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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氏”是古羌一支，传说中的西王母便是大月氏女王之一。“大月氏”不是雅利安，更不是“塞人”和“古波斯人”，他们是昆仑人，与汉、匈奴和后来的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回族、苗族、黎族等等都是近亲。
为何“大月氏、月氏、匈奴、昆仑”和“北狄”等词汇仅见于华夏典籍，而不见于相应的民族语言中？“大月氏”西迁帕米尔高原後其後裔在那儿？现帕米尔高原之人为何自称“塔吉克”？从汉唐以来的史籍可知，青藏高原与元朝和清朝政权的关系，远比同华夏民族政权的关系密切。藏族称元朝皇帝和清朝皇帝均为“曼殊师利大皇帝”，这是为什么？“有姞氏”为何鲜见于华夏史籍？
由于汉语言文字自西周共和时应用于社会以来，只有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而本文所讨论之语言文字涉及西周及先周时期之语言，故将其暂定为“古夏语”（古羌语、古东夷语等混合语言，暨商代称之为“雅语”）。
夏人继承了炎黄族的华夏语系，称作夏言，又作“雅言”。
有关“雅言”的解释，《辞海》是这样说的：“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可见“雅言”就是一个国家各民族的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因为华夏族起源于西羌，最初的语言都是“羌语”（古代蒙古语），也就是说华夏各族的语言虽然后来发展成众多语系，其母语依然是羌语。只是受地域限制和文化因素影响，各自创立的文字发生了重大变化。夏王朝延续使用了华夏族最先进的文字——仓颉文字，而数百年后，商汤灭夏却抛弃了正统文字，推广使用东夷文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殷墟甲骨文”。商汤灭夏后，不仅废弃了夏文字，还毁掉了夏王朝所有的典籍。《吕氏春秋·失职篇》说：“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商。”太史令终古叛夏投商，把夏的典籍作了进见礼献给商汤，从而加速了夏王朝的灭亡。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夏朝语言为基础，清代王引之《读书杂志》认为：“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非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梁启超在《释四诗名义》中阐释《诗经》的雅乐：“依我看，小、大雅所合的音乐，当时谓之正声，故名为‘雅’。然则正声为什么叫做‘雅’呢？‘雅’与‘夏’古字相通，……然而风、雅之‘雅’，其本字当作‘夏’无疑。《说文》：‘夏，中国之人也。’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墨子《天志下》引《诗经·大雅》作《大夏》，足证古本《诗经》，《小雅》、《大雅》也作《小夏》、《大夏》。
由此可知，夏朝的语言为华夏标准语系，历史上称作“雅言”。
言归正传，据《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祁连山地区之藏族，称祁连山之主峰“祁连山”地区为“祁漫塔格（qimantage）”。祁连山南麓之草原为格尔木（germu）。余在本札记之十中曾讨论到，“蒙”一词之方言有苗（mao）、芒（邙）（mang）、牟（mu）、茅（mao）、岷（min）、梅（蒙）里雪山之梅（mei）、珠姆朗玛之姆（mu）、祁漫塔格之漫（man）以及慕士塔格之慕（mu）。在中华民族中还有摩（mo）、磨（mo），如摩梭族之摩，彝族之祭师×摩，及西南地区汉族称祭师为磨公；还有满（man），即满族之满。由此可看出，蒙（meng）一词在中华民族中有读meng（蒙）、mao（苗、茅）、man（漫、曼、满）、mu（牟、木、慕、穆、姆）、mo（摩、磨）、min（岷）和mei（梅）；除此而外，还有mi（咪、米、弥等）和men（门、满等），这将在本文中讨论。这些均为在文字还未应用于社会时各地人们口耳相传而产生的方言读音及中原华夏民族用汉字之记音。
“祁漫塔格（qimantage）”之“塔（ta）”是山之意。其源于“泰”，即“泰山”之“泰”。“格（ge）”是方言尾音，无意义。其实，这个方言尾音是“gh”。当前一音素重读时读“格（ge或g），後一音素重读时读ho（和、火、哈等）。“gh”这一方言尾音，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还存在，即云南汉语方言。为什么会存在于云南方言中？这是由于云南中部地区（乌蒙山以西，佤山以东之无量山、哀牢山地区）之大多数民族是在冒顿单于进攻大月氏时为躲避战火而从古昆仑山南迁的（见读史札记之十二——《穆天子传》是“小说”吗？），从而将此特征方言带到了云南。“gh”这一方言音素很重要，在本札记中还将继续讨论。“祁漫（qiman）”一词，正如本札记所述，是“大月氏”之本名。也就是说，“大月氏”这一後王国（民族）之原名是“祁（qi）”。那为什么现居住于帕米尔高原之民族自称为“吉（ji）”（即“塔吉克”之“吉（ji）”）？这是因为：在夏语中“qi、ji”不分；如济南之济（ji）也读作“qi”，即周朝时齐国之齐（qi）；还有奇（qi）也读ji等。
从上所述，“大月氏”之本名应为“吉蒙”，其方言读作吉（祁）曼（ji(qi)man）。那为什么在史籍中记作“月氏（rouzhi）”？这是由于“吉蒙”语之方言所造成的。原始的“吉蒙”语也就是流传到现在岷江流域之羌语。其语言不仅有所谓卷舌音和鼻音，还有民间所称的“弹音”，即发音时舌尖要在口腔中颤动。现代说中原语音的人在记录岷江流域之羌族自称时，有记作zima或zhima的，也有记作xima的，这正是由于“弹音”使中原人很难分辨其前一音节。由于岷江流域之羌语无文字，无法比较，但数千年前西迁之吉蒙（大月氏）人一个支系在欧洲不仅保留了其语言特征，还创立了文字，可进行比较。这就是操德语之日尔曼人（对“日尔曼”人西迁过程将专题讨论）。“日尔曼”之德语是germane，英语是german。德语音译应记作“格尔曼”；英语音译应记作“吉尔曼”。如果将“格尔木（germu）”之ger代替“祁漫（qiman）”之qi，或将“祁漫（qiman）”之man代替“格尔木（germu）”之mu，则成german。再将其与德语或英语之german对比……。
