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名医盖伦是放血疗法的真正奠基人。他从医圣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学到放血概念，发现在动脉和静脉中流动的不是空气而是血液后，将放血疗法上升到理论水平。盖伦的理论有两个主要基石：1. 血液不是循环而是生产出来后被人体使用的；2. 体液平衡决定着健康与疾病。他认为血液是最重要的体液，放出多余的血液就能够恢复健康。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一套复杂的放血疗法——根据季节、气候、地点以及病人的年龄、体格等采取不同的放血手段，并将不同位置的静脉与器官联系在一起，比如右手静脉连着肝，左手静脉连着脾之类；病情越重，放血的量就越多。放血的量、放动脉血还是静脉血、放血处与病灶的距离等都因病而异。
放血疗法在中世纪非常盛行，成为常规疗法。尽管其效果主要是安慰剂效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放血疗法有效，但医生们依旧用它来包治百病，甚至包括骨折、外伤。盖伦大师的理论如此详尽，使得很多人可以自己给自己放血，但大多数人还是找医生或者僧侣放血。
放血的工具很简单，大多数医生只要有一根止血带和一把锋利的小刀即可。这种刀被称为lancet，就是著名的柳叶刀。后来做得越来越精致，可以折叠，便于携带，还可以有其他用途，例如撬锁。收藏家们可以到eBay或Amazon花几百美金买一把。
1824年7月13日，一位法国士兵胸部受伤，因失血过多而昏迷。送到医院后，先放血570毫升以预防发炎，当天晚上再放血680毫升，第二天早上，外科主任又放血285毫升；其后14小时内，他又被放血5次。至此，不算受伤的失血量，他已经被放掉身体的一半血量，之后几天继续放血。到7月29日，伤口发炎，医生先后用了40只蚂蟥吸血。10月3日，病人伤愈出院了。医生的总结是：经过放血4.8升、蚂蟥吸血1.1升，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685年英王查尔斯二世晕厥后，马上放血，越放越晕，才放血680毫升就死了。
1799年华盛顿患咽喉炎，因为他是放血疗法的支持者，而且经常给家人和家里的奴隶放血，在医生到来之前，他已经让工头给他放血400多毫升，医生到了场以后继续放血，10个小时内一共放血3.75升，直到他去世。
放血疗法由于是上千年的传统，一直没有人怀疑其有效性。现代科学渐渐兴起后，由于放血疗法的效果很难证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半信半疑。
1793年夏天，美国费城爆发黄热病，在轮番使用了清理街道、避免疲劳、少喝啤酒和葡萄酒、让病人待在通风的房间、勤换衣服和床单、到处撒醋、用火药清理空气、抽烟嚼蒜等各种办法都无效后，就剩下一条：远离病人。城里有气力跑的都跑了，包括大部分医生。只剩下曾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名，自愿留下的的本杰明·拉什医生等少数几位。拉什是放血疗法的支持者，用放血疗法对抗黄热病。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
黄热病流行结束后，美国医学界对拉什用放血疗法治疗黄热病持否定态度，认为没有什么效果。其后几年夏天，费城都出现黄热病，拉什还是用放血疗法，遭到同行的一致反对。这场黄热病大流行，是现代医学出现后对放血疗法的一次检验，并没有发现放血疗法有什么疗效，甚至适得其反。拉什本人也得了黄热病，两次为自己放血，虽然奇迹般地恢复了，也只能用安慰剂效应来解释。
19世纪30年代，法国医生皮埃尔·路易第一次用临床实验来验证放血疗法效果。他用自己医院里的77名肺炎病人进行对比，发现在患病早期放血的病人比晚期放血的病人恢复得早，但两组病人在死亡率上没有区别，因此他的结论是放血疗法没有人们想的那么有效，只能作为疾病晚期的手段之一。
路易的实验结果并不被欧洲主流医学界接受，放血疗法依旧大行其道。直到循证医学逐渐建立起来。巴斯德、科赫等人建立了现代微生物学之后，对疾病的成因逐渐有所了解，推翻了原来的体液学说。建立在体液学说之上的放血疗法站不住脚了，医生们渐渐对放血疗法失去了信心。但很多医生依旧顽固地认为放血疗法还是有点效果的，起码没有害处，使得放血疗法一直被使用到20世纪初。
进入20世纪后，现代医学研究和教育开始成型，现代医学在各个领域都快速发展，新的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使得放血疗法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很快被抛弃。
回过头来看放血疗法，总体来说是一种依靠身体自愈能力和安慰剂效应的手段，是医学处于经验阶段的一个产物。今天，欧美民间依然偶有使用放血疗法者。经过现代医学的认真验证，发现放血在有限的条件下使用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特别是蚂蟥治疗，在近年的微创和再植术上的用途得到了肯定。不过，这和原来的放血疗法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