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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春节记忆

 云在青天ysz 2015-07-26

  本刊记者/刘爽

  回首30年的春节片段,我们可以找寻到那些已经被我们遗忘的珍贵的记忆。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凝聚着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团圆平安和未来美好的祈愿,凝聚着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一个物质极端紧缺的社会发展成一个极度物质化的社会。这种深刻的变化,正在改变着春 节这样的民俗节日所承担的精神内涵。当世界上其他民族越来越热闹地过起“中国年”,体验这一独特的古老年味的时候,我 们自己却在逐渐疏离它,那些吃汉堡、喝可乐长大的孩子们开始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这样的洋节。城市化、全球化难道真的 需要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么?

  1978年春节:寒风中的暖意

  也许是巧合,30年前的1978年春节是2月7日,与2008年的春节是同一天。

  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在北京的汪先生是北京一家媒体的资深记者,他清楚地记得,30年前的那个春节要比现在的 冬天冷得多。那时,汪先生经常和伙伴们一起到郊外的八一湖去滑冰。

  冷的不仅仅是天气,政治气候也需要回暖。

  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光明的中国》的元旦社论。社论说:“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 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从社论充满激情的政治语言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在1978年的那个初春,“文革”的政治坚冰仍未彻底消融,人们 熟知的改革开放的那声“春雷”,要在这一年的年底才炸响。

  在汪先生的印象中,30年前的那个春节还处在物资短缺、凭票供应的时代。那时候,过年对孩子们来说绝对是朝思 暮想的诱惑,平日里粗茶淡饭难见荤腥,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饺子就显得分外香。那种穿新衣、吃大鱼大肉的快感体验,是今天 的年轻人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的。为了孩子们盼望了一年的那顿年夜饭,春节前的那段日子,家庭主妇们的主题就是排队“抢 购”肉、蛋等凭票供应的副食品,有时还要全家出动彻夜排队,有点类似今天经济适用房的排号。

  虽然物资短缺,但人们在困顿中却对年夜饭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视,这就让那些处于“无米之炊”窘境的家庭主妇们为 难了,有时她们要倾全年之力来准备这个隆重的仪式。杭州的蒋先生一家保留的1978年年夜饭清单也许是当时不少城市家 庭的缩影:主菜包括油豆腐烧肉、笋烧肉、白斩鸡、红烧包头鱼等,零食包括瓜子、花生、水果糖等。为了这一家五口的年夜 饭,蒋先生的爱人朱阿姨几乎花尽了全年的积蓄。

  而在李女士的记忆中,1978年的春节记忆苦涩中带着温馨。李女士是北京一家杂志的主编,老家在山西太行山区 ,姐妹五人中排行老二。那年大年三十的早晨,出嫁不久的大姐就用一个编织袋扛着一口袋新鞋送到娘家,全家8口人每人两 双共32只鞋,那可是千针万线缝起来的。李女士至今仍忘不了这份情义,大姐人虽然到了婆家,但是心一直留在娘家。大年 初一的早晨,孩子们都不睡懒觉,早早起来等着吃爹爹炖的肉骨头。爹爹把前一天在院子里搭好的土坯炉子点起火来,然后就 开始用一只大大的铁锅炖肉。那个时候,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肉。随着肉香飘散,孩子们早早地围着爹爹等着分肉。骨头 和肉炖熟后,爹爹当场就分给围在身边的孩子吃。孩子们碗里放着自己的肉骨头,眼睛却盯着别人的。李女士说,那是她吃过 的天底下最好吃的菜,以后吃任何山珍海味都没有爹爹炖的肉香。

  虽然生活依然清贫、困顿,但1978年的春节依然发生着一丝改变。春节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有了文艺晚会、音 乐会、体育比赛,甚至可以看到被禁多年后重新露面的《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这样的国产老电影,一些传统游 戏如套圈、射击再次出现,谜语灯会空前火爆。

