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知识分子的政党归属 里拉和朱特视野中的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有的曾经直接投身或效力于某个政党，例如，布鲁姆是法国社会党的重要成员，1936年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首脑，加缪参加过共产党、海德格尔和施米特都曾经是纳粹党员。政党曾经是他们实现自己抱负的依托。在一些别的国家里，“入党”也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被允许的方式。在政治制度内发挥作用，成为制度性政治的参与者，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成为体制的有机部分。社会学家希拉彭托克（VladimirShlapentokh）在《正常的极权社会》（TheNormal Totalitarian Society）一书中对前苏联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这一特点有所讨论，他在研究中发现，尽管党在发展成员时优先考虑工人、农民，但知识分子比工人、农民更积极要求入党。对知识分子来说，入党固然有物质和个人利益的实际好处，但也是获得重视和信任，因此更有机会参与社会和学术事务、发挥影响力的必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中的党员比例越来越高于一般民众。例如，1979年，苏联科学院的工作人员中有70%是党员（1948-1948年是29%），教授中的党员比例是55%（1948-1949年是31%）；拥有博士学位者的党员比例是36% （1948-1949年是30%）；苏联作家的党员比例超过50%，作家代表大会成员中有87%是党员；作曲家和电影导演中的党员占三分之一；记者中的党员占三分之二。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把入党当作了一种政治表现和表态，是假面社会中特有的政治犬儒主义现象。 政党归属一方面给知识分子带来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但也限制了他们作为个体公民的独立、自由参与，迫使他们的许多参与行为成为一种身不由己的或者盲目的政治献身。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告诉读者，即使在相对自由的多党制国家里，党性思维也在阻碍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而且还会使国家深受其害。他对知识分子党派辞令的厌恶和批评是以法国革命以后的历史为教训的，一代又一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由于难以摆脱左右之争和党性思维方式，站在一方，无条件地为反对另一方而效力。这种二元对立及其产生的无休无止的纷争让法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走不出低效率政治文化的怪圈。富有聪明才智的法国知识人士在相互攻讦、相互诋毁、相互推翻中纠缠于意识形态之争，夸夸其谈，耗掉无数精力和智慧。朱特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也就是自己确立目标的首要性，并以此作为一种更有自由行动的知识分子人格理想。 里拉和朱特都把个人的独立思考和道德判断看成是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这种思考和判断并不能保证参与政治的个人永远不会有错误的选择或行为，但却能让他们真诚、勇敢并有始有终、一以贯之地坚持一种叫做“自由精神”的东西。许多作为“组织人”或“同路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瑕疵都与舍弃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有关。他们往往因党性思维而容忍或维护桎梏刑戮的暴力和暴政，或者因为某种精致的理论或“理论过剩”而根本不在乎与什么政治势力为伍。他们不再把守护自由和反抗暴虐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和行动指南，因此事实上已经无法担负知识分子最不容推卸的那部分责任重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