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名刺客是怎样“造”成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处士横议、英雄辈出的时代。诸子百家，唇枪舌剑；诸侯群英，南征北战。但在这些绵里藏针的“文争”和摧坚折锐的“武斗”之外，还有一些奇人义士，为了达到报恩或复仇等不同目的，甘愿冒死充当杀手，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刺客。他们以其临事之沉稳，行事之决绝，义气之深重，胆识之超群，演绎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传奇。纵观中国历史，在刺客这个庞大的群体中，荆柯无疑是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超级”刺客。但有趣的是，荆轲的名头不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而是在无奈的情况下，被太子丹等人“制造”出来的。

剑艺欠佳，不适刺客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荆轲是个素质一流的优秀刺客。实则不然。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卿好读书击剑”，曾经凭借着剑术游说于卫元君（卫国第43任国君），结果“卫元君不用”；后来又与盖聂（秦国人，战国末年著名剑术家）论剑，话不投机，盖聂怒目而视，结果“荆轲出，……不敢留”；再后来又与鲁句践（赵国人，非越王句践）下棋，发生争执，鲁句践大声呵斥，于是“荆轲嘿而（默无声息地）逃去”。在这三次需要荆轲一显身手的时候，荆轲都没有出手，而是选择了离开。我们姑且认为这不是因为荆轲剑术造诣浅，而是因为修养境界高，不屑因鸡毛蒜皮之事放弃韬光养晦的道德信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刺杀秦王时候的表现吧。据《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燕策》记载，荆轲刺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嬴政）时用的是能够削金断玉、见血封喉的淬毒宝刃——徐夫人（赵国人，战国铸剑名家）匕首，方式是借呈献地图之机发起突然袭击。但结果却不尽人意：荆轲抓住秦王衣袖而用匕首刺之，在这零距离的搏斗中，秦王非但毫发无损，反而扯裂衣袖，“环柱而走（逃跑）”。不过没关系，荆轲还有机会，因为当时秦国法律不准带甲侍卫上殿，因此荆柯得以在殿上追逐秦王，在这小范围的追捕中，荆轲不但“望尘莫及”，反而被御医夏无且用药囊砸中。结果秦王趁机拔剑“以击荆轲，断其左股。”已成废人的荆轲只能以匕首掷向秦王，可惜这最后一击又是不中。尽管荆轲在临死前冷笑大骂说：“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但这不过是对自己失败的无谓辩解，如果他决意要生擒秦王，那又何必在匕首上淬上“以试人，血濡缕(只要沾湿一根血丝)，人无不立死者”的剧毒？在零距离的撕扯中，荆轲竟然屡刺不中，而秦王却能在奔逃中回首一剑，断其左腿，莫不是身为刺客的荆轲，武艺尚不及成天忙于国事的秦王？荆轲在秦王断其左腿之时，如此的近距离，尚不能用匕首掷中秦王，而夏无且却能在荆轲奔跑中用药囊将其击中，莫不是荆轲的暗器功夫还不如一个医生？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其他几位刺客，曹沫趁齐桓公盟誓之机，冲上祭坛将其劫持，逼其答应归还所侵鲁国之地。事成下坛，“颜色不变，辞令如故。”专诸刺王僚时，将匕首藏在烤鱼腹中，趁进鱼之机，“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他们都是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轻松得手。当然，最精彩的莫过于聂政刺侠累（韩傀，字侠累）。当时侠累正坐在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似这等万夫不挡的绝世剑艺，荆轲岂能及得万一？尽管荆轲存在兵器短小，人单势孤（随从秦舞阳没起作用）的劣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荆轲武艺稀松平常。难怪鲁句践在听到荆轲刺秦王的事情后不禁慨叹：“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对他没有好好研习剑术感到遗憾。东晋文学家陶渊明也在《咏荆轲》中惋惜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可见荆轲虽然胆气过人，可惜剑艺欠佳，并非充当刺客的良材。

遭遇绑架，充当刺客

根据《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燕策》的记载，荆轲虽然喜爱读书和击剑，但他起初并不愿意充当刺客。因此，当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求他刺秦救燕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婉言拒绝了太子丹的请求。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绑架式”的自杀和施恩行动使他无路可退，最终万般无奈地接受了充当刺客的使命。

