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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我驾驶着租来的汽车，来到彼得·德鲁克家门前。当时，我又重新查看了一遍地址，因为这栋房子看起来并不宽敞。不过，房子还是挺漂亮的，所在街区离克莱尔蒙特学院也不远。房子旁边还有几栋和它类似的郊区住宅，车道上停着两辆丰田小轿车。如果这是当地学院里某位教授的家，那么这房子可以说是挺相称的。但是，我找的人可不是当地学院里的某位教授，我找的可是彼得·德鲁克。他是管理学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下半叶管理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创始人！ 但是，门牌号码和我手里的地址完全吻合，所以我就快步走到门前，按了门铃。我在门外等着，可是屋内没有任何声响。我又按了一次门铃，“好了，好了，我来了，”这回我听到屋里传来了说话声，“我现在可走不快喽！”声音听起来有些焦躁，我想开门的人准是个性格乖戾的人。没想到，我见到的是一张微笑的脸庞，让我觉得主人见到我非常高兴，尽管我们素未谋面。“柯林斯先生，非常高兴见到您，”德鲁克先生边说边和我握手，热情地把我迎进屋子，还对我说了一声，“请进。” 我俩在客厅坐下，克鲁克先生坐在他自己最喜欢的柳条椅里，不断向我提问。他的问题尖锐、直接并且发人深省。他毫不吝啬地与我分享他的智慧，而不求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只是希望他的话能对我的职业发展提供帮助，当时我的职业生涯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我那时才36岁，也没什么名气。德鲁克先生对我却慷慨大方，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他会享有这么崇高的声望。事后，我又再次拜读了他的大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重温了他的忠告；要重视为他人作出贡献，而不要只想取得成功。克鲁克先生认为，关键不在于“我如何取得成功”，而在于“我能作出什么贡献”。 德鲁克先生最大的贡献不是提出了某个单一的想法，他著作等身，而且这些宏篇大作都有这样一个优点：内中绝大部分思想都是金玉良言。德鲁克先生有着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魔力，他能够对现实世界提出探赜索隐的洞见，之后它们还会得到历史的证明。他的第一部巨著《经济人的终结》出版于1939年，书中对极权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剖析。1940年法国沦陷后，温斯顿·丘吉尔将这本书列为英国军官预备学院学生的必读之作。德鲁克先生1946年出版了著作《公司的概念》。在该书中，他凭借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深入了解，对技术专家管理的公司模式进行了分析。书中对公司王国将会面临挑战的阐述入木三分，使得通用公司的管理层大为震动，以至于在斯隆掌控通用汽车的时代，德鲁克的学说理所当然地被贴上了封条。德鲁克先生1964年的著作划时代地论述了“公司战略”的原则，以至于出版商都觉得这一概念过于前卫，劝说他放弃《商业战略》这一书名，而改用《成果管理》这一名称，因为出版社认为“战略”对于当时的商业而言，完全是一个全新陌生的名词。 有两种方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第一种是用笔（思想）来改变世界；第二种是用剑（武力）来改变世界。德鲁克先生选择了用笔来改变世界，而且重新改造了很多手握宝剑者的思想。1956年，当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先生坐下来勾画惠普公司的发展目标时，肯定受到了德鲁克先生很大的影响，很有可能借用了《管理实践》中的许多经典思想——这本书至今堪称是管理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当我和杰瑞·波拉斯在写《基业长青》一书的过程中，对很多大公司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大型公司的领导者都深受德鲁克思想的影响，其中包括默克、宝洁、福特、通用电气和摩托罗拉公司等。由于德鲁克先生思想也广为各种组织所接受，他的影响力也变得更加广泛，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深入了警局、交响乐团、政府机关和商业公司，这让人不得不承认德鲁克先生的确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之一。 在和德鲁克先生见面的那天，我曾经这样问道：“在您的26本著作中，哪一本令你感到最自豪？” “下一本。”德鲁克先生果断地告诉我。 当时德鲁克先生已85岁高龄了，但却依然精力充沛，每年都会为读者献上一本新作，而且还发表了许多影响力深远的文章。在和德鲁克先生见面后的9年中，他又有8本书与读者见面了。当他94岁的时候，他还依然笔耕不辍，探讨在21世纪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挑战。对于德鲁克先生而言，动笔写作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他有着多产的写作细胞，所以他的著述才能够如此丰富。当在回答“为什么能够写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快”这样一个问题时，德鲁克先生说道：“我从前是一个记者。我不得不写得快，因为我必须要在截止时间之前完成稿件，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快枪手。”我不知道德鲁克先生到底写过多少文字，但是他写过的书就已经超过一万页了。因此，德鲁克先生成为世上难得一见的奇才，不仅睿智，而且多产。 德鲁克先生的才能中有一个最耀眼的亮点，那就是面对纷繁芜杂世界中的诸多现象，他能够用极具穿透力的片言只语将它们解释清楚，并且揭示出其中的真理。他就仿佛是一位禅宗诗人，能够用寥寥数语道破玄机。我们可以反复品味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每一次都会有更深的理解。 德鲁克先生喜欢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有一个工匠受希腊雅典城的委托雕刻一座石像，这座雕像将矗立在神庙的顶上。这个工匠比预期时间晚了几个月才完成雕塑，因为他把雕像的背面雕刻得和正面一样漂亮。雅典城的官员因为他超时而非常生气，问道：“你把雕像的背面雕刻得和正面一样漂亮有什么用呢？又没人看得见背面。” “是吗？可上帝能看见！”工匠回答道。 雕像的正面之所以那么漂亮，那是因为在雕刻的全过程中，工匠投入了大量的心思和努力——这是大家也是我所看不到的，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付出，整件作品就不会完美。当然，我们知道自己可以信赖德鲁克先生的金玉良言，因为在他所有作品精心雕琢的文字背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德鲁克本人数十年苦苦思索与反思的精神结晶。 1994年那天，我拜访德鲁克先生后，我俩在他最喜欢的一家当地餐馆共进午餐。当我把德鲁克先生送回家后，我问道：“我怎样才能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呢？怎样才能回报您的帮助呢？”我知道，和他在一起的这一天，对于我而言，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你已经回报我了，”德鲁克先生说道，“今天和你的谈话中，我学到了很多。”刹那间，我顿悟了为什么他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位大师，而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学生。对于许许多多的管理学的专家而言，他们必须要说些什么，而德鲁克先生则觉得自己必须要学些什么。德鲁克先生的作品是饶有趣味的，而他本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我想如果借用已故的约翰·加德纳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德鲁克先生，肯定非常适合，这句话就是——“他总是对什么都感兴趣。” “好好干吧，争取成为有用的人，”这是当天德鲁克先生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没有再说别的，他打开车门走下车，走进他那并不气派的房子，很有可能是又走到了打字机旁，继续细细雕琢起了美丽的智慧女神像的正面，还有背面。 吉姆·柯林斯 于科罗拉多州布尔多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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