  1978年2月6日除夕夜,当时名称还叫北京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恢复播出春节文艺晚会,当时全国的电视机拥有 量才100多万台,还是黑白的,人们只有在机关单位或者少数干部家庭才能集体观看。当年美国家庭电视普及率为70%, 而《人民日报》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中国人对这种坐在家里看电影的生活方式还缺乏应有的想象。但 仅仅五六年之后,电视机就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更让人开心的是,在这一年的春节前,一心革命十几年都没涨工资的职工要加钱了,而且人人有份,这无疑成为十几 年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也让年夜饭的餐桌能够丰盛一点儿了。煤炭部春节前通知各地煤矿放假过春节,此前的春节,很多人 基本上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名曰“革命化春节”。

  1978年的春节,北京百货大楼第一次在门前广场设立年货摊点,白天彩旗招展,夜晚灯火辉煌,楼内各层商场也 是张灯结彩,一楼大厅还破天荒悬挂起了巨幅春联,出售的服装包括传统旗袍和各色童装等。这是百货大楼自“文革”起第一 次开展节日营销活动。

  而在郑州,金水路上可以看到舞龙灯、耍狮子、跑旱船,孩子们常常会跟着队伍跑出好远,紫荆山公园办起了“文革 ”后的第一届灯展。在四川宜宾人民公园举办了灯会,15天内,购票观灯者达9万余人。

  这一年的大年初一,中国足球队参加了香港春节贺岁杯足球赛,以4∶1战胜香港联队,队员包括容志行、迟尚斌、 李富胜、沈祥福等。那时还很少有比赛转播,因而关注足球的人还很少。但仅仅3年之后,一股足球热就席卷全国。

  “你高考了吗?”这是1978年春节期间,知青、工人、学生、复员军人见到熟人打招呼的第一个问候。此时的火 车站里,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们都在谈论着高考。一个多月前恢复的高考,让数以百万的下乡知青有了靠公平竞争来改变自己 命运的机会。而在春节期间,很多人正在焦急地等待录取通知书。至于“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他们入学则是在 春节以后三四月份的事了。而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77、78级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已经结了婚的老 大哥,面对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年轻女同学,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的欲念。当时学校要经常接待前来哭诉的“秦香莲” ,《人民文学》还发表一篇批判“现代陈世美”小说《杜鹃啼归》,引起轰动。

  而在春节期间的上海街头,时时有打着“我们要回家”标语的知青们的游行队伍。至于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潮则是在一 年以后了。

  改变还在悄悄地继续。这一年,街头高音喇叭传出的不再是样板戏、革命歌曲,而是《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 什么这样红》这些解禁歌曲以及《爱情的位置》这样的小说连播。爱情这久违了的俗世情感终于不再被看作可耻的东西了,恋 人们可以公开地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了。电影院甚至上演了《望乡》这部反映妓院生活的日本电影。它对国人的冲击是3 0年后的《色,戒》无法比拟的,北京电视台甚至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有人说,还可以有色情场面更浓厚的镜头……这一年 ,曾被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烫发开始在城市流行,烫个“鸡窝”头成为时尚,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人们的精神 偶像不再是伟大领袖和工农兵,而是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

  所有的改变在1978年的年底达到高潮。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 代,走向了改革开放的不归路。

  过年的滋味开始丰富多彩

  1979年的春节,人们感觉餐桌上的年夜饭丰盛多了。在北京,市场上时鲜多了、特产多了,大核桃巧克力、话梅 糖等老产品恢复生产,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新产品安排生产供应。最令孩子们高兴的是五颜 六色的灯笼,以及娓娓动听的“空竹”、各种各样的鞭炮、脸谱等。而重庆的贾先生的春节是在学校度过的,刚考上大学的他 想争分夺秒地把十年损失找回来。年三十儿晚上,他与同学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只是电视机太小,黑白 9英寸,人太多,明星们的样子也没记住,只记住了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作为封资修被 禁止的。此后,跳舞热从中南海的红墙内蔓延出来,民间舞会潜行了一年多,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 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

