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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生于河北衡水，汉景帝时期任“博士”，武帝时期之大儒，其思想体系被汉武帝立为官方正统。 董仲舒不只是儒家，也是阴阳家，而且是儒家历史上第一个把儒家和阴阳家思想成功地合二为一的哲学家。董仲舒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政治家，曾被汉武帝派到刘非、刘端等诸侯王处担任国相，可以实践其理论，可谓“知行合一”，现在来说，董仲舒应该算是“志得意满”之哲学家。 无论东西方，任何一次哲学上的大变化，都源自时代之大变化。新时代需要新的哲学理论，然后在实践上才能实现与时俱进，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董仲舒的思想被尊为正统之前，孔孟荀等儒家思想其实并非主流。秦以法家思想取得天下，汉取之后，几乎照搬秦制，在思想上，虽然崇尚黄老之术，但在政治上，依然沿袭秦之严刑峻法。 黄老无为之术，即指皇室尽量不干涉，这本是一番好心，然而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由此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经过长期充分自由的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大吞小，强欺弱，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逐渐从经济性质转变为政治性质，广大平民陷入穷困，不满情绪日积月累。同时，自秦时沿袭的严刑峻法，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反感。如此，经济上穷困，法治上严苛甚至不人道，两者共同作用，势必严重动摇汉室统治。 另外，藩王之乱一直是让历代皇帝最头疼的问题。下有民心不满，上有诸侯做乱，危亡之局。汉武帝没办法，只好下诏征求新的治国方略。 对于巨大的贫富差距，董仲舒认为皇室应该停止无为而治，应该适当地干涉以抑制大吞小强欺弱的现象。对于严刑峻法，他认为应该适当修正。这两个方面之理论根据在于治理之“仁义”之道。豪强若从仁义之道，小民就会有生存的机会，法律体现”仁义”之道，民众就会免守不人道的制裁。如此，在治国方略上，应该实行儒家的“仁政”。 对于藩王作乱，董仲舒认为应该倡导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大一统政治思想的根据，就在于万物皆守大道法则之统一支配的哲学思想。而这样大一统的哲学思想，在董仲舒的时代，不仅体现在老庄，更有已经非常流行的阴阳家之说。 人类之认识和实践，有两大方面，其一在人，其二在自然。在人的方面，中国古代有法家和儒家，在自然方面，则有老庄和阴阳家。阴阳家的理论基础是周易八卦和五行。在前面第八节有提到。周易八卦和五行的理论根据则有两个，其一是阴阳，即现在所谓的矛盾对立，其二，其实就是数理。 数学之逻辑是最严密的，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理性推理根据。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法则或理论模型，都可以数理模型来表现。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在古代中国，空间和时间的理论模型就是运用周易八卦、五行和数理演算得出的。因此，阴阳家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自然哲学，其理论基础和架构有较高的逻辑性，当然其中也参杂有某些牵强附会的东西。如此，不能简单地把阴阳家的学说当作完全的“迷信”。 秦之前，五行和周易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之后，逐渐地，五行说和周易八卦被结合起来运用在时空体系模型中，二者的根本原则是阴阳之道，故在汉代被统一称为“阴阳家”。根据阴阳家的时空体系，可以推算出一年节气的运行，这是农业生产首要的“天时”根据，可以推算出地表以及星体空间方位，这是人类行动首要的“空间方向”根据。这就是说，凡是涉及到自然方面的认识和实践，阴阳家的学说就是理论根据，在汉代所起的作用，类似今天之天文、地理，关系到每个人，因此非常流行。 另外，五行和八卦原本就是用来预测占卜的，故，阴阳家的八卦模型，除了被用来指导人们的生产活动，还起占卜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有了更为可信的数理根据，占卜的方法有了更多理性推算的成分，而更容易地被广泛接受。一个基于数理的体系模型会有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即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受到体系内其他要素的影响。这个结论是符合逻辑的。据此，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之说。即，既然人和万物都存在于阴阳家的时空模型中，那么，星体等天象运行和人之间必然就有一统于这个体系之中的相互感应之作用。以此为基础，董仲舒又提出“君权神授”之说，即，既然人和万物的存在都受神的统一支配，那么，皇帝的存在就是神的安排，皇帝之权，受自于天。如此，其他诸侯就不要再乱了，否则，就是违反“天道”。这样的说法，自然得到汉武帝的喜欢。 如上所说，诸侯之乱，贫富差距，严刑苛法等危害统治的严重问题似乎都可以在董仲舒这里得到解决，因此，董仲舒的思想被汉武帝尊为正统，儒家之仁政理论首次被奉为治国方略，同时，阴阳家的学说也被列为官方显学。 荀子的儒家体系之根本理论根据是合礼之人道。荀子说，君子仁政之道，不是天道，不是地道，而是人道。至于天道或地道，荀子说儒者没必要去搞明白，只要去适应即可。如此，在哲学体系上，荀子的儒家学说就缺乏了一个本体论根据。而在阴阳家方面，人乃至万物之存在都须符合最基本的阴阳之道，都被阴阳家所谓的时空模型理论所支配，人之道的根据就是天道。董仲舒就以阴阳家的理论全面阐述了儒家的各种学说，这样，在哲学体系上，就为儒家思想提供了本体论根据，这无疑是儒家哲学史上第一个最重大的发展。这也就是董仲舒在中国哲学上的重要地位。 不过，阴阳家的学说毕竟有很多牵强附会之演绎，董仲舒以阴阳家的说法来阐述儒家的东西，也充满了牵强附会。在哲学上来说，问题的根本，就是董仲舒还没有认识到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人这样的存在和万物之道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中国哲学上，这个问题直到南宋的朱熹，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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