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所需的一切，曾经就在屋前屋后。 那时的日子直接、新鲜，带着手心的温暖。 那时的人们以情相待，用心相处。 据说，一个人失明的时间长了，就会忘记他所见过的一切。写下他们，是怕有一天，我会完全忘掉故乡的样子。 ——申赋渔《匠人》 曾出版《逝者如渡渡》、《一个一个人》等散文集的南京作家、记者申赋渔在他的新书《匠人》中如是写道。这大概就是他写这本书的初衷了。这本书在新浪中国好书榜6月榜中拔得头筹，通过写一个一个匠人的故事，写“屋前屋后”，作者试图在忘记之前努力回忆起“故乡的样子”。
瓦匠、篾匠、豆腐匠、扎灯匠、木匠、剃头匠、修锅匠、雕匠、花匠、铁匠、杂匠、裁衣、教书匠、秤匠、织布匠……出现在章节名称中的十五个匠人，虽然不是全部，但已经能让人惊讶于一个普通村庄的容量与乡土生活的丰富。从20世纪初到现在，《匠人》在百余年间牵连出了百余个人物，互有勾连的故事背后，显影出这个微缩版乡土社会的交错命运。他们的面目，都是故乡的样子，是传统中国的样子。 申赋渔的故乡是一个叫做“申村”的村子，位于苏北，长着密密的银杏树。600年以前，一个叫申良三的人从苏州阊门来到这里，就此落脚。到第17代传人申赋渔出生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有好几万人的大村。 在旧的中国乡土伦理中，人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家乡。然而，随着都市化快马加鞭的进程，旧的乡土伦理代之以新的资本逻辑，人群开始背井离乡，流向繁华富庶的都市。直到多年以后，再次面对旧乡故里时，竟成了陌生的“外来者”。 谁也没想到，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注定要看着这个村子衰亡。多年在外，对他乡的熟悉胜过故乡的我，忽然感到彻骨的悲凉。我所熟悉的一代人，一个个凋零。这个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儿时乱跑的旷野，一半已经砌了厂房。” 申赋渔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当新城镇的钢筋水泥延伸到有着600年历史的申村时，它和其他无数个中国村庄一样，也正在一点点变成空村，只剩下风烛残年的老人，在破败的门前毫无希望地守着。如同搭上一列高铁，或一枚火箭，中国的城市在飞速地前进着，拉动着中国的GDP也在一路狂奔，只有村庄像一个没有人要的老人那般被留在了原地，甚至被节节逼退，成为盘根错节的沉疴，问题重重却又令人束手无策。 在这个转型期背景下，这些年来，重述乡村历史成为了一些从村庄出走的人的选择。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学者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均是如此。有意味的是，他们观察的都是自己的家乡，希望从一个村庄的激烈变迁中洞察乡土中国的形象及历史，在它行将衰亡之前，于纸面上留一道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带着乡村先天给予的情感温度和城市后天附加的理性冷静，这些纪实性、研究性的作品并未把乡土视作田园牧歌般的存在，而是既有对于故乡风土人物的不动声色的刻骨叙写，也有背后对乡村现实危机的反思，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出版界和学界的热点。 远至鲁迅的未庄，近至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以一个村庄为缩影来观视和投射国族，这是以乡村为根基的中国社会所固有的表现手法，也是转型期中国所特有的表达需求。《匠人》无疑是属于这一序列的。只不过，比起《中国在梁庄》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之社会学研究来，它在纪实性中掺杂了更多的文学性和故事性，甚至虚构性，从国家的经济历史转移到了人的生活史上来。 作者申赋渔并未掩饰“这颗庞大的野心”。他说，自己一直想“通过一个村庄来写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当时还起了一个名字叫《百年村庄》，有点学习《百年孤独》的味道。为此，他做了庞大的计划和大量的工作，但在写了十万字以后，觉得太像“一个社会调查”、“一个诠释的东西”，总觉得不满意，便放下了。直到有一天，他写了一个手艺人，一个木匠。那是他的爷爷。爷爷有把大锯，相当通灵，只要村里头死了人，大锯就会铮铮作响。此时爷爷便会吩咐两个儿子半夜三更去找人，帮忙打棺材。可惜到了“大跃进”，树被砍光，爷爷愤而“罢工”，放下一生木匠身份，大锯也跟着永远沉默了。这个亦真亦玄的简单故事他出乎意料地写得很顺，于是就接连写下去了：瓦匠、篾匠、扎灯匠……
放下“百年村庄”这样宏观的题目，申赋渔未必是不愿写，但以记者出身，又在2012年出版过纪实散文集《一个一个人》，他大概是更愿意亲近活生生的村庄里的人和故事。木匠是爷爷、扎灯匠是外公、杂匠是伯父、花匠是小学同学，个个知根知底。于是，这也成了《匠人》最恰当的体例。 以匠人的视角切入一个村庄，或许更有着传统乡土的意味。 《匠人》一书前面附了一张申村的手绘平面图，还有一份申氏家谱。十几个匠人的家坐落在河岸上，让人不禁惊讶一个普普通通的苏北村子竟汇集了这么多匠人，以及一个传统中国村庄的生活竟是由这么多手工匠人来维系的。
