛是连环画一样。甘肃酒泉发现的丁家闸5号墓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它的两个墓室为连续性的大型壁画所覆盖,后室中描绘墓葬中的各种摆设,而前室壁画则描绘有神仙世界和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图景和歌舞伎乐表演。这种与中原及东北墓葬壁画一脉相承的题材,其产生是由于古代酒泉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位置决定的。1979年对位于山西太原的娄睿墓的发掘是近年中国考古界一起引起轰动的事件。墓葬中发现了71幅、共200多平方米壁画,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其艺术水平也超过了已发现的早期或同时期的墓葬壁画。这座墓的主人是北齐的东齐王,他的生活图象及出行、归来图,门卫仪仗,天象和十二辰图等被绘制在墓中的墙壁上。构图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刻划,直至鞍马、走兽的勾描,无不显示着北朝末年壁画艺术开创一个新阶段的惊人发展。难怪学者们将它的作者猜测为当时的大画家杨子华。

 

  石窟壁画

 

  遗存下来的北朝石窟壁画是了解该时代佛教绘画的重要资料,以克孜尔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最为著名。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现拜城县东的克孜尔镇,系古代龟兹境内。在克孜尔的236个洞窟中,有70余窟的壁画保存完好。根据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和艺术风格分析,石窟主要为4至8实际的遗存,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的壁画内容以本生故事为主,壁画多画于带有中心塔柱的支提式窟内,壁画在洞库中的分布一般是:洞窟入门上方绘说法图,左右两壁画佛传故事或说法图,券顶以众多的排列整齐的菱形斜方格作须弥山景,方格内画本生故事,每格成独立一图表现一个故事。壁画中出现的本生故事较多,可辨识者达数十种。如萨达那太子舍身饲虎、兔王焚身、猕猴舍身、跋弥王化鱼等等。画面上都以简洁的构图画出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以爽利流畅如曲铁盘丝的线描勾勒形象轮廓,内部设色,以兰、白、绿、赭、灰等色为主。很多壁画还涂有底色,上边有散花装饰。本生故事画的形式最为独特,均以单幅的形式表现一个故事内容,这种独特形式对敦煌早期的壁画有一定的影响。

 

  举世闻名的敦煌的第一个洞窟兴建于公元366年,敦煌早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受印度和中亚影响比较大,独特的"敦煌风格"直到北魏时才开始出现,而中原文化对其影响到西魏时期变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所创作的绘画多为佛本生故事和僧尼故事。总的说来,北朝时期的敦煌艺术精力了逐步本土化的过程,此时,印度、中亚传入的题材和源于中国的主题和风格往往以独特的方式汇聚在同一个洞窟中,在北魏末年建造的249窟中集中反映出来。在这个窟中,正面佛立像的两旁是菩萨和飞天,佛像的周围绘有许多小佛像,俗称"千佛";上方的彩绘佛龛中绘有演奏各种乐器的乐伎飞天。代表性的洞窟还有275窟(十六国)、257窟(北魏)、254窟(北魏)、428窟(北周)、285窟(西魏)等。

 

谢赫,南齐时代(公元479—502年)的人物画家。他能画时装的妇女。但他的画不如他的理论著作有影响。他的《古画品录》是我国绘画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绘画理论著作。《古画品录》首先提出绘画的目的是:“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就是指出了:通过真实的描写收到教育的效果。这一理论认识的出现是进步的现象。


  他提出绘画的“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或作“传模移写”)。“气韵生动”是指表现的目的,即人物画要以表现出对象的精神状态与性格特征为目的。顾恺之的关于绘画艺术的言论,以及魏晋以来人们对于人物的鉴赏评论所一致强调的人的精神气质的生动的表现。这些言论是谢赫提倡“气韵生动”的根据。“骨法用笔”主要的是指作为表现手段的“笔墨”的效果,例如线条的运动感、节奏感和装饰性等。从古代画论中可见古代画家和评论家对这一点的重视。“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是绘画艺术的造型基础:形、色、构图。“传移模写”是学习绘画艺术的方法:临摹,也是复制的方法。关于临摹,古代有很多不同的技术,是一个画家所必须熟悉的。由此可见,“六法”是古代绘画实践经,提高为理论的。 关于“六法”,过去存在着若干混乱的看法。或有意的加以神秘化,例如说:五法可以学,而气韵只能先天的。或者用气韵生动否定其余诸法的必要性,而流为形式主义的掩护。或者把“六法”当作创作实践的技法,用以证明古人的写实技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诸如此类混乱的看法,都有待用历史观点加以澄清。


  谢赫的“六法论”之重要,乃在于他作了这一整理集中的工作。虽然“六法”之间的正确的科学的逻辑的关系没有完全明确起来,然而由于反映了绘画艺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完整的认识,而此认识既肯定了根据对象造型的必要性,也提出了理解对象内在性质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笔墨是表现对象的手段。 《古画品录》的大部分文字是谢赫评论曹不兴以及他同时代的二十七个画家的作品。他在评论中,把画家分成六品,即六个等级。这一方面也是当时对人品评所采用的方法。对人的评论以精神气质、风度为标准。所以这一分别等第的方法,和“气韵生动”的概念,都和当时评论人的风气有关系的。除画品以外,当时还有《诗品》、《棋品》等,都是借用了评论人物分别等第的方法。谢赫《古画品录》中对于画家的评论的重要意义也在于保留了可贵的史料。在他之后有陈朝姚最的《续画品》,唐朝李嗣真的《后画品》,僧彦悰的《后画录》,这就开始了中国绘画史的最早的著述,至唐代,由张彦远汇集成《历代名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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