  1979年春节,中国人还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条电视广告,上海电视台春节期间播出了长约90秒的“参杞补酒” 广告片。香港《大公报》一名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评论:“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启航。 ”与此同时,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这种4毛钱一瓶、类似中药汤的饮料不感兴趣,年轻人对喇叭裤、 蛤蟆镜以及《追捕》、《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这样的进口片似乎更入迷。当然,更让他们着迷的是邓丽君那样的“靡靡之音” ,从前,他们只有在革命电影中表现国民党堕落生活、开舞会时,才会听到飘出来的那么断断续续的几句。当时,谁要是能有 一台砖头式的日本松下录音机和几盘邓丽君的磁带,那绝对是身份和时尚的象征。

  进入80年代,随着搞活和开放,食品日渐丰富起来,开始是定量供应的品种增加,接着是集贸市场恢复,平时想吃 什么就到市场上买,过年的时候年夜饭自然就更丰盛了。一份档案资料显示了北京春节市场供应的变迁:1980年春节,新 试制的猪肉白菜馅速冻饺子开始在东单等六大菜市场出售;1981年春节,每户供应4元~8元一斤的花茶二两,大料、黄 花、木耳各一包,部分小吃店增添了平时不供应的“蜜三刀”等小吃;1985年春节,低度酒、补酒热销,多家西餐厅爆满 ,新侨饭店等为家宴提供罐装、袋装西式名菜;1989年春节,26种调味品、14种豆制品、35种酱菜大展销,北京人 过年再不为米、面、鱼、肉犯愁了。

  从80年代初开始,人们购置年货不仅仅是吃的了,还要买大件。1980年春节,在北京,各大商场从外地组织的 一批电镀桌椅、简易沙发、一头沉、搪瓷盆陆续投放节日市场;在上海,声控娃娃、光控汽车和磁控狮子戏球等成了新奇而受 欢迎的玩具;在广州,洗衣粉、高级香皂、普通灯泡、图钉等在春节前后开始敞开供应。

  那几年间,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这三大件快步向人们走来,北京的汪先生家的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就是在80 年代初那几年的春节期间先后购置的。而杭州的蒋先生家在1983年春节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邻居们都挤到他们家看春节 晚会。那年已经有了自由市场,买鸡鸭鱼肉都不要凭票,朱阿姨准备的年夜饭主菜包括红烧牛肉、白切猪肚、红烧鸭、白斩鸡 、红烧鱼等,零食增添了山核桃和蜜饯,全家人还喝了坛装的绍兴黄酒。

  从80年代开始,过年的滋味开始丰富多彩。在北京,庙会和传统小吃开始恢复,龙潭湖、地坛、白云观、大观园、 大钟寺,到处是庙会,从年三十儿到正月十五,一家人可以看不完,乐不够。各地在春节期间也会举行各种灯会、花会、冰灯 展等节庆活动,一些民间节庆风俗和表演也开始恢复。除夕之夜,南京百姓撞响鼓楼太平钟,夫子庙7万彩灯争奇斗巧。秧歌 庆春是陕北年俗中独特的风情,春节期间,村村都组织秧歌队,挨门逐户拜年。作为拜年的新形式,明信片、贺年片、挂历开 始流行起来。

  25年春晚缔造新民俗

  从1983年开始,除夕之夜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逐渐成为过年必不可少的“年夜大餐”,一家人一边 包团圆饺子吃年夜饭,一边看春晚直播成为一个新年俗。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开心辞典》节目经常会出一些古怪刁钻的题目,有一次主持人王小丫说出了一个节目的名称,然 后问它出自哪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尽管历届春晚总共有近千个节目,但参与者竟然给出了正确答案。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 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