为什么“吉（ji）”又读作“格（ge）”？这是在古夏语中声母j和g可混用，如现代汉语之“解、介”读作jie,也读作gai（《说文解字》及云贵方言）；“讲”读作jiang，又读作gang（《说文解字》及湘西方言）。“驾”读作jia，也读作gai（粤语方言）等。“德语”一词之德语是deutsch，“德”就是前一音节deu之汉语记音，而後一音节用汉语则很难记，这正是“弹音”之缘故。後一音节应意译为“吉（ji）”。deutsch是german的一个支系，所以他们自称“道（德）吉（deutsch）人”，而不认是“german”人。
“月氏（rouzhi）”是他们面对中原人时为表明自己与中原的关系之自称，而中原人用汉语方言之记音。“月氏（rouzhi）”是夏语“洛吉”之方言读音。由于卷舌音之故，将“洛（luo）”读作“rou”。汉语通常记作“弱或诺（ruo）”。这就是弱水之“弱”的来历。按《说文解字·四下》“月：胾（zi）肉。象形。凡肉之属皆从肉。如六切”。“月氏（rouzhi）”之月（rou）应读作“ru”
，也就是“月氏”读作“ruzhi”。此词在卷舌音加鼻音时读作“rong”，这就是“戎（rong）”一词之来源。西戎也就是“西洛”之西部方言读音之中原汉语记音。
那么，吉蒙（吉（祁）曼或大月氏）源自何时、何方？据《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可知，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藏北虽然发现有距今1～3万年前之石器，但均不连续，与现今文化连续之历史应始于距今6千年左右之“马家窑文化”。由于曾称为“甘肃仰韶文化”，说明其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考虑到“仰韶文化”分布是从中原到西北黄土高原最为密集，说明吉蒙（大月氏）应来自于西北黄土高原。这与《山海经》所记之昆仑山之“轩辕丘”，即黄帝之巡视事迹在时间上相吻合。中原帝王黄帝及周穆王巡视昆仑并受到欢迎也说明“蒙吉（大月氏）”是源自于东方，否则东方帝王去巡视时不会受到欢迎。
那么他们与中原政权之关系为何既生疏又少有来往？且中原史籍鲜有记载？“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义者，以朝聘之礼。是故千里之内，岁一见；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内，二岁一见；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内，三岁一见；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四岁一见；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内，五岁一见；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内，六岁一岁。”（《大戴礼记·朝事第七十七》）。另“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穆天子传·卷四》）。即周穆王西巡来回里程有“三万五千里”，单程至“西王母”处也有一万一千五百里，且来回需经一年时间。
由于路途遥远，中原政权对他们之“来朝、纳贡”则不强求了。这也是所谓的“荒服”。正如《穆天子传·卷四》所述“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即“西王母”道出了“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及“世民之子，惟天之望”之思念之情。
在本札记中讨论“匈奴”时曾证明西北黄土高原之民其来自中原，并有其祖山，即劳（洛）山。有祖山，说明就有王国。其国名是什么？“蒙吉”。也就是中原史籍所述之“有姞氏”。虽然“蒙吉”一词在中原史籍中并无记载，但直到现在，还保留在藏语和满语中。最典型的是满族之自称之一“manju”。乾隆钦定《满洲源流考》“满洲本部族名。……我国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後改满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表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满洲源流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熟悉满语的人知道，满语是一种卷舌音很重的语言。在这类语言中通常将平舌音a、i等发作u和o，并且u和o通常混用不分。也就是说满语之“ju”就是夏语之“ji”。“manju”也就是“manji”一词之满语方言读音。“满洲（珠）”也就是“蒙吉”之方言读音。
在藏南地区之语言也可证明，藏南地区之人将其最高山称为jomolangma（珠穆朗玛），“藏语“珠穆朗玛job-mo lang-ma
rib”就是“大地之母”的意思，藏语jo-mo“珠穆”是女神的之意。”（百度百科“珠穆朗玛峰”）。在本札记中曾讨论到每迁徒到一个地方居住後，均将当地之最高山峰命名为自己的祖山、神山和圣山；并以自己之族称名之。所以，“jomo”一词，也就是他们的後王国（族）名，也就是藏北地区之“jiman”。因藏语也是一个卷舌音很重之语言。他们和满族一样，将“i”读作“o（或u）”。“mo”也就是藏北之“man”。同一语言为何发音不同？这大概是“吐蕃”语之原因。“吐蕃”人是从我国西南西迁进入青藏高原的，而在我国西南地区方言中，将“meng（蒙）”一词均读作“mo”。如“摩梭族”之“摩（mo）”，彝族称其祭师按族称分别称为“×摩（mo）”等。所以藏北之“jiman（吉曼）”就是藏南之“jomo（珠摩）”。将“ji、ju和jo”均记作“珠（zhu）”起了淹盖其本名“吉（ji）”之作用。“langma（朗玛）”一词，应记作“郎蒙”，也就是“蒙人”之意。
他们为何将与祖先相关之词并用呢？这是由于在从东向西迁徒之过程中，有关其祖先之词逐渐增多，使他们分不清到底该用何词，于是并列使用。如“喜马拉雅（Himalayas）（百度百科“珠穆朗玛峰”）”就是夏语“夏蒙郎夏”之方言读音。为何藏语中之“hi”是夏语中之“夏（xia）”？在古夏语中“夏”也读作“ha”（见《说文解字·五下》），卷舌音就读作“hi”。对此本文将继续讨论。
