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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简介 韩兆琦先生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被誉为“《史记》研究大家”。韩兆琦先生师承蒋天枢先生，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再传弟子，也是莫言先生的恩师，莫言曾表示韩兆琦先生的课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导读 “货殖”是什么意思？买来物品不是为自己使用，而是预期别人要使用，转手卖给他，这就是货殖。什么是货？大致意思是处于变动中的财物。从字音上解，货者活也，就是一个变来变去的东西。从字形上解，货从贝化，贝是货币，贝的变化，也就是买进卖出。什么是殖？殖者，生也，就是所谓将本求利。殖可以解作生，就是我们讲的“做生意”，“富在迎来，贫在弃时”可以作为“生意”的最好解释。
《货殖列传》是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尤其是表现他对工商业问题看法的一篇极其卓越、极其精彩的文字。作品记载了春秋以来的著名商人的活动，赞扬了他们的卓越才能，分析并论证了工商业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突出地肯定了工商业在经济发展，在强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从而和商鞅、韩非以来，直至汉王朝所片面推行的“重本抑末”的政策与理论划清了界限。
首先他认为农、工、商、虞四个行业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不可辩驳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司马迁在作品中高度赞扬了范蠡、子贡、白圭、乌氏倮、寡妇清等私人工商业者们的卓越才能，表彰了他们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这与汉武帝为打击、消灭私人工商业而采取算缗告缗政策，恰成鲜明对照。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批判汉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
作品肯定了追求物质利益，追求财富占有是人的本性，任何人都有这种要求。其潜在的意义是肯定了这种行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并有同情被压迫人民，揭露统治阶级唱高调、假清高的意义。文中说：“《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妙论，终不能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就等于把历代儒生所高唱的“君子安贫”“君子固穷”等自欺欺人之谈抛到一边，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泼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脏水，又给统治阶级泼了回去。 韩兆琦先生《史记菁华纂述》一函八册
作品指出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社会上的阶级、阶层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天命的意义。文中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干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样透彻精辟的话，在司马迁之前还没有听到谁说过。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只涉及到部分现象，而司马迁则是从财富占有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有了钱就有一切。在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面前，那些“龙生龙，凤生凤”以及什么“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血统论、天命论等等，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作品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基础。文中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虞不出则财匮少，商不出则三宝绝，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举例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幅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衽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而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这与儒家那种只强调“仁义”，说什么只要国君实行“仁政”，天下的百姓就将“襁负其子而至矣”，这个国家就将“无敌于天下”的夸夸其谈，形成鲜明对照。
作品还指出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掌握经济权的人可以操纵社会舆论，从而揭穿了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文中引证《管子·牧民》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观点似乎有点机械，但从根本上讲是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反映论的。又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深刻地揭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性。
钱锺书曾高度地评价这篇作品说：“斯传文笔腾骧，固无待言，而卓识巨胆，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夫知之往往非难，行之亦或不大艰，而如实言之最不易。故每有举世成风，终身为经，而肯拈出道破者少矣。盖义之当然，未渠即事之固然，或势之必然。人之所作所行，常判别于人之应作应行。诲人以所应行者，如设招使射也；示人之所实行者，如悬镜俾照也。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又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纪’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濛矣。”(《管锥编》) (转自尚古书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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