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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南焱 62岁的马原现隐居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乡下，拨通他的电话后，背景声里能听到鸡鸣狗吠。他爽朗大笑，说家里养了一百多只鸡，散养在山上山下，每天喂鸡的时候很壮观。马原现在过的是劳力者的生活，有时一天干活要超过十小时，而不是以前劳心者的生活。 一旦谈起文学创作，这位先锋作家的旗手还是满怀热情。今年是先锋文学30周年，当年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莫言、残雪等年轻人，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潮流。先锋文学在今天已被淡忘，重返先锋文学的青春时代，也许才能更加看清当下的文学乃至文化景观。 从发表困难到一举成名 一九八五年初秋，张新颖从山东到上海复旦大学念本科，随身带着两本杂志，一本上面有张承志《北方的河》，另一本上面有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这两部小说让他感到惊异。同一年，他还注意到一个东北人，后者喜欢说“我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马原”，发表了小说《冈底斯的诱惑》。莫言也在这一年发表了第一个中篇代表作《透明的红萝卜》，残雪发表了小说《山上的小屋》。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新颖称，一九八五年是一个奇特的年份，一下子涌现出一批杰作。 马原大学毕业后，一九八四年在西藏当记者、编辑。之前他往文学期刊投稿，屡屡被退稿，偶尔发表一些小说，但毫无影响力。“西藏相信有神论，我原来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去西藏后眼界、立场角度变得不同，写作就发生了改变。”马原说，《冈底斯的诱惑》等小说突然受到大家的关注，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明星一样的人物。 在马原写出一种新小说的同时，另外一批年轻人也在探索小说创作。上海邮递员孙甘露、浙江海盐牙医余华、师范大学刚毕业的苏童、青年教师格非等人，不约而同尝试写先锋小说。格非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宿舍，也成了这批年轻作家的一个根据地，马原、余华、苏童、北村等人来上海，都会聚集到那里彻夜长谈。《收获》编辑叶开曾是格非的学生，也参与其中。“大家聊文学的热情很高，不断切磋，气氛很浓郁。”叶开说，那时的生活条件很差，晚上就打地铺或者住招待所。 这批作家当时都是二三十岁的新人，职业五花八门，创作的小说不好懂，被认为不知道写什么。“小说写出来后发表特别困难，不容易被人接受，我们感到很压抑。我特别感谢《收获》，我只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他们就专门给我开一个研讨会。”孙甘露说，《收获》尽管是一个老牌杂志，但心态非常开放，能接纳各种可能性的写作。 现任《收获》执行主编的程永新，一九八三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杂志社做编辑，他跟马原、余华等年轻作家一见如故。“之前都是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跟社会问题结合太紧密，但我觉得好文学作品应该跟以前的东西不太一样，好小说不应该只是刘心武《班主任》这类伤痕小说，还应有更丰富的东西，对人的精神有更丰富的表现。”程永新说，自己和余华、格非等人聊得投缘，在他的记忆里，他们喝酒聊文学，下棋打牌，是无比美好的一段日子。 在主编李小林的支持下，程永新先后编辑了两期青年作家专号，后来被称为先锋专号。他把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选进了刊物，余华从此变成了《收获》的铁杆作者。格非是批评家吴洪森推荐的，他拿着《迷舟》手稿找程永新，说这个人一定要关注，以后会有大出息的。格非的《迷舟》此前投稿给《上海文学》遭退稿，为此吴洪森还与该刊编辑周介人绝了交。程永新拿到手稿后，希望格非修改一些文字风格。一周后改稿交来，让他大吃一惊，风格完全不一样。《迷舟》发表后，格非一举成名。《收获》《人民文学》也成了助推先锋文学的两大阵地，集合了一批青年作家，掀起了先锋文学潮流。 年轻人对传统的自发叛逆 先锋文学今天已被视为一场文学运动，其实一直没有一个运动口号，也没有发表一个共同文学宣言，完全是作家自发性的创作。现任职上海作协的孙甘露，头发已经灰白。他笑道，年轻时写小说，是对文学反映论的不满，不认为文学只是现实的反映，感觉这种文学观太窄，有一种对传统文学忤逆的冲动。