  在电视上看春节文艺晚会最早始于1960年,可惜在那个年代,许多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道电视机为何物。从197 8年恢复除夕晚会开始,前几年都采用事先录播的形式。到了1983年,电视机拥有量爆炸性增长,电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由黄一鹤任总导演的春节晚会剧组决定大胆改革,采用现场直播和设立节目主持人的形式,并现场开辟4部热线电话让观众 点播节目。这样,观众就要在春节晚会中过年三十儿了,与荧屏上的影视明星同喜同乐。一台晚会,不仅把一家人聚在一块儿 ,而且造就了小品等一些文艺形式,更让一大批明星一夜之间红透大江南北。1984年的春节晚会,出现了一批港台明星: 张明敏、奚秀兰、黄阿原、陈思思,令中国老百姓目不暇接,大开了眼界。尤其是张明敏演唱的那首《我的中国心》,唱到了 人们的心坎上,把人们的情绪推向了沸点。当时只是香港九龙一家电子表厂工人的业余歌手张明敏一下子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巨 星。

  1984年的春晚是一个里程碑,后人似乎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越那个高度。那年的好节目确实多,包括马季的《宇宙 牌香烟》、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李谷一的《难忘今宵》等。

  让人想不到的是,获得巨大成功的春晚在次年就败走麦城。1984年的夏天,导演黄一鹤目睹了洛山矶奥运会盛大 的开幕式表演和国庆35周年阅兵式盛况,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野心:要做一台场面盛大、可比肩这两场盛会的晚会,于是黄 一鹤将1985年春晚的舞台从演播室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由于经验不足和灯光、音响、摄录等技术条件的落后,这台不 太成功的晚会遭到了观众和媒体的强烈批评。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央电视台不得不在几天后的《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观众 道歉。

  春晚在1987年费翔烧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之后进入了成熟期,1988年赵丽蓉登台,1989年宋丹丹亮相 ,1990年赵本山与春晚“相亲”,都成为标志性事件。

  人们最初说“没有春节便没有春晚”,后来则逐渐发展为“没有春晚便没有春节”。这表明了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国民 众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在春晚最火的时候,不少人家里都有这样一个情景:除夕晚上八点以后,自打赵忠祥一露面,炉子上水 壶开了没人愿去提,想上厕所的忍了又忍,怕错过了马季的相声、费翔的歌,更怕错过了节目间穿插公布的有奖谜语。一番冥 思苦想绞尽脑汁之后,已是大年初一的清晨,第一件事便是寄答案。

  从1991年开始,春晚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当年甄妮演唱的《鲁冰花》、潘美辰演唱的《我想有个家》、姜育恒 演唱的《再回首》,都成为春晚经典。1992年,赵丽蓉和巩汉林开始了母子的黄金岁月,1996年潘长江开始登台献艺 ,1998年那英、王菲《相约98》,1999年《实话实说》搬上春晚,崔永元、赵本山、宋丹丹联手,“笑果”惊人。

  从2001年开始,春晚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指责和质疑,似乎进入了衰落期。当年的晚会挺热闹、挺喜庆,就是没 有能让人记得住的好节目,被评价为“整个一地坛庙会”。2002年赵本山《卖拐》之后来《卖车》,有糊弄观众之嫌,被 揶揄为“本山才尽”。2003年春晚,相声的没落,小品难当大任,春晚成为鸡肋已经不值得大惊小怪了。2004年,总 导演袁德旺曾说:“春节晚会越来越难办。”看了晚会的观众说:“春节晚会越办越难看。”2005年,语言节目越来越苍 白,而21名聋哑演员表演的《千手观音》却给人们带来了震撼。2006年《吉祥三宝》给人们带来了一丝暖意,而200 7年春晚,你还记得有什么节目吗?好像有一个主持人的黑色3分钟吧。

  尽管春晚遭受了普遍的指责,但观众依然边骂边看着。春晚作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确实让人无法拒绝。拒绝观看 就等于丧失了公共记忆,意味着第二天在餐桌上保持沉默,意味着对一些人和事的“惊人无知”,意味着经常在报纸上碰到一 些不知所云的词语。观众“边骂边看”,正是为了“看了再骂”。

