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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该文以媒介革命的过程为线索，以批判性的眼光分析了媒介受众的角色转变，对理解媒介作用下受众的地位和心理状态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许多人来说，有一件事似乎还未淡出记忆的画面。 1993年，仍未完全走出禁锢人性的文革阴影的中国文学界因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的出现引发轩然大波。文中多处直白、不加掩饰的性描写公然挑战中国人长期以来对性持有的羞耻感以及极少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的性私语的缄默态度。尽管其中不乏对喷薄、绚烂的性爱场景的极致渲染和作者反复宣称性“如我存在本身”的坚定声音；尽管其中影射出种种微妙复杂的权力关系；尽管其中充满智者戏谑及对这无趣无性的社会秩序的颠覆；尽管其中渗入作者对人性真实存在状态的哲思；尽管它在撕碎种种华丽后始终鼓动着一份富丽的荒诞与酣畅的反讽……但所有这一切丰富内涵被封闭的文化专制意识过滤后只剩下露骨、色情、格调不高等污蔑性的曲解，等待它的只有无限期严格审查甚至禁发的厄运。对此，王小波颇有感慨，尖锐地指出全社会的读者被置于童稚状态，甚至连人性中最自然、最本真的性也被视为禁区而排斥于我们的认知环境之外。 时过境迁，传统文化心理对性指涉的压抑似乎已成为人们驻足回望时挂在嘴边的一句揶揄，知识环境的改善不仅使文学领域中关乎性描写的书刊承载着极富张力的社会意义而登入大雅之堂成为可能，甚至催生了一批用私语写作的女性作家。 与此相应，读者在如此开放、多元的视域中通过广泛、受限较少的阅读得到心智的启蒙与提高，但同时作为媒介领域中受众的一部分，他们却依然没有摆脱曾经的童稚状态。如果说前文化工业时代，受众的童稚状态囿于阅读文本的限制及传统意识的束缚；那么在文化工业时代，媒介领域中大批量生产的媒介产品的标准化、同一性，剥夺了受众的思考能力与话语权，压抑了受众个性的张扬，在满街流淌的物欲中形设了新的图腾。虔诚地顶礼膜拜，对既定秩序的绝对顺从，犹如孩童一般缺乏质疑和批判——在他们的视界中，没有对个人命运的关切和个人权利的自觉意识，没有对社会生活结构的主动把握。这便是文化工业下一群被虚假幸福蒙蔽的快乐信徒的真实影像。 童稚状态的固化即意味着陷于无权的可悲境地，即意味着虚妄的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及实质理性的无情抹煞。受众仅能在狂欢式的图腾场景和他人的说教中反复享用可怜的“快乐”。因此，如何使受众摆脱梦魇般的童稚状态恐怕应是每个文化人谨慎思考的问题。于是笔者不禁疑问：文化工业如何形塑媒介领域中受众的童稚状态？具体而言，这种状态的内外影响因素是如何交互发生效力的？而终极话题则是受众该如何摆脱这种无权地位？下文中，笔者将做一初步的探讨与思考——毕竟解放政治的时代话语并不期待这个话题成为留给未来的人文阙遗。 （一）受众：文化工业中“迷途的羔羊” 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兴起，崇尚消费主义的文化工业时代开始步入崭新的历史图景。这对于人类情感的宣泄、自由的张扬以及人性的解放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英国文化传媒批判学者默多克却发出警示性惊呼：The Death of Reader（读者的死亡）。这一较极端的言论内涵则是批判电视节目以其浓郁的商业气息改变了受众单纯的“阅读文本”身份，而使受众成为潜在的消费者。同时，它也暗示了文化工业的某种特质：标准化、大众化、同一性及流行神话的不断创造所形塑的商品拜物教，促进了受众童稚地位的固化。 在文化工业的庞大体系中，广告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两位学者所说：“广告作为现代生活的宗教，是隐秘的消费意识和大众性仪式的混合，并创造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疑似环境’”（严峰 韩玉芬，1993：60）。日常生活中，或温文尔雅或慷慨激昂亦或新潮动感的布道词每天都充斥着受众的耳鼓，而梦幻般的形象演示又冲击着受众的视网膜。