他写的小说《信使之函》《少年酒坛子》，完全是诗化的语言，展现一种超现实的氛围，语意的指向也是暧昧不清。此前的中国文学史上看不到这类小说。 在那之前流行文学工具论，文学为政治立场服务，马原、余华、格非这帮年轻作家不认同这种工具论。在他们的心中，涌动着一股叛逆的热情，彼此气味相投。那时他们不喜欢《青春之歌》这类小说，对过往的文学心怀不满，希望破除文学内容至上的窠臼，不约而同走上了形式创新的道路。如在马原的小说中，他会不时告诉读者，作者自身在虚构故事，破除常规的因果关系，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又如余华的小说着意表现人的荒谬困境，在之前中国小说中也极罕见。 这些年轻作家还有将朋友的名字写入小说的习惯，大多是因为给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太伤脑筋，也有人借此与朋友开个玩笑。有时，他们也会将同一个名字用于不同的小说，有一段时期，马原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陆高”就是“姚亮”，而北村小说频频出现“王茂新”、“林展新”这样的人名。格非曾向北村当面问过这个问题，北村的回答是，“每次从厦门坐海轮来上海，来的时候是‘茂新’号，返程则是‘展新’号。”有趣的是，这种起名方式也成了先锋小说的印记。 带有叛逆色彩的先锋小说浮出水面后，受到部分文坛保守势力的打压，但更有一批年轻评论家极力鼓吹。评论家吴亮最早提出，文学正在发生改变，用以往的批评方法没法评判马原的小说。在和马原商量之后，他写出了有名的文章《马原的叙事圈套》，成为文学界一个事件。“吴亮从方法论上解读先锋小说，可以说是评论家的旗手。”马原感慨，年轻批评家的推波助澜，才让一个时代的文学探索，引起世人的关注。 在大学本科期间就一直关注先锋作家的张新颖，写出了一系列评论，分析马原、余华等人的小说，也是最早评论余华作品的批评家。他评论余华的文章，发在吴亮编辑的《上海文论》上。余华把这本杂志在枕头边放了三个月，反复读了数十遍。余华成为文坛大腕后，无数人评论他的小说，但他坦率地说，这些文章他基本上不看了，再也没有当初看张新颖文章的那种激动之情。 先锋文学给文坛吹来一股新风，尤其受到年轻大学生的热爱。“我第一次读到马原、格非的作品，感到很震撼。以前受现实主义的影响，对好人坏人的文学印象很僵化，但马原、格非、莫言的作品，对历史和现实有全新的呈现。”叶开动情地说，像莫言《红高粱》里的土匪余占鳌大摇大摆进入文学殿堂，格非的小说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颠覆了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叶开自身的创作，也受到了这些人的刺激和影响。作家邱华栋当年还在上大学，读到先锋小说也激动不已，和宿舍同学通宵讨论，从此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兴趣，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商业市场时代各奔东西 叶开至今还保留着马原、余华等先锋作家出版的第一批书，他发现这批书的印数并不多，单本只有两三千册，但产生的影响力很大。那是非功利的时代，商业化还没有进入文学领域，大家不以发行数量来看待，而是从文学本身来看待。他感慨，以前社会缺少商业娱乐，文学显得很重要，先锋文学的崛起，其实离不开那个时代的氛围。 张新颖说，那个时候可能一个作家写了一篇小说，大家就会注意到你，但今天就算你写了十篇小说，还是没有人注意到你。“当时的社会注意力很集中，而且文学是社会思想各个方面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学上也是很正常的。”他认为，文学在今天不是社会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家的注意力比较分散。用程永新的话说，现在作家、评论家同行碰面后，不再聊文学，而是聊股票或其他的东西。 从一九八五年兴起，先锋文学潮流仅仅持续了四五年时间，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就突然终结了。时代的注意力已经发生了转变，市场经济兴起，文学不再备受关注，一下子被边缘化，先锋作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余华放弃了先锋小说的技法，回归到传统文学叙事，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被市场大众接受，并成功转型为国际作家。“余华跟我说要换个写法，写一个三部曲，《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给他带来太多的荣誉，后来备受争议的《兄弟》是第三部。”程永新说。 莫言、苏童算是持续创作，也走上写长篇小说的路子，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但写法全变了，不能再称为先锋文学。