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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这里需要插述一段关于如何对抗恶的论说。除了以恶抗恶之外，似乎只有以善抗恶了。但后者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善打压恶，一种是以善消解恶。正统的道德教化应当属于第一种路径，智慧的先知与圣人预制了一条善行的标尺，太上立德，就是向着这一尺度看齐，如此就意味着要舍弃或者压制心中的恶念，并以自身的善来感化身外的恶念。这里没什么错，但却潜藏着一种难以觉察的危险，用布罗茨基批评哈维尔的话说：“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而我们可以看到，“舍弃或者压制心中的恶念”，所指向的虽然不能断言为“人性本善”的僵硬教条，但说是对自我的美化，却也未尝不可。尽管圣人一直教导芸芸众生“一日三省我身”和“慎独”，但徘徊于狭窄的善恶二元论的空间之中，鄙弃一方则难免朝向另一方伸展与狂奔，“除恶即是行善”，这是多么熟悉亲切的声音，我们几乎都是在这种淳淳教谕中成长起来的，因而“以善打压恶”，非常可能使抗恶者不自觉地强化成善的塑像，这也便是所谓的道德高潮。而它的危害，正如阿克顿勋爵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似乎可以说，“绝对的善”所导致的腐败，并不比“绝对的恶”更少。 如果能做到必要的反省与“慎独”，即不逃避布罗茨基所言的“自我分析”，这一抗恶的路径应该博得我们的赞许。但我们没法不承认，这太过艰难。相形之下，第二种路径则要轻易许多。以善消解恶——或许这个说法不够确切——因为在这里，抗恶的主体并没有把自身看成是善的，如此便省却了第一种路径所引发的麻烦。消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蔑视、反讽、嘲弄等——祛除恶及其现世象征具有的意义与威力，使它快速地虚弱下来，使它不名一文。布罗茨基在俄罗斯监狱里疯魔般地劈木柴，最终让看守们认为，他们对囚犯的指令是无效的；帅克对帝国的一本正经，最终让权力者怀疑，这个白痴是不是在讥讽我们的政策，从而抹消政策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他们对恶的消解，却不会致使他们把自身提升到善的绝对高度——我可以保证，至少帅克不会。 “以善消解恶”的路径更适用于抗恶战役中的弱者，但也正因此，浮现了一种不可忽略的危险，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犬儒主义者所患上的最难以治愈的疾病。如我在《非暴力的“合作”与喜剧式的反抗》一文中说的那样，有些时候，恶是不讲究逻辑的，它不是一个尚存半丝悲悯情怀的人——如果是，它也可能会铁石心肠，而是一台“庞大冷硬的机器”，“它是冷血的，甚至它没有血液，它依赖于一颗颗无知觉的螺丝钉来转动生产”。所以，当恶无法消解，或者布罗茨基和帅克们的努力短期内未见成效，那么抗恶者，如果丧失了足够的自持力，便很可能落进自我蒙骗的黑洞——这是对自我的精神虚化，它与对自我的“善”化有着同等的害处。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警觉是，当恶无法消解——“如果持续地劈木材不能让恶荒诞下来，那就奋而起身，将锋利的斧头砍向看守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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