温馨、舒适的家庭生活，浪漫与爱情，童心与梦境，成功与财富，女性妩媚与柔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孝敬老人，幽默与喜剧氛围的营造……广告主题的不断更迭，一方面体现了针对不同目标群体的高超的说服艺术：通过与受众良好的情感沟通达到受众对其产品的认可；另一方面，它不断地制造匮乏与需求，通过文化意义向商品世界中转移的实现，使受众在文化意义与商品符号性之间产生习惯性联想（王宁，2001：155），从而在“疑似环境”中激发受众的消费欲望。至此，广告在媒介领域的各个角落达到对受众生活的操纵。 广告对受众的这种操纵可谓全方位的。不仅引导、塑造受众的消费需求，而且埋葬了受众对消费品实质内容的注意力。由于广告的运作环境只是与现实生活极为接近的“疑似环境”，而并非现实本身，因此它仅具有抽象的象征意义及商品价值的含糊性。在购物场所，广告只引导受众去关注某种商品的外在价值、实际效用以及以广告内容为模板的符号意义，使受众尽情享受宣泄的自由与生活乐趣，却竭力使其忽视商品背后的信息：即可能存在的剥削关系、阶级关系及性别不平等等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公共议题，对其漠视势必意味着受众长远利益的损害。同时，对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力作用的无形抹煞，极易导致一种匿名性与非人性化，进一步强化了人与商品的分离。最终结果是受众的需求与欲望间的文化建构，已不仅仅是视觉消费，而成为一种自觉的视觉联想；也已不再是形而上的玄学，而表现为具体的物化与消费欲望的满足。 “幸福就是痴迷于长期受蒙蔽的状态”（麦克卢汉，2000：35）。于是一群满足于消费过程的快乐信徒徜徉于广告构筑的欲望世界中，乐此不疲。 如果允许的话，用 “殖民化”来形容广告对受众日常生活领域无孔不入的强大渗透力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世纪现代广告正式诞生的那一天起，支撑广告以强劲势头不断发展、日益膨胀的即是广告商对超级利润的攫取。在媒介领域，广告与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新旧媒体的联姻使双方实现了“双赢”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广告为扩大其影响力向媒体投放更多资金，而另一方面，报业、电视节目等对广告愈加依赖，为讨好广告商又进一步将受众当作商品打包给广告节目，循环往复，互为因果，其结果必是受众的物化与异化。 在文化工业推崇的消费主义陷阱中，受众犹如一群戴着镣铐跳舞的囚徒，沉溺于狂欢式的庆典中，却无视文明背后吞噬人性的贪婪目光…… 不仅受众的物欲受到文化工业的塑造，就连受众意识也无法逃离文化工业一致性的过滤。新的传播技术、媒体工具的普及，使全世界作为地球村或部落化的特征愈加凸显。重大事件的发生会在瞬间传遍世界各个角落。尽管布西亚曾戏谑道，由于电视虚拟了战争环境，营造了一种超现实的演示氛围，因此海湾战争对于电视前的受众来说实际并没有发生。但事实是媒介领域的受众每天都在接受大量同质的丧失意义的信息轰炸，以及所谓的专家权威评述。与此同时另一媒介悖论也渐渐浮出水面：多元化的媒体资源实则是少数媒体巨头的商业触角在不同媒介领域的延伸、翻版，由此可见多元化的图景并非对应多样化的选择。一切媒介都赋予我们的生活以人为的感知和武断的价值，于是相同的思维模式、相同的认知判断、相同的话题选择作为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媒介信息所呈现出的麦当劳化、快餐化的发展态势从另一侧面揭示出文化工业对受众意识的塑造。麦当劳店的经营方式即可预测性、效率、可计算性、可控制性逐步浸染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使各机构和过程单一化、机械化，而对过程的控制反过来却控制了人自身。因此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不无担心地预测，如果以麦当劳化为代表的现代合理化过程走向极端，会将整个社会编织成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冷酷地控制每一个人。 当代，人们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无法对麦当劳化具有免疫力，这其中包括媒介领域。以电视为例：服务资讯等信息类快餐蜂拥而至；新闻被切割、被碎化，有关新闻的背景报道被削砍或忽略；非广告性的电视节目充塞着每一时间点，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连续播放矫情的大众化节目，而这类节目大多忙于讲述、拒绝停留，因此受众被汹涌的信息浪潮所裹挟，无暇思考，更多电视节目的设计是为了把观众吸引到广告商赞助提供的信息，而不是提高受众欣赏旨趣的高质量节目。 