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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汪涵自掏465万元发起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引起文化界关注。语言学家口中“方言正在消失”的表述使人震惊，也把方言的传承与保护拉入了大众的视野。 但是，在专业人士对方言衰落充满忧虑的同时，网络上和社交平台上分明兴起了一波波“玩转”方言的热潮。在这一冷一热、一沉一浮之间，方言究竟以何种形式存在着？当我们说保护方言的时候，我们要保护的到底又是什么？ 【现实】 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 这两天，刚刚从江苏如皋进行方言调查回来的倪志佳有点郁闷，即将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汉语方言学博士的他，对此次调查并不是特别满意。 倪志佳进行的汉语方言调查，指的是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去方言使用者的家乡，面对面地调查和记录方言使用者的发音，这是汉语方言学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为保证调查的质量，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找出地道的发音人。一般情况下，在农村本地出生并长大的老年男性较为符合方言学调查的标准。不过这一次，我走了很多地方，即使走到了非常偏远的村庄，找到的发音人也不太理想，他们说的方言受普通话影响比较严重。” “比如如皋的‘李 ’字，本来应该读yi，和‘以’同音，但是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把这个字发成了和普通话中的‘李’一样的音。”倪志佳进一步举例说，“又如在表示‘下雨、下雪’时，地道的如皋话应该用动词‘落’，但不少发音人在调查中的第一反应都是用‘下’，老年人也是如此，这也是方言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在有着多年汉语方言调查经历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师陈宝贤看来，这种现象在几十年前就已经产生，而且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早在几十年前，上海方言演变就呈现出这样的趋势。”陈宝贤介绍，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人会把“昨天”说成“昨日”，“天天”说成“日逐”，“差一点”说成“险介乎”。但是80年代以后的上海人就很少说“日逐”这种比较古老的方言词了，它们都被改成了普通话的说法。 陈宝贤说，方言向普通话的靠拢，是语言学中方言衰落的重要表现之一。不过，让她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会说方言，哪怕是在父母双方都会说方言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他们有着极好的语言环境，但也没有学会说方言。 “大家好，我叫范黎，我来自上海，我爸爸是上海人，妈妈也是上海人，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不过我不会说上海话。”在一家企业的新入职员工欢迎大会上，范黎这一长串自我介绍把新同事们都逗笑了。“上大学的时候，有同学听说我是上海人，就让我说几句上海话来听听，可是我不会，所以这次干脆先跟大家坦诚交待。” 吐着舌头说自己“不会说上海话”的范黎，显然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几年前她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却从不曾这样觉得，“高中里有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跟老师还是跟爸妈，都说普通话。”范黎努力地想了想，“爸爸妈妈之间偶尔还会讲上几句上海话，但是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就都说普通话了。从小就是这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本来方言家庭是使用方言最主要的场合，但是现在，父母双方都会说方言，但孩子却不说方言的现象越来越多。如果在这样的家庭里都没有人说方言，方言的传承就更加困难了。”陈宝贤叹了一口气。 【原因】 方言变得“没有用” 【原因】 方言变得“没有用” 找不到合适的发音人的确让倪志佳非常郁闷，但最让他伤心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当他在田间地头做调查时，总有些六七十岁的老大爷不止一次地质问他：“你花这么多时间让我们给你说土话，到底有什么用？” 来自老人家的质疑让他非常震惊，“问我有什么用，我一时也答不上来，但那毕竟是我们祖祖辈辈从古说到今的话。”倪志佳从这些老人的话语里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对他所进行的方言调查的否定，更是对他们亲口说着的方言的否定。 “与其说这些老人家对方言有‘偏见’，不如说他们享受到了普通话推行后带来的最大实惠。”对此，陈宝贤反而表示能够理解。她介绍说，很多年前，在浙江、湖南与福建等省份的小山村中，因地形闭塞，与外界交流不多，方言的差异很大，即便是相邻很近的两个村子，都有可能出现因方言不同而完全不能沟通的情况。古语里说“十里不同音”，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直到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通话，普通话才走进了这些小山村。 “在很短的时间里，原本无法交流的两个村子的村民就能用普通话交流了。当地人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普通话带来的实惠，才会觉得方言‘没有用’，也就不愿再说方言了。”