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学的解读：为何贱人就是要矫情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矫情」似乎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做的事情。当我们周遭有人遇到事业不顺、感情纠纷等不如意之事，作为朋友当然是要表达关心，提供协助。但是不可否认，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不是真的那么关心对方的处境，有可能因为交情不够，或者当时的身心状况。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义务要展现出来很在意的样子。理所当然，当自己成为苦主时，我们也知道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嘘寒问暖，也许只是场面客套话，不需要太认真对待。一个真正通情达理的人不会交浅言深，对于点头之交的问候语，我们通常不会挑心挖肺，倾诉内心真正的想法。这样的道理就像是脸书的「赞」，大部分情况是意味着「我读到这篇留言了」，或是维持友谊的公开宣示，并不代表对方完全认同，并且喜欢版主所写的内容。

 

简单讲，「矫情」就是隐藏我们内心真正的想法，配合公众与社会的要求，呈现出被期待的那个样子。就这点来看，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无处不矫情，服务业要有顾客至上的态度，课堂教师需要展现出诲人不倦的精神，学生被要求全神贯注、认真听讲；在公交车或捷运上，连乘客都需要对于老人与孕妇主动让座。这些表演的义务是强而有力的加诸在我们身上，无论我们当时的实际心境为何，几乎都没有不遵守的可能性。

 

Goffman对于「矫情」的分析

 

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在1959年出版了经典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in Everyday Life)，他解答了这个为何必得「矫情」的谜团。Goffman认为，所谓的社会不外乎是一列系我们要配合演出的角色，一旦进入某一种的角色情境中，我们就需要顺从其角色要求(role expectation)。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进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将被肯定的那个面展演出来(例如销售人员以客为尊的殷勤)，而将令人不悦的部分偷偷隐藏起来(例如面对无理取闹的客户之无奈)。基于这样的要求，我们需要进行观众隔离(audience segregation)，在空间上划分出别人看得到的前台(front stage)与看不到的后台(back stage)。试想一想，有多少人用餐客人看到内场厨房实际状况，还愿意大快朵颐？

 

对于许多读者而言，Goffman的看法常是被认为过于愤世嫉俗、犬儒主义(cynicism)，彷佛我们所处是一个虚情假意的世界，在其中没有任何一点真心诚意。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而浮浅的解读。Goffman的核心关怀并不是指责社会的伪善，或是个人的奸巧，而是指认出社会生活中的必要道德成份。

 

伪善是邪恶对于美德的致敬

 

一个平庸而缺乏想象力的看法是，道德意味着大家都遵守一定的规则，没有发生任何背德行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社会学的思考指出，道德的力量并无法确保不会产生违背规范的行为，它的力量在于，这些行为一旦出现之后，就会被公众指出来，并且加以谴责，标签成为负面的榜样。一个社会之所以是道德，并不在于大家都循规蹈矩，完全接纳了某些共同的规范，而是在于我们都需要「矫情」，抑制自己私人的情欲与好恶，配合情境的要求，扮演好应有的角色。

 

可以这样说，Goffman的讨论深化了西谚「伪善是邪恶对于美德的致敬(hypocrisy is the homagewhich vice pays to virtue)」之意涵。换言之，我们当然厌恶伪君子，因为他们似乎都是带有某些不良的意图，试图骗取我们的信任；但是更可怕的其实是毫不掩饰的真小人，因为他们的行为才是真正挑战我们共同信奉的规则。举例而言，很多男性政治人物是大沙猪，对于女性有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但是目前我们所接受的游戏规则即是，谁敢公开讲出自己的偏见，就算是「失言」，需要公开道歉，要不然就别想在政界再混了。理所当然，大部分政治人物的道歉很可能不会比鳄鱼的眼泪更真诚；但是尽管如此，如果真的有政治人物敢捍卫自己的「失言」，甚至宣称自己的看法有科学根据，那么社会大众真的可以接受这种情事吗？

 

「矫情」是必要之恶，为了维系共同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如果这一点可以确定的，那么下一个要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何「贱人」比「非贱人」特别需要「矫情」？

 

为何「贱人」比「非贱人」更「矫情」？

 

我们先还原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所谓的「贱人」，原意是社会地位较低下的群体，而不是品德有缺憾的人。对于中国宫廷贵族而言，所有的老百姓都是「贱人」，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也同样是来自于统治阶级的偏见，我们才不知不觉中将地位低下等同于品德缺憾。这是统治者的顾影自怜与自我沾光，意味着拥有权力即是代表道德与伦理上的优越性。因此，我们目前口语中「贱人」，总是带有道德非难的指控。