同麦当劳经营理念相似，电视节目的可计算性表现在：以收视率等一连串不带感情色彩、意义甚微的数字幻觉掩盖节目质量的瑕疵，从而隐藏了受众真正获取的信息量。而节目内容的常规化、可复制化，受众自认为拥有解读更多文本的能力，但实质上不同节目表现出的“伪个性化”正是以牺牲真正的个性为代价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生产模式置换了受众的独立思考能力，这体现出媒介的可预测性。通过设置议题控制话语探讨领域、对各种时尚及生活方式的传播、种种虚假的殷勤试图将受众纳入更大控制范围内（如通过电视包装操纵选票人的媒体政治秀）折射出媒介对受众强势的可控制性。 文化工业中受众缘何处于这种童稚状态？我们一路质问，追寻着失乐园中魔鬼撒旦的足迹。 究其实质，首先在于消费文化对受众民主空间的挤压与覆盖。消费主义将人变成了消费机器，鼓励受众逃避现实困扰，竭力满足物欲及自身偏好；它使受众的关注焦点偏离为促进社会进步及改善现有社会条件所做的努力上，并使受众的行为变得分散化、经济化，政治意识随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一切均与民主的要义相悖。正如麦克卢汉对此辛辣的嘲讽：“……要忽视政治，要操心如何不让腋下发臭，如何战胜以下的困难：头皮屑、腿上的汗毛、气色不好、头发难打理、轻度贫血、脚气、排便不顺，更不用说还要操心缺铁、星期一的低落情绪、乳房下垂、齿龈萎缩、裤子磨损、头发变白、身体过重”（麦克卢汉，2000：33）。这一切导致公共冷漠主义，进而在消费享乐主义与社会整合间造成深刻的裂痕。而受众缺乏民主意识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强烈认同与个人民主权利的漠视，甘愿固守奴役自身的意识形态。 其次，在于文化工业对common good（即共同利益）形成的统一基础的消解。一方面，媒介打着多元化的旗号，为边缘群体专设相应的频道资源、报刊资源等，实质运作的是一种“社会拒斥”理念。以安抚的策略将边缘群体排斥在主流话语及主流群体的认同外，在加强其边缘认同的同时阻碍文化共享或意义空间的统一达成。另一方面，媒介需要受众支付硬件设施成本和节目收看受听费用，无形中会排斥一部分经济困难的受众，而往往最难享受到媒介服务的受众恰恰是最需媒体为其呼吁、诉求、立言的人。以上二元悖论弱化了受众的整体认同，在文化工业的巨大钳制下更易感受到个人的渺小。对于他们来说，除了自觉顺从并由此获得文化工业鼓噪的虚假的认同外，似乎没有其它选择可以强化个人的安全感，。 对物欲的虔诚信仰，对思考能力的剥夺，将受众深深嵌入文化工业编织的一致性谎言中，安于享乐，无力挣扎。一群顺从的羔羊，以文化工业允诺的美丽泡沫为前方真实的影像，渐渐迷途，终究注定在自己的影子中流浪…… （二）“他塑”与“自我理性化” 某种程度上，作为文化工业的内核及强大内驱力，消费主义张扬了人的欲望，并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区别的界标。对此，布西亚有一段精辟论述：“消费的意识形态使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并确信，决定性的人性革命已经将悲壮的生产时代与欣慰的消费时代分离开来，人及其欲望的正当性最终获得了重建”（王宁，2001：？）。 但所谓正当性并不意味着真正理性的获得，即实质合理性的确立。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被消费文化所抛弃，而对欲望的满足相反膨胀为无限的空间。技术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媒介领域中受众自由的增进；而以技术进步为前提的消费主义通过创造大量荒诞的迷信、神话与欺诈，使受众生活在形式理性的虚无中，最终酿成自身的异化。在这一点上，米尔斯的批判一针见血：由于人的实质理性已被异化组织及技术的中心统治无情地扼杀，因此物品的丰富、技术的昌盛不能被看作人类品质和技术进步的标志。 受众合理性的消弭到媒介领域中自身童稚状态的存续，二者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可以说是消费文化“他塑”的结果。但不可忽视，受众工具理性的畸形发育，使其自觉遵从消费文化原则而纵容自身消费欲望，这同时也是受众“自我理性化”的产物。 在一个庞大的理性组织或理性场所中，强大的制度压力与意识渗透会使一个有限部分的个人有步骤有系统地控制自己的冲动与渴望、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并与组织的规则条例保持高度的一致，工具理性的异化剥夺了个体作为自由行动者思考的能力，所谓的理性以“基督再临人世”（米尔斯，2001：182）的名义获得了人们普遍的尊崇。