这些匠人们都是作者的父辈、祖父辈甚至曾祖父辈。在那个教育普及率不高的年代，除了坚守土地以外，最好的谋生方式便是再学一门手艺。申村的匠人们技术都是过硬的，能够打全村的棺材，磨全村的豆腐，剃全村的头，治全村的病。不多不少，每种手艺只要一个人就够了，这一个人就能让整个村子井井有条，鸡犬相宁。 申赋渔花了不少笔墨来写匠人们的手艺活儿及劳动场面，但其重点并非简单的炫示赞美，而在于他们身上那些纠缠了人间情感和俗世纷争的故事——至于他们的手艺，在更多时候起到的是加速或扭转其固有命运的作用。有的故事凄美，比如雕匠雕刻在神像里的对于战友情人的隐秘爱恋；有的故事凛冽，比如剃头匠在为日军中队长刮脸时无声无息地抹了他的脖子；有的故事扼腕，比如教书匠拼尽一生来读书考学却不幸赶上“文革”，知识最终也没能改变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命数。匠人们都是一群最朴素的小人物，但却似乎没有哪个人能不起波澜、毫无故事地度过一生，且多数故事都不是喜剧性的。借用张爱玲的话，《匠人》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每个匠人的人生轨迹像一根根散乱的线，相互纠缠；而将它们捆扎到一起的，是隐藏在背后的时代之绳。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到内战和土地革命，再到“文革”和大跃进，历史的变迁结结实实地落在了申村人的肩膀上，以个人命运故事的方式展现出来，没有人违抗得过。于是有的人家道中落，有的人意外得势，有的人冤冤相报，还有的人在时代的变动中死去。每讲完一个故事，就窥探到历史在某个特定时段里的一个切面，两者在鸡零狗碎、因缘际会的乡间生活中构成间接相关的关系，却也并不影响底层人们最日常琐屑的喜乐哀恸。 据申赋渔说，这本书连采带写写了五年，五年中采访了十几位老人，但到书成之后仅余一两位还健在。书中所写到的传奇匠人们在上世纪中后期接连死去，死于天命或死于非命，都带着他们的手艺和传奇故事葬入泥土。如同机器时代大规模到来后，织布匠的儿子在父亲死之后烧了织布机，匠人们的死和手艺的失传纷纷昭示着乡土社会的式微与手工时代的凋零。 死亡的譬喻以外，这种式微和凋零还常常以激烈的对立暗示出来。瓦匠信了基督，烧了父母的牌位；花匠进城务工，衷心护猫却被当作变态杀猫狂魔。在中西、城乡的对抗中，乡村无一例外地败下阵来。这是个不需要匠人、匠人无用武之地的新时代，亦是一整个失落的乡土中国的缩影。 担纲《匠人》一书设计师的朱赢椿去到申村看了一圈说，申村有种苍凉的感觉。其实《匠人》这本书也是如此，十五个故事从内到外散发着苍凉，像灰烬燃尽之前的一缕残余。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写道，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有着庞大而繁复的人际关系网络。《匠人》里的申村没有例外，亦把中国人最信奉的“人情”伸展到了日常的道德伦理层面。 “我更多的是写命运，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大家是怎么相处的，爱恨情仇全有。”在申赋渔笔下，不难看到典型的老中国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又是如何“有情”的。人们遵循着传统古礼，总是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族长，主持村中事务。勤恳、低调、仁义，都是被乡间共同颂扬的美德。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是非曲直明眼可辨，公道自在，没有什么事会让他们像城里人那样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礼也不是死礼，是活礼，比如秤匠家痴呆儿子的老婆和族长好上了，没人说道不是，反倒对她多了一份尊敬。 申村人敬重剃头匠，剃头匠每个月挨家挨户理发，轮到谁家，谁家都会割肉杀鸡好生招待。每到大年三十，每户人家还要上门拜访，带来鱼肉豆腐、馒头香肠之类，这是剃头匠一年所有的收入。“送多送少他不管，这就是一个匠人的生活方式，是他跟人相处的方式，是他自己的一种尊严。”
西谚有云，“城市是人造的，乡村是神造的”。《匠人》中的申村似乎确是有股子神性。人情网络交织背后，总有些不可解释的非理性力量，在冥冥中操控着一人一家一族的消长生息、兴衰存亡：木匠的大锯会在人死之夜铮铮作响，豆腐匠用烟锅砸了鬼火后第二天就一病不起，人动不动就会遇到鬼打墙和鬼上身，说出些惊世骇俗的预言来。最神秘莫测的还是秤匠纵火烧了木匠的家后，有道士对秤匠说他们家以后会出三世呆子，这可怕的预言后来真的应验了，像是上天降下来的复仇方式。和所有老辈人一样，申村人遇事也总喜欢乞灵于神仙祖宗、和尚方士、阴阳先生等，好像没什么一定的信仰，却又好像处处是信仰。 “抬头三尺有神明”，相信神仙鬼魅和人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人心就会多一份敬畏，这是传统中国人谨小慎微的处世方式。《匠人》中写到的神秘传说中，其真实成分到底有多少是无法验证的，因为它们都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存在，世世代代不仅无人质疑，还总是倾向于将其神秘化。如同申赋渔所说，“父亲是这样讲的，伯父是这样讲的，我就把他们怎样讲的如实写下来了”，仿佛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永远传下去。 站在刻薄的现代文明观立场上说，这种生活方式或许是“非文明”的，但其自有一种现代人难以企及的天真的诗性在其中。当我们远离村庄搬到城市，高楼与雾霾切断了神鬼自由的来路，我们开始变得没有了信仰，也就没有了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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