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哪里找回丢失已久的尊严 冤案当事人要求道歉 知情者：很少有人固执要道歉。因为冤案，被关押了21天。经历了一年前的那场牢狱之灾后，25岁的蒋小兵（化名）陷入了人生低谷，原本活泼开朗的小伙再也快乐不起来。针对此案，今年6月23日广东省公安厅认定东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未依法进行审查”，“违法行使侦查职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赔偿请求人采取拘留措施”，应当对赔偿请求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目前，5689.56元的国家赔偿已经到位。蒋小兵的母亲邹女士希望警方能赔礼道歉，让儿子重拾信心。针对家属的要求，警方一负责人称：“如何恢复名誉，怎样赔礼道歉是个问题。”究竟这句道歉何时才能兑现？ 邹女士表示，儿子原本性格活泼开朗，但经过这样一场冤狱，他性格大变，经常闷闷不乐；而且被错误关押后，蒋小兵的朋友疏远他，女朋友跟他分手，刚刚起步的物流公司也倒闭了。“难道我儿子的委屈能用5689元化解吗？”邹女士说。邹女士期盼东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能赔礼道歉，警方能给她儿子恢复名誉。 “ 很少有人固执要道歉”岂能成为拒绝道歉理由？！究竟这句道歉何时才能兑现？难道说一句“对不起” 就那么难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去哪里找回我们丢失已久的尊严？ 人是有尊严的。曾几何时，“尊严”这个词汇正在与我们渐行渐远，现代人要么忙于低头赶路或者玩手机，要么把自己高贵的头颅抬得越来越高，“对不起”成了现代人交际语言中的稀缺语汇。扪心自问——您有多久没有对家人、朋友、同事说过“对不起”了？当我们受到冒犯，“对不起”是不是可以发自内心地从对方口中真诚发出？去哪里找回丢失已久的尊严？似乎真的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 古人云: “士可杀，而不可辱！”足以说明尊严的宝贵。尊严是指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拥有应有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被其他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所尊重。简而言之，尊严就是权利和人格被尊重。 尊严是对人的身份、地位等的认同，是人人共有的平等的权利，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儒行》有言：“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意思是说，儒者的刚毅是吃软不吃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以，你胡搅蛮缠、要挟威迫却行不通，宁可去死，也不愿受侮。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人的尊严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受法律保护。从法律上说，名誉权是指社会上人们对于公民或法人的品德、才干、声望、信誉和形象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这些被维护的名誉是指具有人格尊严的名声，是人格的重要内容，受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01 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了，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它为人们自尊、自爱的安全利益提供法律保障。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人的尊严在现代社会是受到充分保护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赔礼道歉比赔偿难的奇怪现象？值得关注和思考。笔者认为，这与人们的传统心理、社会结构等存在莫大联系。 首先，在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中，普遍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难得糊涂”的观念，从而造成一些人是非观念、法制观念不强，而这也恰恰印证了知情者所说“很少有人固执要道歉”确实并非空穴来风胡言乱语，反而在现实中颇具市场。 其次，从社会结构层面来说，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封建等级思想依然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对一些所谓的“强势部门”来说，想让他们对普通老百姓说对不起，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从司法实践中的行政诉讼（“民告官”）案件来看，公民胜诉的比率明显不高，这也进一步坐实了“强势部门”极少向普通公民道歉的现实。 最后，从普通公民角度来看，正是由于有相当部分的当事人过分注重经济赔偿，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精神方面的赔偿诉求，也加剧了“道歉难”现象的愈演愈烈。何也？维权成本高，胜算率低，法制观念不强，甚至旁观者的看法，等等，都可以成为原因。——正如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从2013年至今，东莞市公安局和南城分局的领导都有不少变动。“前任领导做出决定造成了冤案，让现任领导来背黑锅去道歉，你说谁愿意啊？”该人士坦言：“尽管国家赔偿法有应当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有当事人固执地要一句道歉。对于不少当事人而言，能重获自由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由此可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重见天日和要求道歉之间权衡，孰轻孰重，似乎一目了然，“要求道歉”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吧？！ 值得欣慰的是——广东省公安厅对此明确表态：警方应“以适当方式”道歉。今年6月23日，蒋小兵拿到了《广东省公安厅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决定书》指出，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警方“应当在侵权行为对赔偿请求人生活、工作造成影响的范围内，以适当方式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而什么是“适当方式”？是公开道歉、口头道歉，还是书面道歉？《决定书》中并没有具体表述。记者联系到警方一负责人，他表示，“国家赔偿都给了，那肯定是有问题嘛”。但由于案子的情况比较复杂， 如何恢复名誉、怎样赔礼道歉都是个问题。 ——而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每一位公民都是推动法治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期待“道歉难”问题不难解决、顺利解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