  春节联欢晚会伴随着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二十五载,给我们带来了欢声笑语。尽管主持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节目翻 新了一遍又一遍,对春节晚会的评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除夕夜看春晚,却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春晚成了一 个民俗,成了春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它似乎春节就不完整。一张春晚节目单,浓缩了社会大舞台:祖国的发展,社 会的变迁,家庭的忧乐,人们的观念,都能在春晚节目变迁中找到缩影。

  “年味”渐行渐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百姓过年的方式也是一年年在改变。

  过年包饺子是北方人的习俗。可渐渐地,很多人家过年不再自己包饺子,速冻饺子出现了断货现象,就连做饺子皮也 成了新兴产业,一个小商贩春节期间能卖三四十斤饺子皮。

  1992年春节,北京西单菜市场推出五种家庭套餐,每套50元至70元,回家简单一加工就是丰盛的年夜饭。从 1994年春节开始,年夜饭到餐馆酒楼吃成了人们的时尚。到了1997年,年夜饭生意火暴得也要预订了,订晚了就只能 回家煮冻饺子了。

  随着电话的普及,打个电话拜个年成为一种风尚。1995年,两成的北京人在家里打长途电话拜年,上海除夕夜一 个小时的拜年电话达54万次。后来拜年贺词传进寻呼机,1997年北京有寻呼机用户上百万,寻呼台推出预约拜年,钟声 敲响时往往伴随着此起彼伏的BP机蜂鸣声。近几年来,手机普及了,短信拜年又热闹起来,很多网站在春节前就准备了各色 的拜年短信供人选择。

  1992年的年三十儿,五个结伴前往哈尔滨看冰灯的年轻人成为当天的新闻人物。渐渐地,围在家里包饺子看晚会 成为老皇历,春节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从一个团圆佳节渐渐变成一个度假的好机会。90年代中期,各地开始禁放鞭炮,人们 在春节少了一乐以后开始出门找乐。1996年开始春节有了黄金周,从初一到初七整整一周,机票价格开始上浮。春节已经 从旅游淡季变为黄金季节。据统计,1997年北京春节旅游过年的人数有10万。

  1997年贺岁片开始登场,《编辑部的故事》续集《万事如意》除夕之夜在全国30多家省级电视台同时登场。从 这一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开始,电影贺岁片年年如约而至,人们过年又多一乐,片中的经典台词往往会风行一年。

  我们从杭州蒋先生一家近十几年的春节片段,也能看出时代的变迁:1993年春节,一家人围着一台新买的18英 寸彩电看春晚,餐桌上有了墨鱼、梭子蟹、大黄鱼,喝了葡萄酒,还放了300元钱的烟花。1998年春节的餐桌有了清蒸 甲鱼和湖蟹,已经退休的老蒋和朱阿姨过完年三十儿,就带着孙辈的三个孩子去了老蒋在临安的姐姐家。尽管这次出行花费了 1000元,但看到孩子们玩得那个开心,自己又和姐姐叙了旧,老蒋觉得值。2003年春节,吃已经不再是主题,老蒋给 自己最要好的一个战友打了个电话拜了年,那年的春节过得既简单又轻松。

  随着穿新衣、吃饺子、压岁钱这些曾经的渴望,对吃汉堡、喝可乐长大的孩子们越来越没有吸引力的时候,不少人开 始抱怨:年味为何越来越淡?当世界上其他民族越来越热闹地过起“中国年”,体验这一独特的古老年味的时候,我们自己却 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质疑,甚至不满。很多人在思考:年味变淡是社会进步,还是传统文化的丧失?那个穿越时间与空 间、串联古老与现代、游离于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年味”真的唤不回来了吗?

  2008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此时此刻,多少人正在回家过年的路上。让我们一起用心体验包含了回家、团聚、 春联、鞭炮这些因素,曾经带给我们无数温馨记忆的年味吧。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2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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