先锋文学对小说形式的追求，逐渐被他们所抛弃。格非更是遭遇了很严重的精神危机，从1994年到2003年什么都不写，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写给谁看，有谁来看。这些日子，他教书、读书、带孩子，直到十年后重新动笔，开始写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写作手法也进行了调整。 马原进入同济大学教书，一度停止小说创作，还涉足电视剧。他干脆提出“小说死了”，这个说法颇耸人听闻。“时代发生了变化，小说不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公众艺术。今天还有小说，但只是博物馆艺术，小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马原坦言，自己想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故而中断了创作。孙甘露也是如此，对写小说本身产生了质疑，加上自身的个性特征，后来编报纸去了，停止了小说写作。 但在中断创作近二十年后，马原又重新拿起了笔，写起了长篇小说，还准备写系列童话。前两年经历了一场大病，马原前往云南乡村隐居，如今家庭也很幸福，过上了简单的生活。他在一年空闲时间写作，笑称自己在山上几乎与世隔绝，没有人打扰，生活容易形而上，题材风格也会偏形而上。在叶开眼里，马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创作正在试图转型，这需要相当的勇气，弄不好就会把原先的声望都耗掉。 难懂的小说如今会被扔掉 先锋小说《信使之函》和《少年酒坛子》被编进了教材，过了30年还在重印，孙甘露感到已经很幸运。他有一段时间很困惑到底要写什么，总是不断犹豫徘徊，迟迟没能下笔。他正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把多年来的阅历和思想都融入进去。至于作品的命运到底怎样，能不能与当今时代相匹配，他觉得不是个人能左右的。 格非也特别怀念先锋文学运动，那时作家们都有目标，努力克服传统的阻力进行写作。只是如今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在支撑先锋文学潮流的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了。“那个时代你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别人还表示尊重；今天这个时代你只要写别人看不懂的东西，别人马上把你的扔掉。”作为国内最有名的文学编辑之一，程永新坦率地说，现在作家要是还写形式探索的小说，不会引人关注。 先锋文学潮流虽然消失了，但其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被先锋作家融入了后来的小说创作中。邱华栋说，今天的小说不再追求形式探索，但当年先锋小说的技巧，今天已经变成作家们的常识，被广泛运用到写作中。他举例，像苏童、格非、莫言本身也延续了先锋小说写作技巧，打一个比方吧，就像一个年轻人二十岁喜欢摇滚乐，四十岁写的作品比较沉稳，虽然风格变了，但过去的东西还是在发生作用。余华最近的长篇《第七天》，虽然备受争议，但也复活了过去许多的先锋文学技巧。 但说起近十年来的小说创作，程永新感到比较失望，数量巨大却缺少令人兴奋的作品，跟先锋文学潮流无法相提并论，也没有出现《活着》这样的小说。在他看来，这两年出现的长篇《繁花》不错，但总体上，严肃文学往前走不快，没有多大的进步。相较之下，年轻作家更乐于投入到商业类型小说写作，类型小说十几年来发展迅猛，出现了像刘慈欣《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高峰。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想要出现新一轮的先锋文学潮流，叶开觉得不太乐观，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今天的文学比较散乱，缺乏统一性，最缺的恰恰是先锋文学的探索精神，我们为讨好读者，完全丧失了探索的可能性。”他寄希望于90后，“要是90后群体不那么功利化，不沉迷于赚钱，排除太多的市场影响，将来也许会诞生一批新的作家和一些新的作品。” 程永新不认为将来会出现一批先锋作家，“只可能会出现个别零星的好作家。”他觉得90后作家笛安主编的《文艺风赏》还不错，选了一些先锋作家的作品，笛安的创作也吸收了先锋文学的营养。“真的不能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这么过去了，就把精神遗产给扔掉了。”他感慨，一个时代总需要一些走在前面的先锋写作者，可能将来还会出现一些好的文学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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