陈宝贤说，在方言差异越大的地方，普通话越能显现出它强大的交际功能，“但这样很可能导致方言被弃之不用。从目前的方言调查结果来看，普通话推广得最好的地方，也是方言消失得最快的地方。” 方言不仅在乡村里遭遇了“没有用”的质疑，在城市中，它的存在同样陷入了尴尬的境地。90后小许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市的长岭炼油厂大院，和很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办的工厂一样，开荒建厂时，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小许的外公外婆就是从江苏徐州过来的第一批职工，在这里生下了她的妈妈，而她的爸爸是从中国石油大学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厂里的浙江人。 “炼油厂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就连爸爸妈妈之间都只能用普通话交流，跟别人说话就更不会说方言了。”小许补充道，“而且为了以后要出去读书和工作，爸爸妈妈也非常希望我能学好普通话，在学校里，老师也都鼓励说普通话。”于是，打小在炼油厂大院里长大的小许，既不会说爸爸老家的浙江话，也不会说外公外婆老家的徐州话，就连当地的岳阳话，她也不会。 【复苏】 年轻人热衷重学方言 “宁波话里螃蟹怎么说？”我说：“哈。”她重复：“你们螃蟹怎么说？”我说：“哈。”她无奈地问：“那鱼怎么说？”我说：“嗯。”她奇怪地问：“虾怎么说呢？”我说：“嚯。”她又问：“那鸭怎么说呢？”我说：“啊！”她又重复：“鸭怎么说？”我说：“啊。”她很同情地看看我：“多好的一个孩子，可惜是个哑巴。” 这是在微信朋友圈里盛传的一个宁波话笑话。正在北京读大学四年级的宁波人小李看后哈哈大笑，忍不住把“螃蟹”“鱼”“虾”和“鸭”都用宁波话“哈嗯嚯啊”地读了一遍。读罢，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的他，用手指轻触屏幕，连击两下，把这个段子转发了出去。不一会儿，这条分享就赢得了16位宁波老乡的点赞。 这只是社交平台上方言热起来的一个缩影。与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方言正走向衰落相反，最近在社交平台和媒体上，涌动着一波波“玩转”方言的热潮：微信里，一篇篇“某某地区方言六级考试”的帖子频繁刷屏；网络上，一段段网友自发用方言配音的“汤姆猫”视频被疯转；电视上，海南方言歌曲创作大赛刚刚落幕，江苏综艺频道的江苏方言大赛又进入了第二季；8月3日，由中央新影集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微乡音”汉语方言大赛也正式启动，网友只要通过微信录制一段方言语音就可以参加比赛，角逐“方言传播大使”的称号。 小李被这花样繁多的方言活动吸引了，兴致勃勃地录了一段宁波话音频发送了出去。现在对宁波方言充满热情的他，其实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自己家乡话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宁波话，是“比英语学得还晚的第三语言”。 上大学以前，小李就是方言学家口中“父母双方都会说方言，又在方言区长大，但是没有学会说方言”的典型案例。从小在宁波长大的他说的一直是普通话，“到北京上大学后我才发现，不少同学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都在说家乡话，他们用老家的方言和爸爸妈妈聊天，能聊上一个多小时，特别亲切。我当时就想，宁波也有方言啊，怎么我不会说呢？”那一刻，说了18年标准普通话的小李第一次觉得失落，一直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为荣的他，突然觉得很“没劲”，说方言反倒成了件有趣的事情。“要是我也能说出一串别人听不太懂的家乡话，那多酷炫！” 就这样，小李决定学说家乡话。“先背方言词，再梳理语法，同时还要练口语——和爸爸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就和他们说宁波话。”说到这，他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学家乡话用的是学英语的方法，还要背课文。政治课和历史课上不是要背好多段落吗？我就先把它们用宁波话念出来，然后当课文来背。”四年之后的今天，小李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了。 在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曹志耘看来，小李的现象并非孤例，“近年来确实有很多原本不会说方言的人，在成年后开始重学方言。”他介绍，在重学方言的人群中，年轻人居多，大多数都是刚进入大城市读书或是刚进入社会工作的人。据了解，在网络上和媒体上流行起来的方言热，也最受中青年的喜爱，从江苏综艺频道江苏方言大赛节目的统计结果来看，选手的平均年龄只有34岁。 【传承】 用乡音慰藉乡愁 【传承】 用乡音慰藉乡愁 对于方言在年轻一代中的复苏，文化学者张颐武认为，这表达的其实是人们在大城市中抵抗孤独感、寻找情感寄托的正常诉求。“大都市生活节奏快，现实挑战大，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对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皈依有着强烈渴求。而来自家乡的文化最能带给他们稳定感与踏实感，因此刚进入社会的人更容易对地域文化和乡土概念产生认同。”张颐武同时认为，“说方言、攀老乡也是建立社群关系最便捷的方式，这对年轻人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有帮助。” “虽然这种心理诉求使年轻人重新关注方言，在客观上也得到了保存方言的结果，但应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的方言不一定地道。”