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市场来说，最大变数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尤其到了预期关键的时间节点，加息敏感的各种预测总会导致全球股市尤其新兴市场资本的异动。但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不但让金融市场、经济学家们分歧加大，而且预期也不断变化。所以，外界对于联储是否加息、何时加息以及加息后节奏，实际上是莫衷一是，看法都不靠谱。
非但外界对于联储利率走向摸不着脉搏，就连联储本身也找不到方向。在加息问题上，鸽派和鹰派对垒最为分明，分歧程度要大于他们在QE问题上的分歧。作为联储主席，耶伦的讲话“刀切豆腐两面光”，既承认经济有放缓风险，又认为未来可能改善，既认为加息问题不能急躁，又说6月仍然有加息的可能等等。
就在5月底公布的最近一次联储会议纪要上，美联储又向世人凸显了其迷茫的一面。会议纪要表示，除少数委员认为应该立即加息，大多数委员希望在加息之前确定：经济走在正轨上、失业率会继续下降、对通胀回升到2%有充分信心。这些委员预计，在6月会议时收到的信息，恐怕仍然无法确认经济状态，因此不能证明此时开始加息是合适的。
自美联储在去年10月宣布结束QE政策，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学家都在预测联储将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加息。最早是预测在今年6月，当时该预期值超过了50%。但是，进入2015年以后，对6月、9月的加息预期逐渐开始降低。原因在于，美国经济虽然复苏，但经济指标显示经济复苏出现不同步现象，即一些指标在复苏，一些指标疲软，经济能否稳健复苏，尚存不小的疑虑。
其实，单从过去美联储最为重视的就业情况来看，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已与2001年至2008年前后经济最为强劲的时候类似。当下美国的失业率是5.4%，不好，也不算坏。而美国每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数据的中枢，约五年来已经稳定在20万人以上，属于偏好的数据。每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也稳定在28万上下，属于比较好的数据。按这个指标，美国没有必要再坚持零利率政策。
然而，美国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未能稳定在2%以上，多数时间在2%以下。特别是美联储非常关注的个人支出物价指数，其核心指数数据很长时间以来在1.5%以下。美国GDP在去年温和复苏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终值，上周五刚刚修正为衰退。
从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到现在，已快7年过去了。按照经济周期，早就该转入了较快发展的时期了。但是美国经济虽然在连续复苏，但未能摆脱老惯性——一季度受各种因素影响表现糟糕，所以美联储态度也变得游移起来。如果联储未来一定要在GDP稳健的增长，核心物价指数和个人支出核心物价指数稳固在2%以上才加息的话，很可能长期都加不了息。即使加息，步伐也将非常缓慢，甚至不久又得减息。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于全球经济已告别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模式。以机械化集约化生产的方式，在高速发展几十年后，造成全球产能的严重过剩，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又使以过度消费及过度福利为主流的世界终极需求不复存在。换言之，全球过去几十年来赖以高速发展的模式破产了，现在正在去整个旧模式的过程中，属于向新经济模式发展的过渡阶段。新经济模式，是理性、个性化的经济模式，一方面是理性消费，一方面是以3D打印逐渐流行的分散化生产模式，不再是过去那种极度依赖物流和规模化、产业链集中化的生产模式。
在全球经济进入过渡阶段的经济新格局下，经济普遍需求不足，各经济体增速已不可能再复现过去的高速增长态势，物价指数也不可能重复过去的恶性通胀的现象。7年来，全球货币投放量是过去常态下的数倍，财政刺激政策也不少，可经济复苏始终不如预期，各经济体GDP或下行，或低速增长，或仍处于衰退之中，多数经济体物价指数在低位徘徊，还有发生通货紧缩的。这些就是新常态的直接体现。
全球主要经济体实际上都进入了这种新格局。欧洲由于债务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已经数年暗淡，物价节节走低，至今仍然在通货紧缩的边缘徘徊。整个地区利率极低，有的品种国债收益率甚至沦为负值，央行的隔夜存款利率也成为负值。日本经济增长也很不稳定，日本物价在QE和消费税的刺激下曾经走高，但是目前已经回落至2%以下。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滑落至几十年来较低的水平，货币政策正在日益宽松。对于经济新常态，各经济体央行也曾经迷茫，欧洲央行最近几年来的货币政策也迟疑过和反复过，日本央行因为对于经济前景和政策的看法不同，也有过大改组。
所以，在经济低增长或不增长、货币政策极度宽松、利率中枢水平下移到很低水平的情形下，经济增长水平较低是正常现象。虽然对利率和资金成本中枢很低，而实体经济迟迟难以复苏，虚拟市场却很红火的现实，经济学者们各执一词，难以找到为各方所认可的解释，但全球都在适应这种低增长、低通胀、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