 

一个不难发现的情况即是，越是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的人，越是需要「矫情」。无论是在日常经验中，我们都知道，老板可以对下属颐指气使，但是后者却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台湾人常描述的工作经验即是「吃人头路、装乎搥搥，吃乎肥肥」（台语）。Goffman一系列对于社会互动的研究，精确地掌握了各种幽暗、隐讳的潜规则，但是很可惜地，他没有将权力的因素纳入考虑。如果说是弱势者特别需要隐晦自己的真正情感，但是强势者却往往免于这样的要求，那么这对于我们思考社会压迫，会有何种的启发？

 

Goffman未能发展出来的政治社会学议题，由政治人类学家James Scott所继承，并且进一步解答。在1990年出版《支配与抵抗的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of Resistance)一书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观察：「没有支配体制不产生对于人类尊严的例行侮辱与伤害：劳动成果的占有、公开的羞辱、鞭打、强暴、巴掌、猜疑、鄙视、仪式性污蔑与其他」。因此，在承平时期，被支配者学会如何在这种残酷的体制中生存，他们将其不满隐藏起来，外表表现出一幅恭顺的样子。换言之，被支配者往往需要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不满只能默默地往肚内吞。

 

JamesScott的分析：弱者的「矫情」也可能挑战支配体制

 

Goffman指出，社会表演涉及公开的「前台」与看不见的「后台」；在这个基础上，Scott强调任何社会支配也具有两面性：大家都看得见的公开场合是强势者的天下，他们设定了一套「宫庙堂仪」，要求弱势者按照官方的剧本演出，周而复始地表演出恭敬从命的姿态，这即是所谓的「公共脚本」(public transcript)，但是在一旦处于支配者所看不见的角落，被支配者却采取「隐藏脚本」(hidden transcript)的策略，例如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因应之道，试图避免更多损失，或是为自己赢得更自由的空间。越是处于极端不平等的压迫，例如奴隶制，公共脚本与隐藏脚本的落差越大，也意味着弱势者更需要「矫情」。

 

那么是否统治者会看穿「矫情」的假象？Scott认为有很多可能情况。某些愚笨的统治者相信从属者的公开表演，以为这即是现存的社会秩序，也是应有的社会关系。但是他们忽略了从属者无所不在的日常抵抗，不断地在私底下挑战支配体制的极限。也有些比较精明的统治者看到从属者的表里不一，有些时候似乎只是在做表面工夫，而不是真诚演出。在这情况，统治者通会采取一种本质论的解释，他们往往认为是地位低下者本身缺乏教养、或是品德不良，而不是归诸于支配关系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在几乎全世界的传统支配情境下，「奸巧」(cunning)是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刻板印象，也因此才出现了中国宫廷贵族所说的「贱人就是矫情」。

 

「矫情」的两种可能性：社会展演与弱势者的维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矫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为了社会生活所必得要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持共同的道德规则，我们不得不隐藏赤裸的自我，呈现他人所期待的样子。另一种「矫情」则是弱势者被迫采取维生手段，如果他们不按照有权者所规定方式行事，他们的生计可能丧失，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因此，社会学的分析也引导了几项结论。首先，请不要再讲「贱人就是矫情」。对于现代多元而开放的台湾而言，这种中国封建的道德观只会带来负面的作用。更重要地，说人就是说自己，将这种台词当作流行俏皮话使用的人实在是在「自我作贱」，因为我相信，他们很多时候也不敢讲出真心话，经历「心事谁人知」的无奈与苦闷。

 

其次，我们要尽可能消除权力所带来的「矫情」。现代社会讲求的是功能分化、平等主义、与对个人的尊重，从古代的师徒制到现代的师生关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受限节制而缺乏民主可苛责的权力，往往导致极端的不平等，这迫使弱势者需要不时「矫情」，如此一来就容易丧失人性的尊严。

 

最后，无论怎么样民主化的社会，权力作为一种协调公共行动的元素还是不可能完全消失。在制度上，我们可以尽可能改善，避免权力的滥用。但是对于在位者而言，更重要是一种基于反思之后的修养，如果不懂得更审慎而自觉地使用权力，那么还是有可能制造了在下位者被迫「揣摩上意」，导致「矫情」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