曹志耘提醒说，从语言学角度来看，12岁前是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错过了少年时期这段语言学习的“黄金时间”，被当作“第二语言”习得的方言总会有点“不完美”。“就好像外国人学中文一样，就算和中国人说得很像，也总有点‘洋腔洋调’。想学方言，最好还是从小开始。” “还有一个危险。”曹志耘不无忧虑地补充道，“一般情况下，愿意重学自己方言的年轻人都来自于经济条件比较好、方言势力比较强的地方，比如吴语区、闽语区和粤语区。相比之下，一些弱势方言因为没有使用的需求，依然会被冷落，慢慢走向消亡。” 不过，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孙毕对此的看法比较乐观：“方言所起到的情感维系作用是普通话不能取代的，有年轻人愿意学方言就证明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孙毕认为，传统文化中有“不忘本”一说，这已经深深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脑海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一些方言的确变得弱势，但是方言不会死。” 不可否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方言的价值一度被大众忽视。但现在，情况正悄悄地发生着改变，从官方到民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方言的重要性，走入到保护方言、传承方言的队伍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维系地方文化的纽带。没有乡音，无以慰藉乡愁，“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种知识体系，都是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方，生活多年之后文化风貌的呈现。”孙毕认为，对于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丰富宝库，无论是身在学院的学者，还是民间的使用者，都有必要把它传承下去。 倡导者说 汪涵： 不要失去后才觉珍贵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说起自己的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忍不住用泼辣的长沙话念了一段《沁园春·长沙》。读罢，他哈哈一笑：“毛主席当年写这首词时，心中默念的大概就是这个味道吧！” 为了保存湖南话中鲜活的乡音，7月5日，在湖南工作了近20年的汪涵正式启动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该项目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对湖南方言进行调查与研究，初步预算为465万元，由汪涵全程资助。 据汪涵介绍，“響應”计划将分前期、中期与后期三个阶段，分别完成实地调查、录入语料库与形成专著几大目标。为将湖南省大部分地区容纳进来，“響應”计划的选点城市包括长沙、湘潭等53个湖南省的城市。十支由湖南籍方言学教授及博士牵头的调查研究团队前往各个方言点进行田野调查，把调查结果全部制成文本、音频、视频存入计算机后，最终形成《湖南方言有声语料库》（单机版和网络版）等四部综合性专著。 “桌子边儿的边儿，您还记得小时候是怎么说的吗？”7月末的一天，汪涵参与了长沙地区的方言调查。现年91岁、85岁、77岁等多位长沙本土发音人回忆着不同年代的方言发音。“只是关于‘边儿’到底有没有儿化音的问题，不同年代的长沙人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汪涵说，“就在这几十年中，长沙话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经过一整天的录制，汪涵切实地感受到了语音记录的紧迫性。由于引导发音人回忆需要大量的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这一整天下来，一组调查团队的成员有时只能完成一个发音人的语音记录。“现在我们还找得到90岁的发音人，但是50年后我们就找不到140岁的发音人了，必须先把语音保存下来。”汪涵急切地说。 不过让他感到高兴的是，“響應”计划让很多人认识到了传承方言的意义，很多湖南籍的学生和在湖南读书的大学生纷纷加入进来，成为了志愿者。“可能有人觉得，我们天天都在说的话有什么珍贵？但就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都和父母在一起一样，一旦他们不在了，你就会发现哪怕是他们骂你的那句话，都异常珍贵。” 未来，汪涵打算把调查的结果与研究的成果全部捐给湖南省博物馆。“那里陈列着几千年前楚国出土的青铜器，也高高悬挂着二三百年前的名画，但参观者看得见作品，却听不到前辈的声音。我希望几百年后乃至几千年后的人们再去博物馆时，能听到现在的湖南人用长沙话、用邵阳话跟他们说，‘欢迎来博物馆参观’。一定会让他们倍感亲切。” 小知识 中国方言知多少？ 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 北方方言，又称北方话。以北京话为代表，通行于中国北方地区各省区市。 吴方言，又称江浙话或江南话。以苏州话、上海话为代表。 湘方言，又称湖南话或湖湘话。以长沙话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区。 赣方言，赣方言又称江西话。通行于江西省大部分地区。 粤方言，又称粤语或广东话。通行于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和东部及港澳地区。 客家方言，以广东梅城话为代表，主要通行于广东梅州地区及零星分布于江西南端和福建西部。 闽方言，又称福建话或福佬话。闽北以福州话为代表，闽南以厦门话为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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