在我国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地区之各民族，对于自己之历史源流史料保存最完整的是藏族。因为在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均无来自外部之大的战争，内部小战争对历史之传承人（王及祭师或宗教人士）也没有太大的伤害。虽然他们进入青藏高原後世代口耳相传之有关祖先的知识已不完整，且是用方言讲述，但由于“吐蕃”王朝的建立，并从中亚迎回完整的“苯教”後，他们具有了较完整的史料。这些史料均为方言记录。从中原汉唐以来的史籍可知，青藏高原与元朝和清朝政权的关系，远比同华夏民族政权的关系密切。这就是由于藏族人（领导层）知道蒙古族、满族等与他们之关系。因此，不仅与北方各民族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元朝和清朝政权也就不管你什么蒙古族和满族之自称，一棍子打回原形，均称他们为“曼珠师利大皇帝”。正如乾隆钦定《满洲源流考》所述：“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
“曼珠师利大皇帝”就是古夏语“蒙吉夏郎大皇帝”之北方方言读音之现代汉语记音。为何“吉语”之“师利”就是古夏语之“夏郎”？这要从“夏”在文字还未应用于社会时中华各地之方言来讨论。
《说文解字·五下》夏：“中国之人也。从臼；臼：两手；囗（夏之下半部分，读作：cui）：两足也。胡雅切。”即读作：ha。“汉（han）”很可能源于此。自商汤灭夏後，中原人就“既丑有夏”（《尚书·虞夏书·汝鸠汝方》），即商、周、秦、汉之史籍鲜有“夏（xia）”之记载，而东周以来中原“失国”之人又不能以“×国人”自称，因此，自称“ha”，加鼻音後即为“汉（han）”。
居住于云贵高原乌蒙山地区之西部苗语北部方言（贵州威宁、毕节地区）称汉族为：“沙（sa）”（贵州人民出版社《苗族古歌·第二部份》1997年版）。南部方言（云南文山地区）称汉族为“咪刷mishua）”或“刷（shuad）”（贵州人民出版社《苗侗文坛》47期：王万荣“文山苗族族源探讨”、侯健“论云南苗族迁徒及其文化的形成”）。“咪刷”和“刷”是古夏语“蒙夏”和“夏”之方言读音。
中原之夏后氏自商汤灭夏後除夏桀所率之五百卫士南下云贵高原外，其余在其王子率领下西迁自今（对此将专题讨论），由于受北方卷舌音之影响，将“夏（xia）”读作“s?”，此音在《史记》和《汉书》中记作“塞（现读作：sai）”。《说文解字·十三下》“塞：隔也。从土，从囗。先代切。”即读作：xai。《汉书·卷第九十六上·西域》（中华书局分册版）“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注[一]：师古曰：君谓为之君也。塞音：先得反。”
即读作：xe。在这里为何即言“大夏”，又言“塞王”和“塞种”？可以确定的是张骞出使大月氏後转大夏时，在大夏见到其国名号“夏”字，而与其王交流时，其王自称“s?”，张骞用汉语记作“塞”。现通常记作“萨”或“莎”。直到现在，中亚地区大夏後裔之后王国（氏族部落）皆称其王为“××s?”。
“××”即其王之名字。其中五百余年前东归之一支到现在仍自称为“s?la”，即“撒拉”族。“s?la”即夏语“夏郎”之方言读音。
熟悉藏语、蒙古语、满语和陕甘方言的人均知这些语言均有较重之卷舌音。在这种情形下，平舌音“a”很难准确发音。在面对中原人时他们尽可能发“s?la”音时就变成了“shili”。这就是汉语记音之“师利”、“室利”、“释种”等之原由。如《前汉书·卷第九十六上·西域》（中华书局1998年11月影印版）所述：“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注）师古曰：即所谓释种也。亦语有轻重耳。”即“塞”也读作：shi。
不仅北方和西部民族将“夏（xia）”读作“s?”，南方除西部苗族北部方言外也还有自称“sa”的，这就是云南之“撒尼（sani）”族。“撒尼（sani）”是夏语“夏夷（xiayi）”之方言读音。将“夷（yi）”读作“尼（ni）”之民族还有其邻居彝族，在彝族史诗中称其祖山为“洛尼（luoni）”山（《彝族古代文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哈尼族之“尼”。现在将撒尼族、白族和彝族并称彝族，从族源和文化上来说，无大的问题，他们都是华夏民族之支系。但从迁徒之路线及血源关系上来说，却不合理。撒尼族是战国时期楚国之庄蹻及其所率兵将及家属之後裔，二千多年来均以“撒尼（夏夷）”自称。白族是禹所封之十二子后王国之一“褒氏（即“白马”）”之支系，他们从秦岭南麓之褒水流域南迁後不能称冠“蒙”，故称“白”。彝族是从中原西迁岷山之“蒙洛夷”之後裔，自夏桀“伐岷（蒙）山”後，他们去“洛”称“夷（彝）”。
“夏”还读作“雅（ya）”，如《尔雅》之“雅”。在卷舌音中还读作“h（x）i”，如“喜马拉雅”之“喜（xi）”。锡伯族之先祖“喜利妈妈”之“喜（xi）”。还有西藏之“西（xi）”和西宁之“西（xi）”。在卷舌音加鼻音中还读作“xian”，如鲜卑之“鲜（xian）”、朝鲜之“鲜（xian）”和暹罗之“暹（xian）”。及“xin”，如新（斯）罗国之“新（xin）”和爱新觉罗之“新（xin）”。及“sen”，如满语“jusen”之“sen（申）”。“jusen”即夏语“吉夏”也。“夏”除读作“shi”（在汉语中通常记作“释、师、石、什、室”等）外，还读作“si”，如“思、司、食、姒、斯”等。
“成吉思汗”之称号，即是“成（功统一各）吉思（夏）（后王国（氏族部落）之）汗（王）”也。正如《内蒙古通史》（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所言，“阔阔出，蒙古人称他为“帖卜·腾格里”（通天使者）。他平日常说：“神在和我谈话，我在天上巡游”。他对铁木真说：“神命你为普世的君主”。“忽里勒台”之日，他对铁木真说：“如今，被称为古儿汗的这个地域上的君主，已被你一手征服，你已取得了他们的领地，你可以像他们那样地，采用一个同样意义的尊号：成吉思。”
从“吉思”一词可看出北方之游牧民族有一个统一之自称——“吉思（夏）”，即他们是夏族中之吉支。阔阔出按照中华民族祭师之传统规定，其所述词意只能对“王”说，而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说。这是“成吉思汗”一词至今均无人知其原意之由。