消费，消费，消费，——媒介成功地将填补欲望匮乏的动机强加在每个人身上，并将其嵌入受众自我理性化的心智中。在消费文化的强势作用下，受众逐渐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及思想方式以消费原则为模板进行重新熔铸，同时将消费场所中狂欢式的庆典拓展为日常生活的仪式。尽管这种理性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固化其从属地位的工具理性，受众因而丧失对道德自主性与自觉思考的追求，但却在与文化工业制度安排的高度一致中获得身份认同与自我表达的新渠道。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大师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模式对于进一步理解媒介领域中受众的“自我理性化”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的分析视角。在霍尔看来，大众传媒通过新闻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等活动，为社会事物“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这相当于一个“编码”的过程。信息通过传播渠道到达受众后，需受众的认知即解码过程。关于意义的解读并非由文本决定，而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一般而言受众在解码过程中会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工作。 文化工业操纵下的媒介领域中，媒介文本的解读同样需要受众积极的解码与甄别。消费主义所传递的认同与媒介产品丰富的符号象征系统建构了受众所处世界的意义指涉。媒介产品的编码可以说是一系列符号体系的确立，而其背后则隐含着表达媒介控制权力的话语系统。受众的解码过程即与媒介工作者沟通、理解其编码理念的过程。只有在双方使用符码一致的前提下，才能达到不存在任何沟通障碍的“理想沟通情境”。编码与解码的博弈过程，是受众接受与认可媒介产品传播意图并对其进行积极反馈的过程；但博弈的结果不是“双赢”，而是媒介系统对受众话语权的软性钳制与绝对控制。对于受众而言，解码从主动的意义建构行为经过“沟通”的过滤变为一种软约束，为了与编码背后的符号支持体系相契合，受众首先须认同媒介产品传递的话语霸权，并将其内化为解码时的规范，由此实现了“自我理性化”的过程。 当然，笔者在此无意卖弄理论的抽象，否则会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不妨举一个例子更好地阐释笔者为说明上述理论所做的努力。脑白金广告的广告词“今年爸妈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以风趣并洋溢着亲情的动画风格通过造势对受众进行轮番轰炸，结果不仅全中国男女老少都对这句广告词耳熟能详，而且脑白金产品确确实实成为现实中为人们所青睐的送礼佳品。如果没有受众对该广告传递的中国传统道德核心“孝”的价值理念的认可，并将其内化为指导自身消费行为的规范，该广告则无法产生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 不应忽视的是在受众解码过程中，也会出现与编码时使用的源码不相一致的协商码或对立码，即受众与媒介工作者不一致甚至对立的立场。但在满街流淌的物欲中，有几人能够葆有清醒的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文化工业编织的巨大罗网中，又有几人可以从中逃逸，进行真正自主的选择？ 这一点在心理学家荣格关于罗马人奴隶心态的描述中得到近乎完美的论证：“每一位罗马人都生活在奴隶的包围中。奴隶及其心态在古代意大利泛滥成灾，每一位罗马人在心理上——当然是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奴隶。因为他经常不断生活在奴隶的氛围之中，所以他也透过潜意识受到了奴隶心理的浸染。谁也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这样的影响”（转引自麦克卢汉，2000：242）。如果将背景与主体替换，这段话可以认为是媒介领域中受众受文化工业的浸染而逐步“自我理性化”的生动再现。 但问题是当“自我理性化”取得了某种合法性时，也正意味着真正的悲剧缓缓拉开帷幕…… （三）专家：受众话语的“伪代言人” “学者论坛”、“专家观点”等专栏、节目大量涌现于现代媒介领域中，特别当国内外大事发生时，到处充斥着专家学者们的言论。