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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于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的会场）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历史，四十年来，中国际关系研究从队伍初建、机构初建大学科构建的过程。从学科建设发展来看，最初主要是翻译引进、然后是借鉴与阐释，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思考中国国关学界的学科构建及所谓的中国学派的创建问题。这四十多年来，从中国国关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既有自信的东西，但也有不足的表现。 中国国关学界的自信表现在： 其一，敢于表达，尤其是敢于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工具来分析索要分析的对象。要想有影响首先要发出声音。从发声音来看，近年来尤其突出。中国的国关学者走出了单纯母语表达而迈出外语表达的关键性一步。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语言不通就难以进行交互性的沟通与交流。中国国关学界的中生代都经过专门训练，而且外语能力非常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成就。能够表达，敢于表达，这是中国国关学界最大的自信。 其二，善于借鉴。国际关系理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国际关系方面原创性的理论。但是，引进而借鉴也是可以大力提倡的。正是一大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翻译成中文，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年轻人具有理论启蒙的作用。他们借用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工具，对中国问题、世界问题进行了大胆且有见地的阐释。 其三，始终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甚至是把自己作为国家间博弈中的重要角色来进行分析的。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语往往是“我们”与美国、“我们”与欧洲等的角色话语，因此，总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并力图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其四，从第三点可以推导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国家认同感特别强。中国文史哲方面的学者往往是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有时候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上十分淡薄。与文史哲的学者不同，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国家认同感特别强，永远是把中国视为“我们”。因此，在分析问题是往往具有针对性，对国家利益天然地产生了一种“保护”性心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民族主义甚至是国家主义的色彩远远超过其他学科的学者。 其五，随着中国崛起对国际关系理论需求感的提升，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在理论上产生了忧患意识，在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意识。于是，有相当一批学者开始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哪怕是理论概念都可以。这种忧患性的自信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界普遍感觉到中国的迅速崛起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 然而，上述的自信难以掩盖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种种不足。这些不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在表达方式上，缺乏自我建构，主要是回应性的话语，或者说就是话语回应。无论是关于中国方面的任何一种话语都是西方学界、媒体界建构起来的，于是中国学界为了满足中国政府的对外部话语回应的需要，也只能对西方有关中国的话语记性呢回应。其结果是，回应的力量非常有限，而是缺乏主动的建构能力。回应性的话语只能产生一种反作用力，而反作用力在话语上并不能产生于作用力同样的效果，反作用力的效果在作用力面前实际上产生了倍减效应。不能主动建构原因在于缺乏理论底蕴和学科支撑。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大部分情况下成为西方问题话语的“消防员”。而“消防员”并非总能够起到灭火的效果。 其二，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工具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国关学者沉迷于借鉴，甚至是言必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仅缺乏中国的理论建构，更缺乏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于是，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一种是毫无理论底蕴的对策者，一种是远离中国现实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这两种学者反映了中国际关系研究的实际状况和无奈的现实。 其三，由于始终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往往会导致学者的分析缺乏客观性，也一定程度上掩遮住了学者的眼界。在国际学术对话中，中国国关学者由于总是使用“我们”这样的话语符号，往往被西方方学术界视为代表政府立场的观点，而不是学作者的观点。其结果会导致学术会议变成了政策咨询会议一样，学术色彩被完全冲淡。 其四，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上陷入极端。最初，由于是翻译引进，而转向中国学派的构建时，完全陷入中国文化自负的泥潭之中。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话语符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认为所有的理论概念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不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了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的一种体现，而且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儒家思想在今天的延续。甚至有人提出中国的未来就是“儒家社会主义”。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这种表现实际上是“儒家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内容。 其五，即便是理论建构的自觉也难以沉下心来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受政府对学术界智库定位的影响，而国际关系这个学科智库的色彩尤其浓厚，于是，整个国际关系学界都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那一让学界沉下心来进行理论的冷思考。其结果仍然是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专注于对策性的分析，而不愿意进行理论的建构。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和整个学界的恶性循环。 平台编辑：王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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