首先是田光的自杀。据《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燕策》记载，太子丹决定派人刺杀秦王后，最先想到的刺客人选是“为人智深而勇沉”的田光（燕国勇士，世称“节侠”）。但田光自感年事已高，“精已消亡”，于是举荐荆轲，并为了保守秘密在荆轲面前“自刎而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荆轲不答应刺杀秦王，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节义大侠就白死了。这无疑在心理上给荆轲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经过太子丹的再三磕头请求，荆轲“然后许诺”，勉强答应下来。

其次是太子丹的施恩。为了防止荆轲变卦，太子丹加大对荆轲的心理攻势，不仅让他住进最好的客舍，而且天天上门拜望，奉上美味佳肴、奇珍异玩、车马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更有甚者，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燕丹子》记载：荆轲和太子丹在东宫游乐，荆轲捡瓦片掷池塘里的青蛙，为了让荆轲玩得开心，“太子捧金丸进之。”后来两人共乘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肝美”，太子丹立即“杀马进肝。”还有一次，太子丹宴请荆轲，让美人弹琴助兴，荆轲称赞美人的手好看，太子丹立刻令人斩断美人之手，“以玉盘盛之。”太子丹紧紧抓住荆轲“知恩必报”的心理弱点，通过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施恩行动，一步步将其“绑架”，使他无法反悔。然后看时机一到，就底气十足地对荆轲说：“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言外之意，我锦衣玉食伺候你这么久了，你也该去履行你的使命了。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这时的荆轲如果不答应动身，恐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了。

再次是樊於期的自杀。太子丹无以复加的隆恩厚遇使荆轲身不由己，骑虎难下。但他在答应动身前还是给太子丹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要求用秦王垂涎三尺的督亢（燕国膏腴之地）地图和秦王重金悬赏的樊於期人头做为取得秦王信任的“见面礼”。樊於期原是秦国名将，秦王嬴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他率军攻赵，被赵将李牧击败后不敢回国，逃至燕国。秦王残忍地将其父母宗族全部杀害，并悬赏“金千斤，邑万家”购买樊於期之首。太子丹当然不好开口去向樊於期要人头，只好说：“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但此时的荆轲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此索性自己去找樊於期商量人头。没想到樊於期听了荆轲的行刺计划后，二话没说，“遂自刭”。同时太子丹也忍痛奉上了督亢地图。至此，为了让荆轲去刺秦王，太子丹不仅劳身散财，而且死伤了这么多人。现在荆轲所要的苛刻、无价的“见面礼”都已备齐，他除了动身上路，已经别无选择了。

既不成事，何故成名

春秋战国时期，刺客多如牛毛，然青史留名者寥若晨星。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只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其中荆轲的故事耗用笔墨最多。但是与其它四位刺客相比，荆轲无疑是最失败的一个。曹沫劫齐桓公，尽复失地，全身而退；专诸刺王僚，一招毙敌，功成身死；聂政刺侠累，如入无人之境，击杀数十人。豫让虽然多次功败垂成，但最终还是义感赵襄子，让他自杀前在自己的衣服上刺了几下。而荆轲刺秦王，秦王是有惊无险，燕国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行刺前就有田光、樊於期两颗高贵的人头落地；行刺中又搭上了荆轲和秦舞阳（荆轲刺秦王的助手）两位勇士的性命；行刺后秦王怒而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国都城）。”太子丹被杀，燕国旋即灭亡。在燕国灭亡的过程中，名将樊於期的自杀、拱手奉上的督亢地图，都无疑帮了秦国的大忙。然而奇怪的是：象荆轲这样一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刺客，为何能够名垂千古？为何能够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英雄？

