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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东京开封城就有规模不小的菜园。保存至今的筹建开封繁塔的集资刻石，就记载了“菜园王祚，施菠稜（即菠菜）贰千把，罗卜贰拾栲栳”。从这位种菜专业户一次施舍的数量，可见其菜园规模不小。另一个事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南宋建康府是长江防线上的军事重镇，又是一个大城市，蔬菜有赖周边补给。其中萝卜一项，是从长江的江心岛丁家洲（在今安徽铜陵）运来的。诗人杨万里经过这个岛，见岛“阔三百里，只种萝卜，卖至金陵”。之所以只种萝卜，显然是因为经得起多日的长途运输，也便于战备储藏。杨万里的诗是这样说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可见丁家洲菜户之多。丁家洲菜园虽有其特殊性，但也说明一个大型城市的蔬菜生产与供应所达到的规模。据北宋末年人庄季裕的《鸡肋编》记载，“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香菜门”。南宋时，临安（今杭州市）人口达到150万，当时有谚语说：“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即因城东横塘一带最宜种菜，故而“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而东门外桥下就自然而然成为菜市场，这座桥就被叫做“菜市桥”。因此，东门也就被百姓称作“东青门”或“菜市门”。 官营的菜园规模更大，熙宁年间，福州知州通过“岁鬻园蔬”放进自个儿腰包的钱每年不下三四十万。据罗愿说，政和四年（1114年），深州（今河北深县南）官廨拥有菜圃1600多畦，每年销售所得超过200万钱，即2000贯。菜农的利润比粮农丰厚得多，因此难逃政府的税收科敛。据晁补之说，一个小小的祁州（今河北安国县），“敛菜圃之课，当入于守者日二千钱”，一年下来就是700多贯。 宋代在农业生产方面，采取集约型的生产方式，注重精耕细作，讲究肥料施用，注意优良品种的培育（占城稻），实行复种套种，扩大稻麦的种植面积，一年两熟制的面积不断扩大，一般可亩产稻麦三四石。两浙路产量更高，可达六七石，因而到南宋中期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而到晚期则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商品粮的出现，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很大的发展，以南方最为显著。出现了一些专营经济作物的农户，如园户、菜农、果农、蔗农、漆户、药户、花户、橘户、橘蚁户等。 北宋著名文人苏舜钦庆历五年（1045年）写了篇《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记中说：太湖之山，“名见图志者七十有二，惟洞庭称雄。其间地占三乡，户率三千，环四十里……皆以树桑栀甘（柑）柚为常产”。同时的范仲淹所作的诗《洞庭山》，有“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之句。洞庭山专业化生产的程度，从庄季裕的《鸡肋编》中，可见一斑：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在太湖，非舟楫不可到，……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绍兴二年（1132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 关于橘蚁户的记载，有学者引《南方草木状》所载“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蠧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认为宋代广州已有橘蚁户。橘蚁户专养橘蚁，以供橘农除虫。不过，《南方草木状》是西晋惠帝时广州刺史嵇含所撰，记载交趾郡（今越南北方）有此蚁。当时交趾郡是广州刺史所部。因此，引来作为宋代广州有此蚁和橘蚁户之证，似嫌牵强。当然，西晋有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七八百年后宋代广州也可能有，似也说得通。 宋代工商业发展，出现了许多种农村专业户，城市也容纳了一些流入的农民，使得农民有了较多的生活出路，增加了社会的安定，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学界曾认为，这也是宋代无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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