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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往往以奉献家庭为核心规范——操持家务，抚养孙辈。现代化高歌猛进，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重视个人价值，不再以儿孙生活为中心，而去做年轻时想不到、不敢想、没机会做的事，他们的晚年——童年后的第二段自由时光，因此焕发出斑斓的色彩。 肩挎相机,做“行吟诗人” 张虎生在网上写过一个帖子：“很多老年人跳广场舞，不在于舞姿有多优美，旋律有多动听，而在于这一切都与自己的青春有关，因而，他们都成了自己的看客！”张虎生不愿意做这样的看客，他每天戴顶太阳帽，穿件马甲，斜挎着相机“扫街”，“不是看自己，而是看别人”。 2000年，张虎生从省政府研究室退休，“30年工作弹指一挥间，每天和公文打交道，人生其实不属于自己。”退休的那一刻，张虎生感觉人生刚刚开始，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文学创作，这是当年插队苏北时就萌生的梦想。他开始写散文、写小说，作品频频见诸报端。2003年，张虎生的中篇小说《尘土飞扬》在《钟山》上发表，他把杂志拿给老伴、儿子看，兴奋得手舞足蹈，继而郑重地对老伴说，“今后不要指望我陪你逛公园，”又郑重地对儿子说，“也不要指望我给你带孩子！” 正当“文学新人”张虎生在创作中如鱼得水，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2004年，他患上了严重的前列腺疾病，开始繁琐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老朋友上门探望，张虎生乐呵呵地打比方，“西医就像‘严打’，见效快，但副作用大；中医就像‘治理’，见效慢，但能固本。”他说，老年人生病很正常，不要太在意，“你忘了它，它就可能忘了你！”很快，张虎生每天“该干嘛还干嘛”，只是因为不宜久坐，只能写些短小的随笔、评论，“有时站在电脑前，急就章，三下五除二把稿子写好，马上发给各家催稿的编辑！” “很多人退休了，就把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大门关闭了，走向自我放逐之路。”张虎生说，他要重建自己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考虑用另一种方式“写作”，就是摄影，这也是他年轻时没时间、没心力发展的爱好。2005年，张虎生买了一台索尼717数码相机，“我不满足于自然摄影，要搞人文摄影，我要做一个用相机创作的‘行吟诗人’”。他的镜头下，有端着破碗追着行人的乞丐，有被城管赶得到处跑的摊贩，有刚刚进城眼神怯生生的二代民工……张虎生在著名摄影网站“色影无忌网”上注册了一个ID，标题是“记录，从身边开始”，每天上传照片，10年累计上万张，粉丝成千上万。他还在“橡树摄影网”担任“摄影主席”，每天批改大量网友发来的“作业”，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 “看世间万象，品人生况味”。张虎生的人文摄影，有浮光掠影的扫描，更有深刻细腻的挖掘。他多次深入城中村，用镜头记录民工的生活点滴、喜怒哀乐。在他的镜头下，城中村街巷狭窄、垃圾处处，民工们每天为了生计辛苦劳作，光鲜、繁华的城市仿佛与他们绝缘。一年夏天，张虎生偶然得到消息，悄悄潜入远在高淳的一座黑砖窑，拍摄那里的工人们——“他们都是来自西南山区的农民，长期与世隔绝，每天在摄氏70度的高温下没日没夜地工作，每月只有两千多元的工资！”尤其让他难过的是，一些民工把孩子也带来了，成了童工。张虎生联系当地管理部门，改善了黑砖窑的生产条件，还多方组织，给那些孩子捐赠了不少文具，让他们重新回到学校。 为了给自己“充电”，张虎生购买了大量摄影书籍，尤其是法国布列松、巴西萨尔加多、捷克寇德卡等人文摄影大师的著作对他启发良多，诸如如何捕捉瞬间、关注底层、聚焦事件等等。