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东西方海盗有何不同？

 

 

一提起海盗，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鲜红的夕阳、漆黑的骷髅旗、狰狞的面孔和成堆的黄金——这是影视作品中关于海盗的形象。而当今的索马里海盗，已成为途经亚丁湾海域的各国商船最头疼的魔咒。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因这一地区海盗异常猖獗，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09年年度风云人物”。

海盗，这个古老的职业死灰复燃，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在许多人的眼里，海盗是西方的产物。然而，中国就曾有上百万的海盗大军，让朝廷无可奈何。对比中西海盗，可以窥见中西文化差异，得出历史经验教训。

 

中国海盗，亦商亦盗

 

虽然中国在殷商时代才出现木板船，但其航海技术发展迅猛，在明末以前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大国。汉武帝在位时就曾七次乘楼船巡游海上，可见汉代造船和航海已相当先进。

借助先进的航海装备和技术，中国海盗应运而生。早在东晋时期，吴人孙恩为报家仇，逃海起义，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海盗集团，其妹夫卢循也参与其中，转战长江以南，纵横东南海域，拥众百万，历时十三年，为中国海盗史上所仅有。此后海上一直较为平静，到了元末，台州黄岩出了个方国珍，被官府逼迫逃亡出海举兵，拥巨舰千余，人众十万，成为与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分庭抗礼的一方豪杰，后来降了明朝，受朱元璋厚待。也许是朱氏王朝深恐来自海上的威胁动摇其统治，颁布了“片板不准下海”的海禁政策，促使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沿海居民沦为海盗，产生了王直、许栋、徐海、张琏、许朝光、曾一本、谢策、洪迪珍、林国显、徐碧溪、林道乾、林凤、施和、杨老、魏朝义和郑芝龙等大批海盗代表人物。其中，明嘉靖年间的王直、明末清初的郑芝龙是雄霸东方的世界级大海盗，其势力让西方海盗望尘莫及。

王直，号五峰船主，徽州歙县人，少不得志，无缘科场，就勾结沿岸流民，啸聚海上，逐渐成为东南亚海上商贸集团首领，控制了中日海上贸易，最后被胡宗宪诱杀于杭州。王直的最大危害是勾结日本人，造成嘉靖一朝，中国沿海饱受倭寇摧残。虽然最后倭患平息，但日本人自那时起就埋下了入侵中国的种子，其祸害之大，一直延续到1945年抗战结束。

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福建泉州人，他曾受罗马公教洗礼，同时信仰海神妈祖与佛教的摩利支天菩萨，还在日本参拜过神道的八幡神，其建立的船队和商业帝国，垄断浙、闽、粤海洋贸易，商行遍布日本及南洋，号“万船之王”，富可敌国。郑芝龙是当世真正的海上霸主，无人能与之争锋，就连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西方殖民者都必须向他称臣，堪称世界第一大海盗，从郑成功只分得部分船队就收复台湾可见一斑，可惜降清后死于非命。

如果说王、郑两大超级海盗“亦商亦盗、勾结外邦”，那么亦有中国海盗奋力抵抗侵略、扬威海上。海盗首领施和、林凤、郑一嫂等，先后率领部众投入反侵略反殖民战斗，并打败了西方殖民者。但是，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实施了“以夷制盗”的夹击策略，宁愿让外夷垄断商路，也不愿为本国民众开放海禁，全然不顾这些外夷常常也干些海盗的勾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幕荒诞剧的上演，构成了世界海盗史上的奇观，也为国外殖民者拉开了蚕食中国的序幕。

归根结底，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厉行海禁导致海盗横行，“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冠于朝。”这是对中国海盗的最佳写照。

 

西方海盗，官民结合

 

