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邶风吹

 扫页山房 2015-07-06
  邶风吹

  雷抒雁

  这次到了汤阴,算是找到了邶。
  邶是周武灭纣克商之后,将京畿一分为三个诸侯国,曰邶、曰鄘、曰卫。
  有了这三家,《诗经》里“国风”才有了十三国: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以及两个地区:周南、召南。即所谓十五国风也。
  如按诸侯国算国风,周南、召南两个地区除外,邶风排在第一位。可见邶风之重要。
  可是,邶在何处?史说比较模糊,而且,从汉儒为《诗经》所作大“序”起,就将所有邶风之诗一概用了卫国史实作解,更引起一些学者的疑虑:究竟有无邶国之诗?
  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详细地考证了《诗经》各国风之地域、产生年代、诗意指向,唯说到邶风,语多迟疑。
  这些谜如不解开,对于《诗经》,至少对于“邶风”的存亡是一个严重威胁。
  今回到了汤阴,始知邶城就在该县。县城东南16公里,瓦岗乡邶城村,便是邶国国都所在地。城池不小,据考证该城遗址东西长1564米,南北宽1050米。旧城至今尚有残存,曰“邶城遗址”。
  这真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遗憾的是这次未能亲睹邶城风貌。只是专注了周文王演著八卦《易经》的羑里城,以及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故里,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很有学习研究价值,只是我因独钟情于《诗经》,所以便不免多注目于邶城的存在。
  “邶”一字,据汤阴朋友讲,只有地名一处用之,如羑里之“羑”。我查了查甲骨文字表,不存此二字。
  我想“邶”字如同“殷”字、“纣”字一样,实为周灭商之后,所创造之字形,包含着周人对商之被灭,所显示出的自豪与傲慢。
  “殷”字一半是“身”字的反写,一半是手执器械将其罚处。商纣之暴虐,人神共愤;周武王灭纣克商,得乎人心,顺乎天意,在周看来,是一个将会彪炳史册的大事件,所以在“商”之前,总加一个“殷”字,以示羞辱。用“身之反”的字形,表明商之贵族永远要向周曲身称臣。这种将意识形态深深烙印到字形里,真是古人一种绝为高超的创造。商人当然绝不自称“殷”人。
  和“殷”有些相同的字,如“纣”。殷纣王即商之末代帝王“帝辛”。所谓“纣”,亦是周人所封之恶谥。就字形看,左“丝”右手,便是象征将这个人的手捆起来,或用手持绳缚住这个人;被缚者自然是囚徒、罪犯了。
  据一些学者考证,这“纣”字还有“最后一个”的意思。陕北的驴子运肥上坡,驴子屁股后面要有一根棍子横着,使它感到在敲打催促,只能前行,不敢后退,这棍子被叫做“纣棍”。商朝的末代国君帝辛因其暴虐被灭,便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至今人多不知其名,皆呼之以“纣王”。
  接着就说到“邶”。“邶”在朝歌以北,当时所封“纣子武庚”。周克了商,灭了纣,却封纣的儿子武庚为邶国的诸侯。这显示了周人的宽怀大度和政治智慧,至少可以借此收买一些殷商旧臣之人心。但这“邶”字实为“北”字,暗含着商被击败的史实,败北成了商朝子孙们永远摆不脱的耻辱。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邶”只是因方位而得名,但朝歌之南的鄘,何以不称“南”,之东的“卫”也不称之为“东”?可见“邶”是特殊所指,记载着一个抹不掉的家族命运与历史色彩。
  邶国之存在,始有“邶风”。《诗经》里邶风收了19首诗;鄘风收了10首诗,卫风亦收了10首诗。这在“国风”里,除了郑风21首外,应是最多的。可见其在《诗经》里所占位置之重要。但历代研究者为什么会提出“邶风有无”之问题呢?我以为这和他们研究之法“泥古诗《序》”极有关系。
  从汉儒毛享、毛苌父子的诗《序》始,研究《诗经》者,总要为每首诗找出一个历史事实,以为所指。而这些史实又多依了《左传》与《烈女传》之类。好端端一首男情女爱的爱情民歌,硬被附会以诸侯君王们淫乱史实,以定性为“刺淫奔”。而邶风诗里之史实,因为邶国被卫灭得早,史实不周,便都用了卫国的事情去解释,自然找不到邶了。
  所谓《绿衣》者,“卫庄姜伤嫡妾失位也”。
  所谓《燕燕》者,“卫庄姜送归妾也”。
  所谓《日月》者,“卫庄姜伤已不见答于庄公也”。
  所谓《终风》者,“卫庄姜伤所遇不淑也”。
  所谓《击鼓》者,“卫戍卒思归不得也”。
  尤以《静女》、《新台》为甚,以为其为讽刺卫宣公纳子伋之妻和齐女之从卫宣公之事。
  一部优美抒情的邶风爱情诗,被搅成一池污水,成了卫国诸侯王们荒唐淫乱生活的注脚。这种研究之法,代代相续,似成定论,令人不堪。
  闻一多先生曾愤愤然于此,先骂那毛氏父子是两个“疯子”,继而又说汉儒释诗所依之《左传》“是一部秽史”,认为一部《左传》“简直充满了战争和奸杀”。
  闻先生自然是对的。
  《诗经》的出现,我认为是人类精神发展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那种纯情的爱情歌唱,炽烈如火如荼;上流知识社会里受约于礼教之腐儒,无法理解这些诗里所表现出的真实人性与情感,便在礼与非礼,淫与不淫上动起心思。而那些惯于放荡生活之贵族们,则以其肮脏心理读诗解诗;一部《诗经》,说是“思无邪”,却在历来的经师心里,充斥着疑虑和荒乱。
  有一位叫黎立武的宋儒,写了一部《经论》,自暴心理,说他读了郑风《狡童》一诗后,“淫心生焉”,以至于不敢出门。因为一看见邻家妇女,都好像“目挑心招”,引诱他,挑逗他。《诗经》几乎成了乱他心志的宣淫、诲淫之书。
  鉴于此,我于2006年到2007年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重读《诗经》,提出“以诗读诗”,摆脱历代经师腐儒们涂抹在《诗经》上的污秽“经说”。并以现代汉语将七十余首国风译成白话民歌。当然这只是一种尝试。2008年昆仑出版社以《还原诗经——远古的回声》出版了该书。
  《诗经》成书之同时,研究者就应运而生。但千百年来,诗说见解虽各有差异,但研究方法却陈陈相因。清扫积尘,实非易事。
  清人方玉润批评历代腐儒有一句话很得读诗三昧。他说:
  俗儒说《诗》,务求确解,
  则三百诗词,不过一本纪事珠,
  欲求一陶情寄兴之作,岂可得哉?
  为抒情诗找背景,以为纪事之实录,很像小说研究之“索隐派”。这一研究之法,不仅败坏了诗意诗情,且弄出些不伦不类的故事,轻则制造些诗家绯闻,重则竟会弄诗人蒙牢狱之灾,这于史有闻,于今也不乏事例。
  汤阴一游,因邶风之诗引生联想,说了《诗经》许多事。记得那天与汤阴县的领导及知识界座谈时,我讲到汤阴对《诗经》研究之重要,冲着“邶风19首”之众,奠定邶风在《诗经》里的牢固位置,会为汤阴深厚的商周文化资源增添新的分量。
  汤阴,让邶风吹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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