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的河南渑池郑窑第三期文化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出土陶“戳形器”(图4)一件。该陶戳属泥质红褐陶,火候较高,方柱形,长5.5cm,宽2.3cm,高20cm,三面有阴文刻画符号(图5)。其正面的戳记刻画结构清晰,相当于甲骨文中的田字。在该戳的两端各有一个凹陷的圆窝,圆窝的周围亦有刻画的圆弧线或直线……王蕴智《从远古刻画符号谈汉字的起源》(《中国书法》2001年第二期)评价说:“应视为我国印章篆刻的上水之源。”我们可以确认它为陶印(或日陶戳、戳形器)。据笔者推测,从形制看,陶戳形器为长扁方柱体,棱角不分明,高20cm,粗5.5cm×2.3cm,正好一手把握;两端的凹陷圆窝理应是用以压抑的纹饰。压印于陶胚后,印迹则成凸起之乳钉,作为陶器装饰之用。“用印模戳打的阴纹或阳纹的圆点、圆圈、圆点圆圈,重圆圈等纹饰在印纹陶中常见”(图6)。苏秉琦《关于“几何形印纹陶”——“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学习笔记》(刊《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又见《文物集刊》(5))中就著录了大量的这类纹饰图片。三面阴刻之“田”(?)字等文字符号应是陶工的姓氏,或是氏族的徽号,相当于后世的边款。圆窝印文红褐陶印时代约在公元前16世纪,距今约3600年左右。 在陶器上拍印花纹,考古学界称之为“几何印纹陶”,系指一种外表印有几何纹饰的泥质或夹砂质的陶器,其萌芽和发生期在新石器时代,发展和兴盛期在商周时期。几何形印纹,种类很多,用印模戳打或拍印阴纹或阳纹的圆点、圆圈、圆窝纹、圆点圆圈、重圆圈、平行线、平行曲折线、云雷纹、各种变形雷纹、绳纹、方格纹、复线方格纹,回字纹、各种交错重叠的方格纹(包括流行最广的所谓“米”字纹)、篮纹、菱形纹、波浪纹、曲线纹、席纹、编织纹、叶脉纹等数十种,都是以同一图案单位的印模(或被误称印拍),连续按印在泥(陶)坯上再烧制而成。从商代到春秋时期是几何形印纹陶的兴盛期。新石器时期饰有几何形印纹的陶器显然是为了增加装饰美感,也有加固防滑的实用价值。新石器至殷商时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印模,有些是两件配套使用的。在拍印陶器花纹时,右手执印模(或称有纹陶拍)在器外压印纹饰的同时,左手也必须持一件圆弧形光面陶垫(报告或称陶拍)在内壁相应地托住器壁,以使器形不致变形。南方各地从新石器到战国遗址出土的印模,据已发表的材料统计,有100余件。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印模是木质的,因为木质印模刻纹较易,又较耐用,只是历经数千年后都已腐朽无存。至今已发现的印模,从质料区分,有两类: 第一类为石印模。如江西修水山背张家嘴遗址出土的一件,体呈长方形,两面平整,一面刻有不规整的云雷纹。长13.5cm、宽2.5—3cm、厚1~1.5cm(图7)。 第二类为陶印模,出土数量较多,形制也多样,分无钮(按压或滚动)和有钮(按压)两式。 1.无钮按压或滚动式：早年林惠祥先生在福建长汀河田区采集到陶印模20件。他在《福建长汀县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57年第1期)中说“这是河田陶器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河田发现的是方形的,也和别处不同。都是陶制的,即先将泥土捏成方形块,似小砖,三边不等。在印上刻划花纹,或就已有陶器上印成花纹,然后放在火内烧成硬块。每个印模有一面有花纹的,也有两面以上都有花纹的。应用时便在制成一件陶器后,趁陶土尚软时,将陶印模压印在陶器外表,便有了花纹,然后入火烧成硬质,便成为印纹陶器了。”他在附表3《各遗址发现遗陶数量比较表》中称“乌石嵊(出土)'陶印’18;黄屋山(出土)'陶印’2。”在50多年前,林先生已使用“陶印”的称渭,的确是很大胆,也是很了不起的真知卓见。 2.有钮按压式：此式分为带把蘑菇形、环形纽圆饼状、柱状蹄形(图10)、圆球状及正方体(图11)、扁椭圆形、带弧度的抹泥板状形(图12)、长方形体等七式。 甲骨文中即有“印”字,其字形从手从跪跽之人,表示以手抑按压服,使人跪下,有压抑之义,为动词,此为“印”的本义。玺印与陶印模有什么承继关系呢?首先,抑埴的本义没有变,这也是把陶印模称为陶印的根据。其次,这些陶印模除无把滚压式的以外,皆有拍压面(实为印面)、印体、把柄(印钮),便于把握,已初具玺印的三要素。再者,柱状把、环形把、绞索把对商、周玺印的钮式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由此可见陶印模与玺印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注:详见拙文《玺印的滥觞与起始》,《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31~144页;拙著《先秦玺印图说·滥觞篇》,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