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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文化体制改革、顺应民意、农民福利、中国智库建设、农村新社区建设、公诉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朱喜群：制度性安排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性变迁是影响农民福利的重要因素】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朱喜群指出，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性变迁背景下，农民福利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相关政策取向。鉴于此，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应将农民福利作为重要考量，因为其所涉及的制度性安排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性变迁是影响农民福利的重要因素。1.农民权利内生化。农民福利的主体性缺乏，根源在于其内生权利的缺乏。由此，政府对农民权利的保护，即是对农民福利的保护。2.社会权利平等化。在中国，首先要改变福利制度的二元状态。一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变市民”；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福利体系。3.农民福利多维化。农民福利内涵是多维度的，农民福利不仅包括物质内容，还包括“非物质”信息。4.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国家无力独自承担农民福利的供给责任，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保障功能亦呈趋弱态势，唯有多元福利供给主体的有机组合才能实现农民福利的充分供给。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惠林：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成为新文化变革的核心】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学部委员胡惠林认为，市场主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然同时要求市场管理制度的创新。文化生产力的全面解放有赖于文化生产关系的全面转变；中国新文化变革的伟大实现有赖于国家文化制度的全面创新。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与落后的文化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落后的文化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之间的矛盾；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新文化变革就是要为解决和克服这些矛盾提供全新的智慧和制度安排。正在深入发展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次由执政党推动的在文化领域里进行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的制度革命与创新，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变革。不是全盘否定和彻底革命。而是主动寻找文化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克服在制度选择上的路径依赖，超越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制度设计上的历史局限性，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的制度选择，这是与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新文化变革运动最大的、根本性的区别。 摘编自人民论坛 【吴忠民：顺应民意与顺应时代潮流两者一致，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吴忠民认为，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重要的政策体系，必须同时做到两个方面的“顺应”，亦即：既顺应民意，能够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同时又顺应时代潮流，能够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方具有生命力，方具有可持续性，方能具有长远的积极社会效应。不过，人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一点。并非罕见的一种现象是，人们对于某种重要政策体系有时只是强调其中的一个“顺应”，致使“民意”与“时代潮流”两者有时出现某种脱离的现象，进而使得该项政策体系出现某种偏颇的情形。首先，只有制定顺应时代潮流的重要政策体系，亦即有助于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重要政策体系，方能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供最为基础性的物质条件，方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其次，只有制定并实施顺应民意的重要政策体系，亦即通过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等有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方能使广大民众积极认同发展认同改革，使民众成为改革发展的主体力量。 摘编自《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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