顺便说一下“萨满”。现研究北方“萨满”文化之学者认为“萨满”是北方民族之专利，这是非常片面的，如同北方““萨满”一词，用汉字记音时写法较多，如珊蛮、叉玛、萨吗、萨莫、萨麻、萨蛮、萨摩等等”（赵志忠《满族萨满神歌研究》），南方也有“萨岁、萨麻、萨柄”之同意词，并将其作为祖母祭祀。现在还存在于云贵高原以“gaeml（干蒙儿）”自称之侗族中。“萨满”一词，在中原记作“司马”。这是司马氏家族自“失其守”而脱离帝王府从而进入社会後，为既掩盖其真实身份，又不违背尧舜所定“分背三苗”之政——即不传“蒙”，并利用汉字为其家族传承发展之优势，而采用“蒙吉”方言，“夏”读作“si”、“蒙”读作“ma”所创。“萨满、司马”均为夏语“夏蒙”一词之方言读音之汉语记音。这也是华夏民族之正名之一。此词在海外，通常记作“萨莫（samo）、萨姆（samu）、莫萨（mosa）”等。
“夏（xia）”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读音，这就是“su”。《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索隐汉书作“龙城”，亦作“茏”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後汉书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集解汉书音义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蹛音带。”○索隐服虔云：“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郑氏云：“地名也。”晋灼云“李陵与苏武书云‘相竞趋蹛林’”，则服虔说是也。又韦昭音多蓝反。姚氏案：李牧传“大破匈奴，灭襜褴”，此字与韦昭音颇同，然林褴声相近，或以“林”为“褴”也。□正义颜师古云：“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此处所述之“蹛林”，匈奴称为“sutu”，有用汉语记作“苏涂（或图）”。
由于“蒙吉”语是浓重的卷舌音，中原之平舌音“a”在其语言中大多读作“u”，即“夏（sa）”读作“su”。“sutu”也就是“夏（sa）泰（tai）”之蒙吉语读音。在现在的蒙古族中有一支自称汉姓为“树”，这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源于“su”，即其祖先叫“su”，但这“su”是汉字之什么字并不清楚，由“蹛林”而想到“树”，故自称汉姓“树”；这就是江苏江阴青阳镇树家村之树氏（《成吉思汗后人世居江阴700年屋墙浮雕刻有蒙古马》天山网
2012年07月02日）。青藏高原曾经之“苏妣女国”之“苏”也源于此。顺便说一下，“苏妣女国”被吐蕃王松赞干布灭亡後，并未溶入藏族。在松赞干布“杀绝”之政策下，一方面派其王子“芒波杰孙波逃遁突厥”
（见《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传记篇》），即率部分人将吐蕃军队引向北方（塔里木盆地），一方面率其大部分国民沿其母亲河——弱（洛）水（今怒江），向下游迁徒，居住于怒江大峡谷中，到现在均以“l(r)isu”自称，现定名为傈僳（lisu）族。“l(r)isu”即夏语“郎夏”。其小部分向东迁徒到大凉山北麓，即今四川省甘洛、越西、汉源、冕宁、石棉、九龙、木里等地区自称为“rsu（尔苏）、risu”（栗苏）之群体。
在卷舌音中，不仅将平舌音“a”读作“u
”，还读作“o”，且常常“u、o”不分，如满语。因此，“夏（sa）”，还读作“so”，汉语通常记作“索（suo）”。如藏族之女性常见名字“索玛”，即源于此。
1700年前，一个叫郭钦的朝官给晋武帝上书，请重视关中的民族问题。他说：“关中人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尚洪涛《地名与历史：陕西宁民县因十六国时甘肃宁州羌族人移民而得名》中国甘肃网）。也就是说蒙吉（有姞氏）语在陕甘方言中影响到现在也不可能消失。即陕甘方言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蒙吉（有姞氏）语词汇。“西安周围地名历史悠久，从古音方音形成的地名举不胜举。1990年东郊三府湾村的两位老人写村史来找我，听说我年纪大对地名熟，特来问三府湾是古代哪个朝代的“三府”？我真的不知道。于是一块查《咸宁县志》，原来志书上写的是三树湾，到民国三十二年的《西京市区域图》上面还写的是三树湾。为什么现在成了三府湾呢？原来，当地人将“树”字读成“府”字。人们总想把自己住的地方说成级别高雅的住处，于是“树”字就演变成“府”了。从这次开始，我对西安存在的众多的“府”字地名产生了怀疑。带“府”字的街道和村庄很多，有的可能是古代的什么府，有的是“树”字形成的。雁塔区和未央区都有二府庄，查志书上过去写的是二树庄。”
（尚洪涛《地名与历史：陕西宁民县因十六国时甘肃宁州羌族人移民而得名》中国甘肃网）。
“匈奴（xiongnu）”是蒙吉（有姞氏）语之“夏洛”方言读音。他们面对中原人时，很想按中原读音介绍自己，但在卷舌音加鼻音之读音中，将“夏（xia）”读作“xiong”，将“洛（luo）读作“nu”，而中原人按其读音用汉字记作“匈奴”。这就是“匈奴”一词仅见于华夏史籍之由。
《史记·
匈奴列传第五十》“於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於卫，侵盗暴虐中国。◇集解徐广曰：“一为‘陆邑’。”○索隐春秋左氏“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杜预以为“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之间，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今陆浑县”是也。”《史记·
周本纪第四》“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楚所伐之“陆浑”在汉水中上游，匈奴之“陆浑”在西北黄土高原，为何两处都称“陆浑”？“陆浑（luhun）”是夏语“洛夏”之西部方言汉语记音。中原平舌音之“a”在卷舌音中大多读作“u”，“夏”之读音“ha”也就读作“hu”，再加鼻音就成“hun”了。“洛(luo)”在卷舌音中读作“lu”。这是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所作之“隐语”（这类隐语在《史记》中还很多）。