依一般常识，经过专门训练出的专家一定比普通民众具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经验以及看透事物真相的洞察力，并且能熟练地解答受众认知领域中的盲点，因而理所应当成为受众话语的“代言人”。在思维惯性的延宕中，专家的权威角色被固化并由此充塞了浓郁的家长制作风。尽管媒介工作者有时会诉诸于形式民主如邀请普通人客串嘉宾等形式以达到平衡的效果，但在既定的话语体系中受众无法避免专家话语的辐射，因而会出现引用专家论调以证明自身话语权威的现象。可见，专家不但在各个领域为受众代言，而且进一步操纵受众表达的权利，正如默多克指出：普通人更经常地由他人代言而非为自己立言。 面对现代社会大量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受众只有求助于经长期专业化训练的专家知识，借助对专家的信任，构筑吉登斯提出的“本体安全”，最终在流动的社会现实中重塑自我。一方面，专家由于其在某一领域的优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由于专家日益关注于自身领域，即被嵌入到特定的话语情境中，过滤了狭隘的专业领域之外的话题或经验，由此形塑了受众狭小的关注领域。可见现代社会的知识环境不仅具有风险性而且具有相当的可变性，因此专家知识并不创造稳定的归纳场所，相反却窄化并限制了受众的认知领域。例如央视最近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解聘了军事专家张召忠，原因是他并没有对伊拉克战事进行准确的估计和判断，甚至误导了广大观众。可见封闭的知识系统不具备探知未知现实领域的能力。这与其说是张召忠个人能力有其限制，不如说是有关专家权威的神话的破灭。 对专家精英话语权的强调、尊崇，无形中排斥受众的话语权，这同时体现出现代媒介领域的一个悖论：旨在通过电视这一公共服务渠道培育受众的公民意识及参与感，却同时在传播过程中埋葬大众声音、阻滞民主进程。 话语领域的偏狭及对民主理念的背离均表明专家角色的实质：即受众话语的“伪代言人”。 从更深层面上讲，当代社会中专家系统已不再是以往专注于学术的经院派，相反成为现代科层组织中的重要机构。专家们更多体现了实用主义倾向：理想主义的学者在派系斗争纷繁的科层制组织中为了获取声望、荣誉及学术条件的便利资源不惜纡尊降贵，逃避了学者作为独立之个体的政治责任，即将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公共议题，并放在社会历史结构中加以探讨；相反远离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批判，从而丧失了社会和政治自主性，玷污了本应献身于学术的优秀心智品质。专家成为实用主义的奴役及“勇士”，在体制内外均以巧取的姿态，不仅仅挤占受众的民主空间，更借助自身权威在话题选择中形成对民主理念的无涉。 在中国，这形成了一个很荒谬的现象：拥有话语权的专家多是一些“学术政客”，而真正关注国情民生、冷静思索的思者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学术界与思想界人为的割裂被贴上了强势与弱势的恶毒标签。对于真正的智者来说，除了痛心疾呼，除了心力交瘁地面对被专家系统塑造的commonsense的挑战，所唯一能做的便是在斗室中坚守自己的一方天地，在暗夜中用睿智的黑眼睛寻求启蒙的荧光…… 庞大的专家系统在自身实践着科层制的同时，又通过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将科层制的触角深入社会肤髓，使之成为躲之不及的“制度瘟疫”。这一点正指向媒介领域中受众处于童稚状态的制度内核。 （四）自我赋权：一篇理想主义的宣言 文化工业－消费主义，自塑－他塑——在一系列因素的交织作用中，受众无法对抗童稚状态的命运，也注定无法独立地思考、自主地选择。如果借助政府管制的力量或许可以压灭商业文化的嚣张气焰。但事实证明，在市场强大的逻辑对抗中，这种管制显然是微效的，并且由于媒介领域中公共频道资源的单一、闭塞更无力为受众提供开放、多元的舆论表达平台，显然这并非明智的选择。此外，若依靠市场力量无疑是自落窠臼：当今商业文化对受众生活可谓强势渗入，不仅表现在美国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新旧媒体联合以“1＋1> 自我赋权作为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被较多地引用于女性主义者为争取女性自身权利的主张及宣言中。