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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边札记 刘向东 (石家庄) 1949年9月，诗人田间编就《抗战诗抄》，次年出版，窃以为，这部诗集与早已声名远播的《给战斗者》相比毫不逊色，最能体现田间先生诗的风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再次看见有那么多报刊重印了田间的“诗传单”《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成为一个特别的文化现象。 同样特别的是，除了特别的纪念，多年来在许多场合，尤其是在诗人圈子里，一提到田间和他的诗，就有人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说是过时了。真的过时了吗？我看未必！不断重温，越看越觉得先生的诗有诗性和血性，形象，让我一眼就看到了握着枪的诗人，拿着笔的士兵，看见他们在马兰纸上，在墙头上，依旧排着出击的队形，从血管里喷出鲜血，从枪管里喷出怒火，那是对现实的确立，对历史的命名，是血写的诗经。 像《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这样的诗，多么有力，自然、多么简明、深刻、令人振奋，只需看一眼或听一遍，就牢记终生，刻在骨头上。1994年11月，河北省召开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和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接见十位代表，谈到田间先生的影响力，王蒙问，谁能背诵？大家便异口同声声情并茂地朗诵起来：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对于田间个人来说，这是一首“小诗”，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无疑是催人奋进的鼓点，也可以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 田间的这些写在民族危难时期的街头诗、诗传单，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了都会感到惊心动魄，铿锵的声音，仿佛在对整个中华民族说：你永远也不要对侵略者奴颜媚骨，不然，你就是让人家活活捅死，也会被指着骨头斥为贱骨头、奴隶！这样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这些诗，从先生的心中产生，从他的骨肉中产生，而不是从他对某个事物的观念产生。他首先是一个战斗者，然后才是诗人，他是在取得了一个合格的战斗者的资格之后才取得了诗人资格的，这本身极为重要。 在我们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田间没有半点犹豫和徘徊，他坚定、勇敢、迅速地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正如他在《义勇军》一诗中所描述和在《保卫战》中所号召的，他的横枪跨马是身心一体的，他面对纸和笔也是身心一体的，他为之奋斗的，远远高于个人生活的范围，他所关心的也远远不是作为诗人的事业，因而，在国难当头，在共同的仇恨比爱情、友谊之类的文字更能号召、鼓舞、团结人民的时刻，他的诗是武器，是民族精神和心灵的代言。几十年之后，当我们重新读他的这些诗，我们依然可以从历史的一瞬感受到永恒，我们会感到他的诗所代表的并非某个特定时代的趣味，而是我们大家应该共同拥有并需要长期拥有的血脉和魂魄。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能够拿来与田间先生这些诗媲美的类似题材的诗作不多，记忆深刻的有两题，一是前苏联P. 鲍罗杜林的《刽子手……》，可谓异曲同工： 刽子手……充满了绝望神情的眼睛。孩子在坑里恳求怜悯：“叔叔啊，别埋得太深，要不妈妈会找不到我们。” 另一题是《哪怕我们必死》： 哪怕我们必死，也别死得像猪， 被兜捕到肮脏地方关入栏圈，疯狂的狗围着我们乱吠狂呼，把我们悲剧的命运当作笑谈。哪怕我们必死，也要死得高贵， 这样我们宝贵的血就不至于白白流失；甚至我们抵抗的恶鬼也得被迫对我们的死表示敬意。哦同胞们!我们必须共同抗敌!尽管众寡悬殊，也要现出勇气，挨打千次，也要回敬致命的一击!即使面前是坟墓又有何关系!面对残暴又胆怯的匪徒，像男子汉退到墙根，即将死去，也继续作战! 这是美国诗人克劳德·麦开最为人传诵的一首诗，曾被丘吉尔在向英国议会报告战况时引用，成为反法西斯的战斗口号。但麦开写作此诗的原意，却是为纪念1919年黑人暴动，说来别有一番滋味。 离开历史的思想和诗篇是不存在的。尽管时过境迁，我们仍然有必要研究田间的诗、田间的行为，这才是对历史的负责。 有学者道：“有一个奇怪的文学现象：抗战初期前线战况持续恶化，而后方诗歌界却普遍乐观和欢欣，这鲜明比照的形成是，在全民抗战的呼吁中寄寓着民族新生的历史要求，抗战怒潮造成了近百年民族积郁的总爆发。所以，诗人们要求成为战士，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说法固然不错，作为特例，田间却另当别论。有别于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的是，他是真的投入到枪林弹雨中去了。在河北文学馆征集史料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田间，当时真正和士兵一起拿起真刀真枪投入战斗的诗人寥寥无几。我想这才是为什么田间在诗中从不表现趴下的中国人，而是有力地表现站着的中国人、视死如归的中国人的原因吧。 “只要我们一个村庄，/受到/突然的包围，/老婆子呀，/小伙子呀，/统统扑过去，/（横竖是死）/就是死吧，/尸首还在家乡，/像活着一样地歌唱！”（《保卫战》），悉心比较，这和他的同辈诗人的同期创作形成差异，即便与同样被称作战士的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相比，也有着根本的不同。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历过农民斗争之故……”回过头去看，并不是那个时代一过去，那个时代的诗人也就可以放下了。尽管我们反映抗战题材的作品众多，但至今表现我们民族英雄气概及直接打击侵略者的作品不多，尤以诗画为甚，倒是常常表现我们失败了，兄弟被打死了，姐妹被蹂躏了，有的美术作品表现的是中国人被日寇杀死后的成堆尸体，竟然得了奖。表现中国人的失败和耻辱，而不努力去反映中国人打击侵略者的英雄气概，不表现中国人战胜侵略者的场面，不歌颂中国的勇士们顶天立地、气吐山河的形象，并形成一股风气，这问题说来非常严重了。 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总是缺少明确的核心价值、精神结构和心灵深度，又无天骨开张的胸襟、气度、信仰，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但凡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赤诚的诗人或读者，投入地去读一下田间先生的诗，心灵就会被震撼，同时也会感到，作为中国新诗的前辈诗人，田间自有他独特的魅力。他是唯一的，自成一体的，无可替代的，更是我辈望尘莫及的。 当然，从根本的性质上来说，诗歌无疑是想象和虚构世界的艺术，有一定鉴赏力的人，大体不难区分侧重于存在的具象的诗歌与侧重于虚构的想象的诗歌。田间的这些诗，是“呱唧就是”的诗。或许不是他不会运用比喻性语言的迂曲和暗示的表述方式，大敌当前，让一首诗变成一个喻体是不可思议的，他让他的诗直接指向真实，是需要，其实也是能力。他的诗中那极致的部分不是靠修辞和技巧推动的，而是靠生命固有的气息，命运中深刻而独特的遭际，即那唯一的、无人可取代的“命定性”来推动的。 这再次使我想到，我们的文学观里多年以来一直滋生着这样一个念头，说是不能与现实靠得太近，太近了，其作品的文学性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受到质疑，因为我们很多文坛的老前辈是有教训的。我觉得根本问题不是离现实近不近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方法问题，说到底是襟怀和气度问题。田间先生的抗战诗抄，抓住的是民族大义最本质的东西，你有权质疑它，但是谁又奈何得了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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