前面讨论到“sutu”也就是“夏（sa）泰（tai）”，“泰（tai）”是否还有别的读音？有。汉语“泰（岱）”在汉字还未应用于社会时在各地方言中也产生了除“tu”外许多方言读音。
“泰（tai）”只读声母就是特（t）。如基诺族之祭祖节日称为“特懋克（temaok）”,也就是夏语“泰蒙”。“基诺（jiruo）”也就是“吉洛（jiluo）”之卷舌音方言读音。
卷舌音中将韵母“ai”读作“o”，就是“to”，汉语通常记作“托（tuo）、脱（tuo）”等。
还读作“te”；如蒙古语中“腾格里（tegri）”之“te”。此词为夏语之“泰郎”。他与“Hungary（匈牙利）”一词相同，受吉蒙语方言尾音“gh”影响，由“hun”转“hunga”再加“ry”。“腾格里（tegri）”由“te”（夏语之“泰（tai）”）转“teg”，再加“ri”。
“岱（dai）”在卷舌音中通常读作“du”，汉语记作“都（du）”。在古代华夏民族中，通常将“王”所居之地用祖先之词汇命名。“都邑、京都”之“都”，就是这一文化之反映。也读作“do”。这一汉语记音通常记作“多（duo）”。也读作“di”。汉语记音通常记作“地、底、弟、迪”等。也读作“da”,如“达斡尔（dawor）”族之“达”。“达斡尔”是夏语“泰娲（taiwa）”之方言读音。在鼻音中“岱（dai）”读作“丹（dan）”。如汉语中常见之“苏丹（sudan）”一词，就是夏语“夏泰（岱）”之西部方言汉语记音。只读声母就是“d”，这一汉语记音通常记作“德（de）”。
“夏”在吉蒙（大月氏）语中还有影响很广之读音，这就是“ka”。吉蒙（大月氏）语中通常将声母“s”读作“k”（见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古道西风》）。夏语中之“sa”也就读作“ka”汉语通常记作“卡”或“喀”。如突厥语及印欧语系中常见人名“卡拉（kala）”及“喀拉昆仑山”之“喀拉（kala）”。这两词均为夏语“夏郎”之吉蒙（大月氏）语读音。
“昆仑（kunlun）”即吉蒙（大月氏）语“夏洛”读音。这是由“su”转“ku”後再加鼻音就变为“kun”了，“洛(luo)”在卷舌音中读作“lu”或“nu”，再加鼻音就是“lun”了。“昆仑”一词为何仅见华夏史籍？这因为是远古吉蒙（大月氏）人面对中原人时之自称。正像大小凉山之彝族面对中原人时自称“洛”，但中原人早已无“洛”之概念，故反称他们为“倮”或“猓”一样，中原人按吉蒙（大月氏）人自称之读音用汉字记音为“昆仑”。由此引申出蒙古语中常见之地名“库仑（kulun）”。
“洛（luo）”之方言记音除上述之“奴（nu）、仑（lun）、诺（ruo）、弱（ruo）”外，还有“怒（nu）”，怒江之“怒”；还有“努（nu）”如瑶族中之一大支系自称“布努瑶”中各支系大多自称“×努”（奉恒高《瑶族通史》民族出版社）。还有最常见之“罗（luo）”了。
前面讨论到“达斡尔”是夏语“泰娲（taiwa）”之方言，为什么？“娲（wa）”在中原仅有“女娲捏泥造人”和“炼石补天”之神话，其实“娲”作为中华民族之祖先是广为流传，不仅作为族名，如“蒙古”源于“蒙兀（wu）尔”，其“兀（wu）”正是“娲（wa）”之蒙吉（有姞氏）语方言读音。“蒙古”也就是“蒙娲”。正如“阔阔出，……他对铁木真说：“如今，被称为古儿汗的这个地域上的君主，已被你一手征服，你已取得了他们的领地，你可以像他们那样地，采用一个同样意义的尊号：成吉思。”这里“古儿汗的这个地域”之“古儿汗”也就是夏语“娲王”之意。又如《重订〈满洲祭天典礼〉序》“满族旧规，最重渥辄库（祖先神）跳神祭祀之礼。”“渥辄库（wozheku）”也就是夏语“娲吉夏（wajixia）”之满语读音汉语记音。再如鄂仑春族之“鄂（e）”也是卷舌音之方言读音。
“娲”不仅作为族称，还作为女性之称谓，如满族称其母为“额么（eme）”，这“e”也就是蒙吉（有姞氏）语之卷舌音“wa”读音。用与祖先有关的词汇来作为女性之名，是“地球人”的古老习俗。如藏族女性之常见名“珠玛（ju(o)ma）”即夏语之“吉蒙”；“索玛（soma）”即夏语之“夏蒙”。蒙古族女性之常见名“乌兰（wulan）”即夏语之“娲郎（walang）”。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数英语，在英语中男人为man，女人为woman，这两词音译意译均分别为“蒙”和“娲蒙”。另一个最典型之例子是“倭奴（wolu）”，这也是“娲洛”之方言读音，汉语记音。其都邑“邪马台”是夏语“夏蒙泰”之方言读音汉语记音。“邪马台”与西安景教碑之“库姆丹”为同意词，“库姆丹”是吉蒙（大月氏）语之“夏蒙泰(岱)”之方言读音汉语记音。
为何称“娲”为祖先？其实，“娲”与“母亲河”同义。其源于“有苗”语。《史记.周本纪第四》“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集解郑玄曰：“奄国在淮夷之北。”□正义奄音於险反。括地志云：“泗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兗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迁其君薄姑。◇集解马融曰：“齐地。”□正义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诸侯，封於此，周灭之也。”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在此之後，他们被迫南下西迁云贵高原。在其现居地（今苗岭），他们将其最高山命名为“el
diangb （diongb）bil lal”或“bok bil
lal”，汉语记音为“乌东排连”或“播排连”。而“el”在中部苗语中是“水”之意，汉语之“××河”，苗语读作“el××”。“el
diangb
（diongb）”也就是“娲岱”之苗语读音汉字记音。“el（乌）”，即蒙古语“乌兰”之“乌”。其韵母“e”即“鄂伦春”之“鄂（e）”。“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史记.周本纪第四》）。“后稷”者，“后吉”也，即“吉王”之称也。“姜”姓，说明他们很可能是从“有苗”之地沂蒙地区西迁的。从而将东方之“el”带到西北黄土高原。