女性主义者认为此概念是一个使赋权者具有决策权力，能够获得知识、资源，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具有选择能力，自信、自尊，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过程。自我赋权以改变权力关系为前提和条件，以增加权力拥有者的能力为目的，这种能力是一种不受他人支配的能力、是自己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而并不是一种支配和统治他人的能力。这种权利包括对生活的选择权，和通过掌握关键性的物质及非物质资源来影响社会变革方向的权利。她们由此强调应增强妇女自我依靠和内在力量的能力。 可见，这一理念指明个人在反思自身实践、与他人关系过程中，真正认识到个人不可消解的主体地位，赋予自身以权利的合法性及正当性。对于媒介领域中广大受众而言，不仅意味着对自身的童稚状态有相当的自省和自知，而且应为自身的权利而战。 这里借鉴英国文化传媒批判学者默多克在其论著中提出的关于文化工业中受众如何争取充分公民权的几点建议，笔者认为这也是媒介领域中受众实现“自我赋权”的有效途径： 1．受众应当争取在媒介领域中真正的话语权，为自己立言，并积极开拓开放多元的表达渠道。因为充分的公民权不仅包括思想意识和信仰的自由，还包括结社及表达自由，因此应对后者给予充分重视。当代互联网时代催生的“网络社区”为受众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种种可能。虚拟、开放的交流平台尽管充塞着大量伪造的信息垃圾及不负责任的言论，但匿名性、资源的便利获得与交流也使广大受众敢于、乐于在网络上写下自己真实的想法，并根据自身兴趣选择不同的群体归属，从而利用虚拟集结力量发出足以影响现实生活的舆论要求。 例如不久前，在北大BBS上“三角地”板块中就曾展开对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公开辱华事件的激烈争论。一连几天，关于该事件的跟贴多达几千条。北大学子群情激愤，在BBS上畅所欲言，其中不乏极端的民族情绪的宣泄（“抵制日货”“日本鬼子滚回去”等）、冷静谨慎的思索（“搞清事实真相，正因为我们憎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才更应警惕中国的民族主义，瞎冲动是容易上当的”等）亦或对当事双方表示理解的中庸看法。类似强烈反响在各高校论坛上均有所体现，来自网络的舆论提升了该事件的公开性及透明度并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及西北大学对该事件公正、严肃的处理。由此可见，网络社区的影响之大、表达民意的空间之广。拥有真正的话语权，便拥有影响民主议程设置的权力。在这一点上，网络社区让我们看到令受众摆脱被动无权地位的些许憧憬和希望。 2．在媒介领域中受众应展开对政府与商业过多权力渗入的双重抵制。如前所述，政府权力与商业势力犹如同一权力谱系上的两个极端，前者的绝对钳制与后者的过度形塑均压制了媒介领域中受众的民主空间，因此在抵制两种极权过度渗入的同时，还应在两种权力间极富张力的过渡中寻求受众主体性与外在权力制约的最佳契合点。此外，应强调受众充分享受公共资源服务的自由，而公共资源的提供正是民主空间的彰显。由此，以开放、平等、公正的服务平台提升广大受众的权利意识。 3．以“社会融合”理念代替“社会拒斥”的政策，消除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人为界线，将边缘群体的认同整合到为社会所共享的文化价值中。提倡来自不同立场、不同种类、不同性别、不同民族的声音的对话与交流，建立真正开放的公共沟通系统。只有以其他群体的既得利益为参照框架，并使受众积极展开良性互动，才可能更好地在集体意识中促进自我赋权行为的达成。 尽管默多克的论述中，字里行间溢出对文化工业中受众地位的深切悲悯、百般焦虑和尖锐批评，但他同时提出如果不尝试着改变现状，为受众争取充分的公民权，即“有尊严感，无所畏惧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以有助于其形成未来发展模式的权利”，那么在既定制度框架内重塑公共话语及受众的主体地位无疑是一种好莱坞式的善良愿望和美好期待。如果受众不真正积极自觉地开展自我赋权运动，则永远无法逃遁于童稚状态的悲剧命运。 也许，我们可以说，希望中的绝望是没有希望，而绝望中的希望才是真正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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