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09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生效1周年。在金融海啸的影响下,关于它的争议扩散开来,这部法律要不要在执行上“打折扣”? “这是一部好法,但是生不逢时。”上海诺迪律所马洪涛律师这样评价《劳动合同法》。 他日前代理了一家服装企业26名被裁员工的劳动仲裁案件,虽然,他知道根据该法,员工所获得的补偿金高达八九万元,但基于这家公司已经营困难,他还是主张员工妥协,接受该公司大股东给予的8500元~19500元的一次性现金补偿。 据了解,该公司有一两百人被裁员,只有在律师介入下的妥协结果比较好,因为此前有怀孕女工被裁员时也仅仅是补偿了5000元。虽然法律规定不可以裁掉怀孕员工,但是经济形势如此,“再强悍的法律也只能让位”。 雇人太危险? 起草之初,这部法律就引发了学界两派的激辩。一派以人民大学的常凯教授为代表,主张高标准保护劳工;另一派以华东政法大学的董保华教授为代表,主张不宜过度保护,否则适得其反。他们都是这部法律起草组的成员,不过,该法的最终版本接近于常凯的观点。 两年多前,董保华认为,《劳动合同法》(草案)过于刚性,显现出凝固化、形式化和行政化的特点。只有两个结局:一是“观赏法”,大部分条文无法执行,从“无法可依”走向“有法不依”;二是“贵族法”,一部分高管得到保护,另一大部分普通劳动者得不到保护。 两年多后,董保华告诉记者,它可能会走向“观赏法”。据他了解,已经有不少地方公然拒绝执行《劳动合同法》,或者“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 他曾经预言:立法让劳动合同长期化、刚性化,打击了劳动关系的灵活性,这样底层的劳动者受损最严重,因为他们将找不到工作。在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量失业以及农民工返乡,让这一论断得到证实。 其实,《劳动合同法》的问题,连董保华也无法避免。他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企业劳动人事法律服务工作的董保华工作室,所用人员都是劳务派遣过来,之前从来没有裁员。但是,最近他做了一件很痛苦的抉择,那就是裁员。该工作室有一个员工为人很好,但是差错不断,董保华想留又不敢留,因为现在劳务派遣的一签就是两年,解除这样的合同很困难,尤其是后面还有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压力。所以,在理性和感性的冲突之下,他最终选择不与之续约。 千万失业大军 上海财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欣教授推算,中国由于《劳动合同法》造成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就业率将减少5个百分点,就是3500万到4000万就业机会的消失。 “企业是很现实的,如果劳动力成本提高,他们就减少劳动力使用,这样的结果就是工作岗位减少。”张欣不无忧虑地说,不仅是1.5亿富余劳动力没有出路,而且每年还有2000多万的新增劳动力涌入市场寻找机会。 更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超出了预料。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说过,受此次危机尤其是出口下滑的影响,中国可能失去2500万个就业岗位,而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可创造1600万个就业岗位,还有900万个就业岗位待解决。 “这种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对就业形势无疑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对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张欣说。尽管这部法律一开始是要保障弱势群体,但是结果确实爱莫能助。“2008年上半年6.7万中小企业倒闭,2000万人被解雇。这部法律就是重要原因。” 上海市一中院劳动争议案件资深法官郭文龙说,10多年前的《劳动法》确实不完善,恶的雇主和恶的员工都可以从中找到漏洞钻,但是总的说来,它有历史的合理性。可是,《劳动合同法》主要防止恶的雇主,却没有防住恶的员工,这导致企业效率降低。 创造性破局 据董保华观察,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不执行《劳动合同法》,北方某省就通知明确,企业确实因生产经营发生困难,经与本单位工会组织或者职工代表协商一致,可以降低工资支付标准。但根据这部法律,降薪属于对劳动合同的变更,需要经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才能进行,光是职代会讨论通过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还有一个省规定企业一次性裁员40人以上,须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申报,经批准后才能执行,以避免出现区域性、行业性的大规模减员。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用人单位就需将裁减人员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既然问题已经造成,现在是否还有挽救的可能? “有人说《劳动合同法》生不逢时,我认为它出台是正逢其时。没有金融海啸,它的问题也会暴露出来,而且那时候更加没法挽救。”董保华说。他还认为国务院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很好,很多问题模糊化、原则化,中央用这种方式把权力放下来,就是给了地方政府发挥的空间。 据知情人士透露,上海正在酝酿非常有创见的地方性做法,可能会在春节前后出台,利用《劳动合同法》中一些弹性条款和技术性不足,尽量缓和那些杀伤力比较大的条款,让其“软着陆”。特约记者/周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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