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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点击上方蓝色【大家】查看往期精彩内容--- 写过黄宗羲，接下来，不能不写吕留良。 于是，“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往来铜鑪石镜间，竄伏林莽，常数日不一食”，然而，事竟不就。兵败之后，宣忠被执，殉难虎林，作为叔叔的他，悲痛欲绝，以至于呕血“数升”。随后，四兄瞿良、三兄願良又相继过世，留良几近绝望。
他家在浙西崇德（后因避讳清太宗皇太极年号改称石门）不算名门望族，他的父祖兄弟中，只有叔祖吕炯和本生父吕元学是举人，没有出过进士，故社会政治地位不高，虽因经商和经营土地，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却挡不住官府的敲诈勒索。 特别是在义军失败，返回家园之后，作为有过抗清经历而又有些家产的家族代表，吕留良的日子就不太好过。关系不错的朋友都说：“君不出，祸且及宗。” 可见，那时他的压力是很大的，搞不好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安危，因此，到了清顺治十年（1653），“不得已，易名光轮，出就试，为邑诸生”。 他在《友砚堂记》中写道，由于好友孙子度（爽）去年离世，使得他心情不佳，“益落魄不自振”；后在《与张考夫书》中，他又痛责自己“旋以失脚俗尘，无途请益”。 不久，由黄宗羲的二弟黄晦木（宗炎）引荐，吕留良与黄宗羲在杭州孤山订交，那天，他们共同的朋友高旦中也在座。黄晦木与吕留良早在十八年前就有过一些来往，去年再次相遇，相互留下很好的印象，愿意成为朋友。于是，先介绍他认识了高旦中，随后又把黄宗羲引荐给他。 这种情形也许让吕留良感到有些尴尬，毕竟像是在经历审查一般。不过，黄宗羲随后的态度是友善的，他与晦木、旦中各以一砚赠吕留良，这些砚的原主人都是一时名节之士，转赠显示了很重的友情。吕留良也很在意这种友情，不仅“以‘友砚’名吾堂”，而且写了《友砚堂记》以为纪念。 然而，在于黄宗羲订交的第二年，也就是顺治十八年（1661），他忽然辞去做了近二十年的时文“编辑”，洗手不干了。他的儿子吕公忠（葆中）在《家训》中写道：“辛丑（1661）岁，先君子始谢去社集及选事，携子姪门人读书城西家园之楳华阁（梅花阁）中。” 我们固然不能肯定吕留良因与黄氏兄弟交往促成了他在思想上的觉醒，实际上，他在应陆雯若之邀所作《庚子程墨序》中明确指出，他所以谢去社集坊选，是二哥茂良责备他外务管得太多，反把自己的学业荒疏了，并把他禁在楳华阁中，谢绝宾客，专教子姪等读书。 对他来说，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终于把他与清朝的关系做了个了断，但亲戚朋友听说他革了秀才都为他可惜，担心他得罪了学官而惹出什么事端。 然而，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怡然自快”，针对来自各方面的反应，他欣然表示：“丙午所为，亦一时偶然，无关轻重。相知者喜其有片长足录，未免称许过当。闻者因而疑之议之，亦其情也。”他在另一首诗中更进一步表达了丢掉压在心头重负之后的畅快：
由于“向时诗文友皆散去，乃摒挡一切，与桐乡张考夫（履祥）、盐官何商隐（即钱商隐，字云士）、吴江张佩葱诸先生，发明洛闽之学，编辑朱子书，以嘉惠学者。其议论无所发洩，以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闻而兴起者甚众”。 这里提到他是从两个方面入手去做的： 一是与数同志共同研究程朱的学术思想，并刻印书籍，四方传播。据《张杨园年谱》记载：“先生（张履祥，字考夫，世居桐乡炉头杨园村，人称杨园先生）馆语水（亦称语溪，崇福镇古称）数年，劝友人门人刻《二程遗书》、《朱子遗书》、《语类》及诸先儒书数十种，且同商略。” 二是将他自己的言论寄托在时文评语中，所谓“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实际上，“乃藉朱子义理，明夷夏之防，辨出处之节，卓然成异彩”。吕留良辞世数十年后所发生的曾静反清案，就是他利用评选制艺时文，传播民族思想，以至影响到青年士子而造成的后果。 他们订交是在清顺治十七年（1660），此后有过几年“蜜月期”，“其相与之友谊盖甚贽矣”。清康熙二年（1663）四月，黄宗羲应邀来吕氏梅花阁教其子弟读书，正是春夏之交，几个朋友，有吕留良、黄宗羲兄弟、高旦中、吴自牧等，在水生草堂，联床分檠，以诗文相唱和，且共选《宋诗钞》。 这样就到了康熙五年（1666），三年来，黄宗羲一直在吕留良家做家庭教师。虽说像他这么大学问的人，教几个童蒙初开的孩子，有点屈才，但在谋生和养家已成为必须面对的难题时，选择做西席，对他来说，既自食其力却又不失尊严；就吕氏而言，也不排除在朋友窘迫时助他一臂之力的考虑。总之，他们之间“过从盖甚密”。 但其中似乎另有隐情，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曾这样写道：“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全祖望在另一场合也提到这个情节，并特别指出偷书人的行为是吕留良授意的，于是，“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 吕曾作《后耦耕诗》十首，其中第七首有“青火竹窗謄副本，白头兰幕出新书”句，严鸿逵注曰：“此专为太冲作也。……是年又馆于宁波姜希辙家，悉出其所手录书以求媚。”第二年（1667），黄宗羲没有出现在语溪梅花阁，他甚至没有同吕留良打招呼，害得吕一直在家苦等，却杳无音信，后来辗转听说他已另有高就，为此，吕留良特意作了《问燕》《燕答》诸诗对他加以讽刺。 黄宗羲久有恢复书院之志，随着环境的好转，他不再四处播迁和藏匿，恢复书院之事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是康熙六年（1667），他不再赴吕氏梅花阁之馆恰好也在这一年。 而就在吕留良苦等他的同时，刚刚有二十几位甬上青年学子赶赴黄竹浦，认黄宗羲为宗师。在这一年里，作为绍兴证人书院的主讲者之一，他不时要到那里开课，同时，他还要兼顾甬上，去为他的门徒讲授。经过一年的筹备，1668年春天，甬上证人书院开学，黄宗羲是这里唯一的主讲人。