把“娲”作为祖先祭祀并作为族称的，在蒙吉（有姞氏）语中不仅有“乌、鄂”和“斡”，还有“维（wei）”，即维吾尔之“维”。在汉语中还记作“阿”。如“阿房宫”之“阿”。“参观周灵台时遇到的“阿”字地名。户县秦渡镇北阿底村的西周灵台遗址，至今有三千多年了。我到了秦渡镇打问“阿底村”在什么地方？却无人知道。后来才问清楚，那个村子叫“窝底哈”，写为阿底下，意思是村子就在灵台底下。……“阿”字打头的地名念“窝（wo）”，是古长安人的读音，也是一个遗留在民间的古音。小时在课堂上老师领着我们读杜牧《阿房宫赋》时就念“窝旁宫赋”。……于是我把西安带“阿”字的地名查了一遍：发现蓝田县华胥镇骊山西坡有一村庄名阿氏庄，当地村民读“窝氏庄”。清雍正《陕西通志》和武伯纶《西安概述》等书记载，华胥镇这个地方在远古时华胥氏生了女娲、伏羲，阿氏庄就是女娲氏庄，为女娲氏所居地。骊山顶上的人祖庙就供着华胥、女娲和伏羲氏。另外，蓝田县白鹿原上孟村镇也有个阿氏庄，与怀珍坊连村。……阿氏村即女娲氏村。（尚洪涛《地名与历史：陕西宁民县因十六国时甘肃宁州羌族人移民而得名》中国甘肃网）”。从““窝底哈”，写为阿底下”可知，在夏语和蒙吉（有姞氏）语中，“ha（哈）”也读、记作“下（xia）”，夏、下同音。“清朝满族四大部之一“窝集部”之“窝集”，也就是“娲吉”之蒙吉（有姞氏）方言读音汉语记音。
读作“wu”，在汉语中还记有：维吾尔之“吾”，“蒙兀尔”之“兀”和女真之自称之一“勿吉”之“勿”。
在南方，与中原相同，读作“wa”记作“佤”，如佤山佤族之“佤”。
“有苗”语“bok、bil”皆为汉语“山”之意。汉语称“××山”，苗语读作“bok××”。此词带入中原後即被作为“祖先”含义之词。“盘”或“盘古”之“盘（pan）”，即源于“bok（bil）”。中原人为形象化记忆“bok（盘）”和“娲”，创造了“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捏泥造人”之神化。就像华夏民族为形象化记忆“洛”而创造了“龙（洛）的传人”一样。但由于尧舜所定“分北三苗”之政，不仅不传“蒙”，连与蒙有关之东西皆不传。这就是“蒙、盘（古）”和“娲”都不入华夏民族之正史的原因。现在在祭祖时祭祀“盘古”或“盘王”的华夏民族之支系有江南之瑶族和江北之白马族，特别是瑶族中最大的群体自称为“盘瑶”。
“bok（bil）”之重要性还在于他是锡伯族之“伯”（bai）、苏妣女国之“妣（bi）”、满族祭祖时称其祖先为阿布卡（abkai）之“布（b）”以及鲜卑之“卑（pi）”之源。此词还读作“巴（ba）”，如门巴族之“巴”。英语Europe（欧罗巴）即夏语“娲洛巴”。英语Asia（亚细亚）即夏语“娲夏”。“郎(lang)”一词除前述之读音“拉（la）、利、傈（li或ri）”外，还有一个影响深远之读音“那（na）”。这是吉蒙（大月氏）语读音之汉语记音。英语“china”音译应记作“氏（支）那”，意译应记作“吉郎”。这是对吉蒙（大月氏）人之称谓，後泛指中国（对此本札记将详细讨论）。现在有必要将上述与祖先相关之词作一小结。
一、蒙（meng）：ma（妈、马、玛等）、mai（买、麦等）、mao（苗、茅等）、man（漫、曼、满等）、mang（芒、邙等）、mei（梅、美等）、men（门、满）、mi（米、咪、弥等）、min（岷）、mo（摩、磨、莫、模等）、mu（母、牟、穆、木、慕、姆等）。
二、泰（岱）：
1、泰（tai），t（特）、ta（塔）、tan（坦）、te（腾）、ti（提）、to（拓、陀、托、脱）、tu（吐、图、土、突等）。
2、岱（dai），da（达、答、鞑、靼等）、dan（丹）、d或de（德、得等）、di（地、底、弟、迪等）、do（多）、du（都、笃等）、dong（东）。
三、娲：娲（wa），a（阿、亚等）、e（鄂、额等）、we（维）、wo（斡、窝、倭等）、wu（乌、兀、吾、勿等）、及苗语el（乌）。
四、苗语bok：ba（巴、爸等）、
bai（白、百、拜等）、bo（伯）、pan（盘）。
五、苗语bil：bi（妣、比、毕、俾、卑、彼、陛、鞞等）、pi（卑）
六、夏（xia）：xi（喜、西等）、xin（新、辛、信等）、xian（鲜、暹等）、xie（邪、谢等）、xu（须）、sen（申）、s或si（思、司、食、姒、斯等）、so（索）、su（苏、酥、树等）、shi（释、师、石、什、室等）、ha（哈、下、虾等）、han（汉）、hi（喜）、ka（卡、喀等）、ku（库）、kun（昆）、ya（雅、牙、亚等）、fei（吠）、fu（府、父、夫、佛等）。
七、洛（luo）：lu（罗、萝、猡、倮、猓、乐等）、lu（路、卢、鲁、露、虏、禄、六、璐等）、lun（仑、伦等）、lou（露）、nu（怒、努、奴等）、ruo（诺、弱等）。
八、夷（yi）：yang（杨、央等）、yan（奄、炎、弇、燕、颜等）、ye（野、也、页、耶等）、yin（尹、伊、音、圁、沂、犾、银等）、yu（裕、盂、余等）、ji（吉、纪、几、及、季、济、齐、其、丌、集、稷、姞、偈等）、jue（厥、觉等）、jin（金、斤、晋等）、jing（斤、京、景、经、泾等）、ju（句、珠等）、di（地、底、弟、迪、狄、翟、氐、隶、鞮等）、zi（兹、孜等）、zhi（只、支、芝、志、氏、氐、拓、祁等）。
九、郎（lang）：lang(朗、狼等)、la（拉、喇、剌等）、li或ri（利、里、立、理、力、丽、莉、傈、荔、栗、犁等）、ni（尼）、na（那、纳、娜等）。
从上述小结中可看出，这些词的变化有两个规律，其一是平舌音之“a”，在卷舌音中大多读作“u”，也读作“o、i”和“e”。其二是除“夏（xia）、夷（yi）”外，大多数词是声母（或辅音）不变，变的是韵母（或元音）。
上述之表音“词汇”，不仅与中华民族有密切关系，他们至少还是印欧语系中人之姓、名、族名、国名、山名、水名和神名之基本元素。即均为上述“词汇”中两个或两个以上之不同组合。对此本札记将继续讨论。上述之表音“词汇”中有些在前文中未提到，本文将继续讨论。
从考古和社会民间文化发现西北地区之蒙吉（有姞氏）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但华夏史籍为何鲜有记载？“一些“纪”字打头的地名是因古音读“狄”为“纪”改成的。如灞桥区狄寨镇当地人今天还读为“纪寨镇”。所在塬亦称“纪寨原”。狄寨镇附近另有狄村，当地人也叫纪村。西安西郊原长安县纪杨乡的纪杨寨，古志写为狄杨寨。十六国时，关中氐族建立前秦王朝中杨氏是关中氐族第一大姓，人称氐杨村，古长安人发音“纪杨”，现在写成了纪杨寨了。……今天白鹿原上狄寨镇周围一半村名是羌村姓氏形成的村名。（尚洪涛《地名与历史：陕西宁民县因十六国时甘肃宁州羌族人移民而得名》中国甘肃网）”。也就是说，蒙吉（有姞氏）之“吉（纪）（ji）”，在中原读作“di”，记作“狄、翟”或“氐”。