在西方的文化中，海盗的故事是一部传奇的英雄史诗。在西方的世界里，一个男孩，不管出于什么想法，都愿意选择当海盗船长而非国会议员。西方海盗的热血和勇气，因为反抗文明社会中的法律秩序而成为深入人心的英雄，因为敢于冒险和创造人生的辉煌而成为人们敬佩的勇士。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的格局，是由海盗改变的。西方帝国从弱到强，需对外经商贸易，扩充版图，掠夺财富，以确定本国在海上的地位。于是，以暴力形式出现的海上掠夺，逐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其中，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发现新的陆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发现和开辟新陆地的人，都是海盗，因为这些行为的动机，无非是想瓜分利益、获得财富。

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殖民浪潮的来临，西方海盗进入了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的“海盗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海盗名声大振，劫掠也越来越多，海盗的形象也被描述得极为传奇，如“海盗学者”威廉、“黑胡子”爱德华、“黑色准男爵”罗伯茨和极具悲剧色彩的“基德船长”等。

大海航发展，殖民浪潮的兴起，欧洲列强们开始了扩张和残酷的竞争。由于战争的激烈，政府只得鼓励包括动用“武装民船袭击敌国船只”的手段。只要民间人士能拿到政府颁发给私人船只的所有者一个“私掠许可证”，他们可以代表国王攻击敌方船只。此举既为政府省下了经费，又保存了正规海军的实力。在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期间，英国的民间武装船队最初是劫掠西班牙的商船，到了后来就开始骚扰沿海地区的城市，大肆鼓励对西班牙的海盗行为。到1713年英西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取得了海上的霸权，官方的“海盗”行为已无必要，但当政府宣布停止劫掠时却无人听从，因为很多民间私掠者已习惯了海盗生涯，战争结束就意味着失业，水手们与其无所事事，倒不如干回老本行。

于是加勒比海、西太平洋、印度洋都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这些地方也是殖民者的主要航运路线，海盗们瞄准从殖民地归国的船只，把掠劫到的货物带回自己的据点，再通过其它途径专卖，聚敛巨额财富。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加强殖民地的统治，海盗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西方凭借抢掠的财富，发动工业革命，逐渐形成了当今的世界格局。西方海盗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历史贡献”和“掠夺思维”仍然流淌在后世子孙的血液里，影响着当今的西方世界。

 

中西海盗，大相径庭

 

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石之一，希腊文化认为欲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出于征服城市、占有财富乃至俘获妇孺等侵略行为，都会得到赞美。这是海盗从悲惨混乱的历史现实渐渐演变成传奇故事的心理基础。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以农业经济为核心、孔孟文化为导向的“黄土文明”，东南沿海虽有自己的“海洋文化”（包括海盗文化），但与中原文化角力的过程中惨烈败北，沦为边缘文化。

这是中西海盗文化的最大区别。

此外，仅就中西海盗而言，亦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中西海盗规模不同。就拿中西海盗鼎盛时期相较，西方海盗讲究小团队作战，一般都是几十人、几百人一伙，上千人的队伍不多；而中国海盗规模宏大，讲究集团作战，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海盗团伙很多，上万人的队伍亦屡见不鲜。

中西海盗成因不同。中国海盗是被动反叛，西方海盗是主动进取。中国海盗都是官逼民反，主要原因是海禁政策限制了海上贸易，南方海域一带的农民自造船只，奋起反抗；而西方海盗具有冒险和探索精神，甚至可以与王室签订协议，王室还提供航行物资，再瓜分探险所得。

中西海盗性质不同。中国海盗亦商亦盗，主要在近海活动，极少滥杀无辜，只是想通过武力迫使朝廷让步，以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而西方海盗深入大洋，贪得无厌，血腥残暴，疯狂掠夺，努力建设新的秩序。

中西海盗结局不同。中国海盗除方国珍等极少数人占据历史条件归降善终外，绝大部分海盗不是被诱骗剿杀，就是客死他乡，如王直、郑芝龙等；而西方海盗经过疯狂掠夺后，存活下来的海盗远赴异地，摇身一变，用夺来的财宝建立新生活，成了有身份的绅士、富商甚至政府官员，逍遥法外，子孙受荫。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