“老年人仍然是社会的主人”。2006年，张虎生发起了一场热烈的“新闻事件”。他前往医院“直播”一位20多岁的尿毒症患者，立体式、全方位地展现患者的困顿，专题名叫《一个人的冬天》，正是他几年前一篇小说的标题。很快，多家媒体跟进，各种捐款、慰问纷至沓来，让这位年轻的患者感到了人间的温暖。 “老年人不能活在记忆里，而应该活在当下乃至未来。”几年来，张虎生仿佛焕发了青春，除了摄影，还研究茶道、电影、古玩，为一家文学期刊做特邀编辑，每天站着审阅大量稿件。张虎生说，他在“文革”时偷偷看过苏联作家杜金采夫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走出自设的藩篱，才能走向广阔的天地。“老年人在健体的基础上，还要健脑、健心。对生活充满好奇，对自己充满期待，对社会充满情怀，这才是完整的人生。” 本报记者 贾梦雨文/摄 用9年时间教智障者跳舞 教智障者唱歌跳舞，偶尔为之是热情，经常去做是爱心，9年没有间断就是情怀了。王素梅今年66岁，从2006年起一直在爱德基金会的慈佑院教智障学员。 走进位于南京马台街平安里的爱德慈佑院，院子里挂着藏族舞蹈服。不久前，“孩子们”(王素梅这样称呼学员，虽然其中有几位已经三四十岁)在湖南路艺术沙龙表演藏族舞，王素梅站在台下，左手指挥女生，右手指挥男生。看着有模有样的舞蹈，观众们以为台上是一群聋哑人，压根没想到这是一群智障者。 王素梅在夫子庙街道当过“小巷总理”，在区物业公司做过主任，是个热心公益的人。2006年王素梅退休，一位亲戚介绍她到慈佑院临时帮忙，教学员们唱歌跳舞。因为人手紧张，她上的第一节课不是歌舞，而是算术——10以内加减法。她至今记得那一课的风波：张啸和藏一敏为抢一支笔扭打起来，王素梅赶紧上前分开他们，回身写板书时，张啸抄起教鞭隔着桌子向她的脑袋抡去，一位助教赶紧上前抢下教鞭，却被张啸一巴掌打得脸上鼓起五条手指印。而于洁，那天问了王素梅100多遍“明天你还来吗？”开始王素梅以为这是出于被关怀的需要，满口答应“我还来”，后来才明白这只是智障的表现。如今，这三位学员都离开了慈幼院，周键在爱德面包坊工作，成了那里的形象代言人，但“我还来”这句承诺王素梅践行了9年。 假如当初退休后像大多数老人那样，在家照顾子女，跳跳广场舞，王素梅现在就不会觉得自己的晚年特别有意义。 在她看来，智障学员是最纯洁的人。他们心地善良，从不害人；他们做事认真，不会偷懒；他们信任别人，不知道世上还有假恶丑的一面。他们智力有缺陷，但也保留了人性中最质朴的东西。可是，教这群“天使”跳舞却是个大难题，他们往往记得动手忘了动脚，记住了前面忘记了后面。辅导员们时常采取“人盯人”战术——站在学员身后，抓着手顶着脚，像操纵木偶一样做动作，有时一个节目要排练半年。好在，比表演更重要的是快乐，唱起来跳起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开心，尤其是跳《小苹果》，那是慈佑院一天中最欢乐的时光。 9年来，王素梅教过60多名学员，用爱心、耐心和“孩子们”编织了一条感情的纽带。采访时，一位不会说话的姑娘用含糊的声音叫她“妈妈”，指指王素梅的新鞋竖起大拇指。这位姑娘最爱喝可乐，牙齿都蛀了，妈妈怎么管都没用，但王素梅劝她一回就能管一段时间。另一个学员给记者表演了自己的绝活：随便说一个年份，他能立刻报出那年的生肖；随便说南京的两个地名，他能立刻说出应该怎么坐公交。每次这个学员赖床，妈妈就假装给王素梅打电话，次次管用。王素梅觉得“孩子们”的信赖是巨大的褒奖，但她对自己的女儿也心生歉疚。一次，女儿说身体不舒服，王素梅没在意，女儿去医院检查，已经到了必须手术的地步，女儿在电话里抱怨：“你心里只有那群孩子！” 这几年，王素梅教“孩子们”排过新疆舞、藏族舞，但是排练蒙古舞却要延期了。从“吃好喝好玩好”到“融入社会，在工作中赢得尊严”，慈佑院照料智障者的理念在不断变化，努力为学员们寻找工作机会。