《穆天子传.卷三》“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按理应记作“ji（吉或丌）”山，为何记作“弇（yan）”山？这是由于《穆天子传》是写作于汉字还未应用于社会之时，其作者“祭父”写此书之目的一是作为东归後在“宗周”（今洛阳）祭祀（《穆天子传.卷四》：“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庙。”即向祖先汇报周穆王西巡之功绩）时“祭词”之依据。二是留给自己之嫡传後裔。又由于当时汉字仅是其家族所掌握和应用，故可由其任意写，只要自己及其嫡传後裔知道就行了。最重要的是“祭父”知道“ji”就是中原之“yi”，源于东方之“yan”。正如东方之“yang（杨）”，中原读作“yi（夷）”，反过来读东方之“yang（杨）”为“yan（奄）”一样，西北将中原之“yi”读作“ji（吉）”，反过来读中原之“yi”为“jing（泾）”，而中原读西北之“ji”为“di”，记作“狄、翟”或“氐”。“祭父”是中原人，自然按词源及中原之读音来记录。
女真建立之第一个现代化政权为何称“金（jing）”？成吉思汗之嫡系後裔为何称其汉姓为“金（jing）”？爱新觉罗氏之嫡系後裔为何称其汉姓为“金（jing）”？这是因为在世代口耳相传其祖先源流时均所掌握的同一词汇“jing”。在“金国”建立时中原已是宋朝，而其时司马迁所著之《史记》又早已由其嫡系後裔司马贞整理出版，在《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中有“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休屠（xiutu）王”者，“夏泰（xiatai）王”也。“祭天金（jing）人”者，其祖先之象征也。他们由此判定其所掌握之“jing”，为汉字“金”。另一方面，“金”为汉字中最常见、最贵重之字。
掌握“jing”这一词的不仅是北方“各民族”，在西方也有，如众所周知的基督教东传在中国称为“景（jing）教”，
“叙利亚的德鲁兹教派（Druzes）传说，这个传说称，中国是他们祖先的家乡，是忠诚的德鲁兹信徒死后归去的福天乐土。”（《东域纪程录丛》
[英]裕尔撰 [法]考迪埃修订 张绪山译
在中国南方，也有掌握“jing”之群体。如北部湾地区有一自称“jing”
之群体，现定名为“京族”。在贵州紫云、望漠地区现定名为苗族之群体，在他们的史诗中还有：他们来自于北方，但北方何处已不知，但有“naf
njinb（纳经）、pel jinb（贝经）、nzangl jinb（嶂京）、blaex jinb（坂经）和nial
jinb（衙经）”等词汇，亚鲁王之北方都邑为“naf njinb（纳经）”，并将“naf njinb pel jinb
（纳经贝京）”称为亚鲁王的故乡。（《亚鲁王》中华书局2011年版）。在泰语中，称中国为“jin（今）”。
上述所有之“jing或jin”，其实均与“泾水”之“泾（jing）”同义。泾、经、金、京、景、今均为“jing”之汉字不同记音，也就是说他们均知其源于“jing”。
既然他们均知其源于中原，为何中原史籍不载、他们自己也不谈？这是由于自轩辕黄帝起，中原华夏民族与“有苗”之矛盾，如“黄蚩大战”造成了中华民族各后王国（氏族部落）间之不同看法或不同认识，从而影响到中华民族之社会稳定。对此中原执政者不得不采用一些强权手段，如尧舜“禅让”制及夏启“伐有户氏”。从而更加剧和扩大了这些矛盾。尧舜为稳定中原社会。采取了“分北三苗”（《尚书.舜典》）之策，并由此提出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称谓。即对除中原人外都认为是“异族、异类”。使中华民族从“兄弟姐妹是一家”变成了“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中原人不认他们，他们也就不认中原人了。但对
“根”之情结却用方言深深埋藏在心中。至少两千多年来，他们对中原人都怀着“即恨又爱”的双重心情。“恨”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中原人不认他们，因此他们与中原人之关系也就既不认也不说；二是周成王、周公“残奄”。其表现形式是与中原断绝关系。如“息慎”在周朝建立时“来朝、纳贡”，当听说“残奄”之事後又“来朝、纳贡”，然後就与中原无任何来往了。并在两千多年後打入中原，建立“金朝”。
再如周穆王西巡後“西王母”来中原“来朝、纳贡”，核实了周穆王“伐北狄”及“残奄”，从此之後就与中原无任何来往了。并且当张骞出使西域要求他们与中原一起打击“匈奴”时采取“不理采”之举。中华民族大分裂可以说是源于“黄蚩大战”，句号落于“残奄”（对此将专题讨论）。“爱”是“根”之情结，最普遍的表现是他们与云贵高原各民族“虽鸡犬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更不通婚”的现象不一样；两千多年来的华夏史籍均记载着他们非常希望与中原人通婚。直到现在，他们均以能与中原人通婚为荣。
陕甘方言和藏族、蒙古族、满族、突厥语等北方民族语言及民间民俗文化，特别是陇南地区以“尔玛”自称的民族语言及民俗文化是相通和相同的
“蒙吉（有姞氏）”语言及文化。因为“蒙吉（有姞氏）”语不仅是北方各民族及南方各“jing”系民族语言之源，也是印欧语系重要源头之一。
陇南地区以“尔玛”自称之群体，是“蒙吉（有姞氏）”被中原灭亡後之幸存者。由于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后王国（氏族部落），即血缘关系不同，所以不能冠其任何一个后王国（氏族部落）名，只能冠“蒙”；而在其方言中，将“蒙”读作“ma”现记作“玛”。“尔玛”也就是夏语“郎蒙”。像这种由不同的血缘关系组成的群体，在中华民族中有湘渝黔地区之“东部苗族”之“苗”；满族之“满”和蒙古族之“蒙”；在西亚称为“（英语）armenia（亚美尼亚）”，在西欧称为“（英语）America（阿美利戈）”，这两词均源于夏语“娲蒙郎”。（来源：蒙文化的文章）
把“娲”作为祖先祭祀并作为族称的，在蒙吉（有姞氏）语中不仅有“乌”、“鄂”和“斡”，还有“维（wei）”，即维吾尔之“维”。在汉语中还记作“阿”。如“阿房宫”之“阿”念“窝（wo）”，是古长安人的读音，也是一个遗留在民间的古音。在夏语和蒙吉（有姞氏）语中，“ha（哈）”也读、记作“下（xia）”，夏、下同音。“清朝满族四大部之一“窝集部”之“窝集”，也就是“娲吉”之蒙吉（有姞氏）方言读音汉语记音。读作“wu”，在汉语中还记有：维吾尔之“吾”，“蒙兀尔”之“兀”和女真之自称之一“勿吉”之“勿”。在南方，与中原相同，读作“wa”记作“佤”，如佤山佤族之“佤”。