但是，吕留良和他周围的人却另有看法。吕留良在诗中自比“穷檐”，而暗指黄宗羲“呢喃闻汝向雕梁”，称他为“轻薄情事有与燕适相类者”。 他在《燕答》一诗中甚至模仿黄宗羲的口气，以代人“自白”的方式，袒露他的心迹：“畴昔置我虚斋里，茶烟香缕清如水。敢道周旋何日忘，顾我所思岂在是。投林择深木择荣，安能郁郁久居此。况君避世益荒寒，庭院无多簾箔单。瘦圃无花啣不得，破巢欲补愁泥干。昨夜侯家歌吹发，先放双飞入珠幕。贵人头上坐听看，羡杀笼鹦与屏雀。老来爱雏过爱身，常恐失足寻常人。新巢喜得依王谢，千门万户终不贫。自古恶宾胜旧友，世情如是君知否。但愿故人办得侯家官与屋，依旧呼雏梁上宿。” 姜定菴是什么人？他是清朝回籍待缺的官员，黄宗羲与他搞在一起，不是投靠是什么？在《复裁之兄书》中，吕留良讲到问题的严重性，根本在于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分歧：“数年以来，屏弃一概，披胸纳腹，其跡甚隘，虽敬爱如吾兄，然比之犹觉有间，他可知矣。意向冷灰冻壁中，寻取一个半个肯屈头挑担汉子，同钻故纸，蚀残字，求圣贤向上事，自了此生分内而已。乃弟所求者在此，而人所求者又在彼，凡所为说道理，论文字，只如游方和上（尚），入门口诀耳。” 把吕、黄之间的恩怨，归结为儒学内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门户之争，看似有些玄虚，但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言之，似乎又不无道理。 中晚明至清代，王学与朱学此消彼长，将多少读书人裹胁其中。吕留良与另一个朋友陆陇其（字稼书），在形迹上未见得多么密切，但他们之间能够声气相应，就在于他们都认定，“朱子学”是孔孟的门户，而“阳明学”是亡明的祸胎。 其中的缘由，梁启超认为在于清廷的介入。清初那几位皇帝，是想找一些汉人以供奔走的，但“稍为有点志节学术的人，或举义反抗，或抗节高蹈。其望风迎降及应新朝科举的，又是那群极不堪的八股先生，除了《四书集注》外，更无学问”。 所以他说：“程朱学派变成当时宫廷信仰的中心，其原因在此。”其中是有令人佩服的伏处岩穴暗然自修者，但那些“以名臣兼名儒”的大人先生们，只能说是“一群‘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他甚至痛责：“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哩。” 由于程朱之学在清代的这种身份，就有了如何理解和评价吕留良的尊朱和评选时文的问题。《清吕晚村先生留良年谱》的作者包赉认为，吕留良的“尊朱和评选古文制艺文都有很深刻的含义”，这种含义则表现为，“他的尊朱并不是同陈白沙一流的静坐为尊朱，他的评选制艺也不像马二先生一样为制艺而评选制艺。陈白沙的尊朱是以朱子为目的，马二先生的评选制艺也是以制艺为目的；他的尊朱和评选制艺不过是一种巧妙的方法，便利的手段。但这些决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于‘恢复民族’上”。 根据他的看法，吕留良评选制艺是别有寄托，“偶于时艺，寄发狂言”；而尊朱不过是以程朱做个向导，“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而且，“他的尊信孔孟也不同一般人的尊信孔孟。一般人的尊信孔孟是在伦理学方面的仁义彝伦上和哲学方面的性理等，他却是在政治学方面的‘夷夏之防’，这是他和人家尊孔的不同之点”。 既然他“以发明朱学为务，而其入手用力，则以批点八股文章为主”，而他这样做，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曾感叹：“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钱穆因此称道：“惟晚村乃藉朱子义理，明夷夏之防，辨出处之节，卓然成异彩”；并且“晚村以八股文明道之苦心，要亦未可轻讥矣”。 他的这种作为直接造成了此后因曾静一案而带来的剖棺戮尸，家破人亡，著作毁版的悲剧性后果。但“晚村身为亡国遗民，于此虽耿耿，若骨之鲠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终有所顾忌不敢一吐以为快者。故于论‘微《管仲》’一节，独表其意曰‘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者。此即夷夏也。而晚村又继之曰‘原是重节义，不是重功名’。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人惟节义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 这何尝不是一个儒生固有的本色。 （原标题：《吕留良：坚守中方显儒生本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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