如今，必胜客雇佣学员程清萍做饮料，学员阎渺渺做保洁；福莱特洗衣房请4位学员做小时工，粘毛，擦洗衣领、衣袖；一直为智障学员进行职业培训的爱德面包坊提供了一间地下室，让学员们为婚庆公司包装喜糖……工作，对智障者曾经高不可攀，现在正慢慢成为一种可能，这背后是一种宝贵的尊重和接纳。 王素梅曾一遍遍地在脑海中为她的“孩子们”编排蒙古舞，觉得那画面很美，现在看到“孩子们”能够参加工作培训，继而和普通人一样努力自食其力，她更开心。 本报记者 王宏伟 照片由本人提供 上路，去发现意外的风景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不久前，这封号称最文艺的辞职信，让不少人心生向往，但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让更多的人望而却步，而65岁的老卫正在将退休后的生活，过成这么文艺的样子。 “工作时还是有很多束缚的，很多地方只是去过，和仔细游玩完全不一样。”老卫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出差去过不少地方，但都无法游玩。退休后，老卫觉得，是时候出去好好走一走了。 去年4月底5月初去云南，8月去西藏，9月去四川，春节去大连滑雪，今年3月底和家人去日韩……不到一年，老卫竟去了七八个地方。去国外他一般选择跟团游，在国内，大多选择驴友们的方式，背包上路，名副其实地“走一走”。 “我出去玩有两个原则，一是尽量选择最好的时节，一是尽量作深度游。”老卫4月底去云南，“鲜花盛开，既有春的气息，又有夏的味道，山上还有皑皑白雪。”老卫不走寻常路，来到梅里雪山，他决定去驴友们才去的雨崩村。“先坐车到西当温泉村，之后全程步行，真正是翻山越岭。那里不像紫金山有修好的栈道，爬坡要手脚并用，一共12公里，每4公里有个休息的平台，整整爬一天。”一路上，原始森林的美景，让老卫觉得非常值得，“越是艰险的地方，越能体验到大自然的美与宁静。”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老卫3年前加入了南京驴友大本营户外俱乐部，通过QQ群和微信等方式，参加俱乐部组织的活动。“我以前去过九华山，就在宾馆住了一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后来跟着驴友群去，大家背着包，冒着雨雪，住在寺庙里，很有意思！” 驴友大多是年轻人，老卫虽然身体硬朗，偶尔也会跟不上。有次他随驴友群去河南“绝壁长廊”，礼拜五坐一夜车到山村，礼拜六一整天爬山，计划次日早晨4点起来看日出,老卫估计身体吃不消，就没去看日出，甚是遗憾。 驴友群中大多数是上班族，志在看遍大好河山的老卫，很多时候只能一个人背上行囊，说走就走。“一个人很自由，累了就歇歇，突然想去哪里就再走两天。”老卫很享受这样随性随意的旅游，从不做具体规划。“去武当山，到了神农架，有人说既然到了这里，一定要去大九湖，我就去了，结果发现确实值得，这是意外的风景”。 旅途中，和年轻人的交往，让老卫收获不少。在云南，他遇到两个深圳小伙，结伴而行，“年轻人头脑灵活、精神好，晚上他们在手机上查看地图、制定攻略，我跟着他们走就行。”分别那天，两个小伙专门给老卫买了早餐送到旅馆，让老卫依依不舍。老卫和两个小伙互加了微信，“前几天他们还约我什么时候一起去稻城亚丁呢，”老卫很开心。 萍水相逢而给老卫留下深刻印象的，何止是深圳小伙。“去西藏时，遇到一个男孩，他从成都一路走到西藏，走了3个月，前面一个半月是独自走，后来碰到两个摄影记者，再后来又遇到两个驴友，5个人一道走，真是了不起。”老卫深切地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当年太不一样又太相似，“‘重要的是在路上’，这是旅途中遇到的一个江苏小姑娘对我说的，我觉得很对。” “景点是美的集中体现，去往景点的道路也很美。”上了路，老卫就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有很多风景没看，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只要还能走，我就不会停下”。 