“有苗”语““bok”、“ bil”皆为汉语“山”之意。汉语称“××山”，苗语读作“bok
××”。此词带入中原後即被作为“祖先”含义之词。“盘”或“盘古”之“盘（pan）”，即源于“bok（bil）”。中原人为形象化记忆“bok（盘）”和“娲”，创造了“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捏泥造人”之神化。就象华夏民族为形象化记忆“洛”而创造了“龙（洛）的传人”一样。但由于尧舜所定“分北三苗”之政，不仅不传“蒙”，连与蒙有关之东西皆不传。这就是“蒙”、“盘（古）”和“娲”都不入华夏民族之正史的原因。现在在祭祖时祭祀“盘古”或“盘王”的华夏民族之支系有江南之瑶族和江北之白马族。特别是瑶族中最大的群体自称为“盘瑶”。
“bok（bil）”之重要性还在于他是“锡伯族”之“伯（bai）”、“苏妣女国”之“妣（bi）”、满族祭祖时称其祖先为”阿布卡（abkai）”之“布（b）”以及“鲜卑”之“卑（pi）”之源。此词还读作“巴（ba）”。如“门巴族”之“巴”。
英语“Europe（欧罗巴）”即夏语“娲洛巴”。
英语“Asia（亚细亚）”即夏语“娲夏”。
“郎(lang)”一词除前述之读音“拉（la）”、“利、傈（li或ri）”外，还有一个影响深远之读音“那（na）”。这是吉蒙（大月氏）语读音之汉语记音。英语“china”音译应记作“氏（支）那”，意译应记作“吉郎”。这是对吉蒙（大月氏）人之称谓，後泛指中国。（对此本札记将详细讨论）。
从考古和社会民间文化发现西北地区之蒙吉（有姞氏）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但华夏史籍为何鲜有记载？“一些“纪”字打头的地名是因古音读“狄”为“纪”改成的。如灞桥区狄寨镇当地人今天还读为“纪寨镇”。所在塬亦称“纪寨原”。狄寨镇附近另有狄村，当地人也叫纪村。西安西郊原长安县纪杨乡的纪杨寨，古志写为狄杨寨。十六国时，关中氐族建立前秦王朝中杨氏是关中氐族第一大姓，人称氐杨村，古长安人发音“纪杨”，现在写成了纪杨寨了。……今天白鹿原上狄寨镇周围一半村名是羌村姓氏形成的村名。（尚洪涛《地名与历史：陕西宁民县因十六国时甘肃宁州羌族人移民而得名》中国甘肃网）”。也就是说，蒙吉（有姞氏）之“吉（纪）（ji）”，在中原读作“di”，记作“狄”、“翟”或“氐”。
《穆天子传·卷三》“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按理应记作“ji（吉或丌）”山，为何记作“弇（yan）”山？这是由于《穆天子传》是写作于汉字还未应用于社会之时，其作者“祭父”写此书之目的一是作为东归後在“宗周”（今洛阳）祭祀（《穆天子传·卷四》：“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庙。”即向祖先汇报周穆王西巡之功绩）时“祭词”之依据。二是留给自己之嫡传後裔。又由于当时汉字仅是其家族所掌握和应用，故可由其任意写，只要自己及其嫡传後裔知道就行了。最重要的是“祭父”知道“ji”就是中原之“yi”，源于东方之
“yan”。正如东方之“yang（杨）”，中原读作“yi（夷）”，反过来读东方之“yang（杨）”为“yan（奄）”一样，西北将中原之“yi”读作“ji（吉）”，反过来读中原之“yi”为“jing（泾）”，而中原读西北之“ji”为“di”，记作“狄”、“翟”或“氐”。“祭父”是中原人，自然按词源及中原之读音来记录。
女真建立之第一个现代化政权为何称“金（jing）”？成吉思汗之嫡系後裔为何称其汉姓为“金（jing）”？爱新觉罗氏之嫡系後裔为何称其汉姓为“金（jing）”？这是因为在世代口耳相传其祖先源流时均所掌握的同一词汇“jing”。在“金国”建立时中原已是宋朝，而其时司马迁所著之《史记》又早已由其嫡系後裔司马贞整理出版，在《史记·
匈奴列传第五十》中有“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休屠（xiutu）王”者，“夏泰（xiatai）王”也。“祭天金（jing）人”者，其祖先之象征也。他们由此判定其所掌握之“jing”，为汉字“金”。另一方面，“金”为汉字中最常见、最贵重之字。
掌握“jing”这一词的不仅是北方“各民族”，在西方也有，如众所周知的基督教东传在中国称为“景（jing）教”，“叙利亚的德鲁兹教派（Druzes）传说，这个传说称，中国是他们祖先的家乡，是忠诚的德鲁兹信徒死后归去的福天乐土。”（《东域纪程录丛》
[英]裕尔撰 [法]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
在中国南方，也有掌握“jing”之群体。如北部湾地区有一自称“jing”之群体，现定名为“京族”。在贵州紫云、望漠地区现定名为苗族之群体，在他们这史诗中还有：他们来自于北方，但北方何处已不知，但有“naf
njinb（纳经）、pel jinb（贝经）、nzangl jinb（嶂京）、blaex jinb（坂经）和nial
jinb（衙经）”等词汇，亚鲁王之北方都邑为“naf njinb（纳经）”，并将“naf njinb pel jinb
（纳经贝京）”称为亚鲁王的故乡。（《亚鲁王》中华书局2011年版）。在泰语中，称中国为“jin（今）”。
上述所有之“jing或jin”，其实均与“泾水”之“泾（jing）”同义。泾、经、金、京、景、今均为“jing”之汉字不同记音。也就是说他们均知其源于“jing”。
既然他们均知其源于中原，为何中原史籍不载、他们自己也不谈？这是由于自轩辕黄帝起，中原华夏民族与“有苗”之矛盾，如“黄蚩大战”造成了中华民族各后王国（氏族部落）间之不同看法或不同认识，从而影响到中华民族之社会稳定。对此中原执政者不得不采用一些强权手段，如尧舜“禅让”制及夏启“伐有户氏”。从而更加剧和扩大了这些矛盾。尧舜为稳定中原社会。采取了“分北三苗”（《尚书·舜典》）之策，并由此提出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称谓。即对除中原人外都认为是“异族”、“异类”。使中华民族从“兄弟姐妹是一家”变成了“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中原人不认他们，他们也就不认中原人了。但对
“根”之情结却用方言深深埋藏在心中。(特别感谢易华博友的奉献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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