首先，刺秦失败，非荆轲之过。上文已经说过，荆轲并无刺客应该具备的高深武功，起初也并不愿意充当刺杀秦王的刺客。是太子丹等人通过自杀、施恩等手段一步步将其“绑架”，将他“逼”上刺杀秦王之路的。不过这还不是大问题，因为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卿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可见，荆轲虽然不是武功卓绝的剑客，但他识书达理、文武兼备。因此就在出使秦国之前，极有自知之明的荆轲已经安排好了万全之策——等他的朋友同去。至于这位朋友究竟是谁，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武功应该不弱，至少不亚于荆轲，比那个十三岁就能杀人的秦舞阳更是强之百倍。荆轲之所以苦苦等待，因为他知道秦舞阳名不副实，恐怕有辱使命（否则就不用等了），只有和这位朋友同行才有胜算。试想，如果当初在秦王殿上出现两个“荆轲式刺客”围追堵截，秦王岂能轻易逃脱？可惜太子丹过于性急，在荆轲等待朋友的时候再三催促：“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意思是：已经没有时间了，荆卿你还打算动身吗？请让我先派秦舞阳去吧。这句话不啻于掌掴鞭抽，因此荆轲怒斥他“往而不返者，竖子（没用的小子）也……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可见荆轲本是打算和朋友共同劫持秦王并全身而返的，但经太子丹这么一催，只好负气上路。失去了朋友的帮助，荆轲自知生还无望，于是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头也不回“就车而去”。太子丹不让荆轲等朋友，如果给他配备一个艺高胆大的助手也可，可配备的却是一个徒有杀人虚名的秦舞阳。一见秦王就“色变振恐”，令“群臣怪之”。不仅在行刺时没有起到任何协助作用，反而在行刺前因失态引起秦国君臣的怀疑和警惕。幸亏荆轲随机应变打圆场说：“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震惊恐惧）。”才算勉强蒙混过关。否则，“图穷匕见”也就轮不着上演了。对此，唐代诗人周昙在《秦舞阳》中评价说：“丱岁徒闻有壮名，及令为副误荆卿。是时环柱能相副，谁谓燕囚事不成。”意思是说秦舞阳空有年幼杀人的虚名，让他充当副手误了荆轲，如果秦王绕柱逃跑时他能帮一把，谁说刺秦之事不会成功呢？可见，如果当初按照荆轲的筹划安排，刺杀秦王极有可能成功，但由于太子丹太过性急、秦舞阳太过脓包，致使荆轲功败身死。

其次，秦王伟业，令名望倍增。荆轲的知名度之所以高于曹沫等四位刺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刺杀的对象名气太大。齐桓公（春秋齐国国君）、王僚（春秋吴国国君）、赵襄子（战国初年赵国创始人）、侠累（战国初年韩国相国）等人，尽管爵高位显，史书留名。但与 “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相比，实乃萤火之于日月，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因为秦始皇嬴政的功绩、名望都高于齐桓公等人，所以，与此相对应，荆轲的名望也就高于曹沫等人。倘若荆轲行刺的是一个无名小辈，或者秦始皇只是个庸碌无为的君主，荆轲就不会在诸多的刺客中脱颖而出。可以说，荆轲的出名是以秦始皇的知名度作为基础的，秦始皇的功劳越大，荆轲的名望越高。

再次，个性魅力，令世人敬仰。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知恩图报、轻死尚义、胆识过人，千百年来，一直倍受世人敬仰。这种重情义、轻生死的精神，从秦汉至今，已不多见，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大放异彩。荆轲不止在行刺过程中表现出的无畏、冷静、勇敢、机智令人钦佩，更重要的是，他骨子里渗透着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一种对朋友最原始的感恩和忠诚。与这种令人着迷的个性魅力相比，什么剑术高低，什么功过成败，都已变得微不足道。人们记得的，只有那震古烁今的惊天一击背后再现出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它曾经，正在，并将继续震撼和感动着每一个了解他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的结尾评价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侠义之举）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清楚明朗），不欺其志（不违背良心），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难道是虚妄的吗）。”

最后，抗暴义举，顺民心民意 。在中国历史上，刺客犹如一颗颗划过长空的流星，虽一掠而过，但敛不住它那耀眼的光芒。他们以匹夫之躯力搏强势群体，使人感受到几千年来普通民众对强权的仇视。诚然，秦的统一是个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即使荆轲杀死了一个秦王，还会有下一个秦王出来继续完成统一的事业。再退一步说，即使荆轲成功劫持了秦王，逼他订立归还诸侯们土地的契约，又有谁能保证他不会出尔反尔？天下大势又岂是劫持一个君王就可以改变的？所以荆轲刺秦王，成败本身并无太大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在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历史功绩的时候，也应看到他在统一过程中对人民造成了莫大伤害。因此荆轲刺秦王代表了人民的抗暴之心，代表了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英雄气概和冲天豪情。“荆轲刺秦王”这一荡气回肠的千古史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慷慨激昂的英雄悲歌，必将伴随着壮士英名永世流传。“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陶渊明的《咏荆轲》和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集中体现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荆轲抗暴义举的赞颂和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