本报记者 徐宛芝 照片由本人提供 三姐妹成了老年大学同学 71岁的大姐曹红英、62岁的二姐曹红珠、55岁的小妹曹红玲是江苏夕阳红老年大学声乐班的同学。周五，小妹在美国参加女儿研究生毕业典礼，记者只见到上完课、正准备参加学校舞会的大姐、二姐。大姐对记者说：“希望你告诉更多的老年人，上老年大学要趁早，最好一退休就来，这样可以多学几门课，多认识些朋友。”去年秋天才入学的大姐时常后悔自己来迟了，所以，小妹一退休就被她拉来“入伙”，今年春天成了插班生。 从公司行政岗位上退休后，大姐“每天步行半小时到儿子家，帮忙做家务，把孙子带大，直到上高中”。大姐说，一直围着儿孙转，生活难免枯燥，有时很烦闷，为明天买什么菜都会苦恼半天。而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回到家有点不顺心就发火，她只能压下自己的烦恼，宽慰孩子，“还不好多说，多说了孩子烦，还可能吵起来。” 后来，大姐听说邻居在附近的老年大学学声乐，心头一动，拉着二姐去学校看看，一看就喜欢上了，姐妹俩立马报名。回家一说，年轻人都举双手赞成。姐妹俩感慨，与她们的长辈相比，自己过得真幸福。“上一代人苦，家里兄弟姐妹6人，退休了还要做工补贴孩子们生活，操持家务。我们的孩子其实希望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快乐，我们要是还非得把自己困在家里，那真是想不开了”。 老年大学学费很便宜，报一个班160元，课程也轻松，一学期16周，一周上一次课。然而，对二姐来说，读老年大学实在是对自我的一个巨大挑战——“我害羞，怕见生人，在小区散步都不好意思和邻居们搭话，更不要说和完全不认识的人一起唱歌。而且，一把年纪了，还出来交朋友，还唱唱跳跳，怕人说是为老不尊。幸亏大姐把我拖来一起上课。”二姐眉飞色舞地说起这段心路历程，丝毫看不出她曾经是一个害羞的人，她现在不但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还登台表演，照片上了学校的宣传册。小妹能歌善舞，但她年轻时流行学习科技，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学毕业后进造船厂做到高级工程师，退休后来老年大学插班，不仅圆了少年时的梦想，还很快升任班长。 读老年大学给三姐妹带来许多惊喜。与小妹不同，大姐初中毕业后自学考上大专，二姐高中毕业，“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上大学！”老年大学的王萍老师经常联系社区、单位，集全校声乐、器乐、舞蹈等各个班级之力给环卫工人、城管做慰问演出。演出节目精心编排，服装道具也毫不含糊。穿上天蓝色的拖地长裙，曹家姐妹着实美了一把，“没想到我们也能穿着这么华丽的演出服登台表演！”一次演出结束，省委书记和大姐握手，“工作时没见过省领导，退休后倒和书记握手了！”大姐感慨。 这周，小妹因为身在国外旷了一节课，此前她从未缺课，尽管她家离学校近10公里。开学伊始，老师会“吓唬”同学们：“经常不来的话，不发结业证书哦。”实际上，不但没人缺课，大学都特别盼望上课。“每次上课都很开心。”姐妹俩特别喜欢自己班级的任课老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和芳教授。她们谦虚地自称是“破锣嗓子”，在欢声笑语中，学会了发声、识谱，还学会了如何增强舞台表现力。哪怕只是做发声练习，王老师也会要求学员们面带笑容，她先昂首挺胸演示一遍，又佝偻着腰演示一遍，然后问学生：“你们说哪种好看？”学生们不但学会上台昂首挺胸，在生活中也精神抖擞，“有人以前弯腰驼背、苦巴巴的，上了几节课以后可神气了。练习声乐，肺活量增加，身体也比以前好了。”姐妹俩不遗余力地为声乐班“打广告”。 本报记者 龚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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