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又称《书》或者《书经》，是儒家的“四书五经”中的五经之一。传统社会的“士子”应试，《尚书》属于必读必考。今天情况不同了。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对于一个普通读书人，“四书”应该读，“五经”不必读。这个意见是不是采纳都可以，由读者自己决定。我认为，五经中至少《诗经》应该读读吧？《易经》也是一本有意思的书。作为一个中国人，了解一下五经之一的《尚书》或者也是必要的。 “尚书”也可以说是“上书”。“上”的意思之一是上古，意思之二是“君上”。合起来，就是上古记录君上言行之书。王充《论衡·正说篇》：“《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尚书”这个名字，最早见诸《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尚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内容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时发布的政令。《尚书》固定版本的出现，大约始于战国。中国的先人向来有烧书的传统，先是秦始皇一把火，民间《尚书》大都被烧毁。项羽又一把火，皇室所藏先《尚书》也被毁。不过，往往是在混乱中，会有英雄出来。西汉初，一个叫“伏生”的官员就从秦朝廷带出秦隶《尚书》残卷并私藏于家的。汉武帝时鲁恭王又从孔子故居发现古文《尚书》，经孔安国献给朝廷。魏末晋初之际出现一本来历不明、冒充孔安国所撰的《尚书传》。晋末的“永嘉之乱”使伏生所传的经文《尚书》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逸书”同丧于战火。进入新世纪，随着“清华简”的研究，现在已经证明《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作，不过其中含有大量真实的成分，史家认为仍然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必不可少的文献。这些“历史段子”，倒是很容易让诗人、小说家发思古幽情。 《尚书》的内容涉及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600年的历史。其中史传的有部分是后人假托。比较无可争议的最早的一篇是记述殷王盘庚迁都的《盘庚》篇，写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上半叶，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的年代相近。中国的史学家们说，《尚书》之为“上古之书”，就时代而言虽不能称世界之“最”，若兼时间与内容而论，就无出其右者了。 相传，《尚书》也是由孔子编定的。孔子编定这些文章，作为帝王实战案例，供后来的统治者参加借鉴“为君之道”，也供那些要辅佐帝王的士子们学习“为臣之道”。孔子大致上还把这些君王——尧舜禹——树立为榜样。这个孔子开启的“树榜样”让后人见贤思齐的路子，也沿用到今天，其中的教训得失，此处按下不表。毕竟，对于今天的读者，最值得留意的部分则在观念方面了。 观念略说：天下国家道德传 中国人重视道德，这个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的。这个传统可以称之为历史的道德本位主义。《尚书·蔡仲之命》就有这样的表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事实上，古人是有神论者。古人认为有一个“天帝”或者简化为“天”，它高高在上，始终注视着人间的统治者和所有人。天是人间一切行为规范的源头。至于“德”是什么？德是一种灵力，德是“天帝”的一种属性。 既然有“天帝”存在，我们就要畏它。《皋陶谟》篇就曾陈述尧舜时代的“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的观念。《汤誓》篇记载商汤伐桀，认为这是替天伐罪：“桀之多罪，天命我诛殛之。”周朝人同样相信“天命”，周公强调要继承先王明德，以保天命之永久，《君奭》篇载周公告召公之语说：“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在记载周公对召公谈话的《君奭》篇中，周公就4次用了“天威”一词。对“天威”的敬畏，反映了当时周族贵族之间的一种文化心理。《尚书》中所记之圣王贤臣言论，大多以畏“天命”相训导。 既然畏天命，我们还要敬它。《尚书》中有关“敬”的论述，可以分为“修己之敬”“事天之敬”“临民之敬”“治事之敬”四个方面。修己之敬，如《召诰》篇说：“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事天之敬如《立政》篇说：“以敬事上帝。”临民之敬，如《康诰》载成王告卫侯康叔之语说：“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可不敬哉！”治事之敬，如《尚书》开篇《尧典》即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洪范》记载周武王灭商后访殷商旧臣箕子，箕子授洪范九畴，其第二项便是“敬用五事”。所谓“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这是讲“敬事”之人在言论行为上所应有的恭谨态度。 如果说敬是一种心理状态，那么，在具体行为上，则要“不敢”违逆它。如《汤誓》载商汤之语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大诰》载成王之语说：“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康诰》载成王告卫侯康叔说：“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尚书·酒诰》说：“成王畏相，……不敢自暇自逸，……罔敢湎于酒。”行动上不敢违逆，就达到了敬畏的目的。 关于“德”，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一书有些解读甚好。平势隆郎在《从城市国家到中华》一书中说：“古人用‘德化’或‘德泽’之类的词汇表示帝王圣德远播四方……所谓德，在商代原本是之佑助征伐的灵力。大国要谋求对小国的统治，需要毅然进行征伐，而支配征伐的灵力就是德。所谓的‘德化’、‘德泽’的‘德’是不用征伐也能行遍天下……商代、周代的‘德’是靠征伐来实现的。”具体来说，在城市国家时代的德是征伐之德，在领土国家时代的德是不包含征伐含义的德，在统一帝国时代的德开始惠及汉字文化圈里里外外，在律令时代的德则是为皇帝权力体制提供法律支持。 德是灵力，因此，早期的“德”乃是一种征伐暴力的正当性背书，相当于行动获得了“上天”的允许。但“德化”与“德泽”不要依靠征伐就可以实现其灵力的旨意。可见，在商周，对外部是征伐之德，对内部是德化之德。 至于《尚书》为什么会倡导“德治”呢？这可能跟有神论的逻辑推导有关。既然有神明高高在上，那么，理所当然要获得它的护佑。这也跟上古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经验有关，即凡一国的统治者，有德，则为国人所爱戴，从而国运长久；无德，则为国人所厌弃，从而国祚不永。《召诰》篇反复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所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尚书》“德治”主张深刻影响于后世。汉代儒家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主张德、力并重。既要重视道德，也要重视国家的实力。如王充总结说：治国之道，一曰养德，二曰养力，要“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论衡》卷十《非韩篇》） 虽然，中国历史是道德本位主义的历史，但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道德的演变是有一个“从天上到人间”过程。上古之人，需要向神明祈祷，请求护佑；而晚近之人，则依仗内在修养。对于神明的信仰是道德本位主义有效力的重要前提，如果心中不存在这样的神明，则道德的约束就会失灵，这也就是法治为什么必须为主、德治为什么只能为辅的一个根本原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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