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犁先生的作品，被他对书的痴情深深地打动。
孙犁先生作为现代著名作家，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党内从事宣传工作，担任《晋察冀日报》编辑。最终成为一位独树一帜的文学大家，备受世人尊崇。
孙犁先生读书的用功程度，的确让人叹服。他说：“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寂无一人，萤萤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箱，余据一破桌，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将书中的精辟片段抄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立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17岁刚结婚那年正月，去丈人家作“娇客”。本来吃香的喝辣的待遇很好，还有新媳妇的兄弟姐妹陪着玩，大家在一起说笑打闹，可谓其乐无穷。但是孙犁先生偏偏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却翻出几部满是灰尘的旧书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也不为所动。抗战时期，每天行军，轻装前进，除去脖颈上的干粮袋，就是挎包里的几本书最重要。于是，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他都展开书来读。听到继续前进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来。
孙犁先生不但热爱读书，还非常爱惜书，不忍书本有一点污损。他说：“书籍虽非尽神圣，然阅后应放置于高洁之处，不能因无台柜，即随意扔在床下与鞋袜为伍。”他还说：“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
孙犁先生爱书惜书，他所珍重的书，是不愿借给别人的。有人就传言说，到孙犁先生家里去，千万别提借书的事。他藏有一部《金瓶梅》，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影印本，两函24册，价50元，这是一部未曾触手的新书，他视若珍宝，轻易不肯外借。“文革之前”常有人想看，又不好直说，就迂回曲折，拐弯抹角。孙犁先生心里明白，却佯装糊涂。“我想借你部书看。”“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啊？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如此一番，借书人已经明白，只好打消念头。孙犁先生坦言自己有“洁癖”，总怕别人借去将书弄脏。“文革期间”，在那些漫漫长夜，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孤独地坐在灯下，用自己四处搜集的废纸，慢慢地将旧书包装修补，并在书皮上写下所感所思，后来，结集为《书衣文录》。
孙犁先生读书、惜书，还收藏书。他自幼爱书，经常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到书摊上淘书。后来，他买旧书，多是依照书店寄给他的目录邮购，人弃他取，为书店清理货底。孙犁先生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养病时，开始收藏旧书。他有一册张之洞的《书目问答》，里边列有许许多多的书名，买到一本，便在书名旁边画上一个红点。日积月累，这册书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点。他的藏书很多，搬家的时候，书都是用卡车来装的。
孙犁先生曾形容清代藏书家黄丕烈说：“他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接触的不是书，而是红颜少女。一见钟情，朝暮思之，百般抚爱，如醉如痴。偶一失去，心伤魂断，沉迷往返，毕其一生。”我想，这的确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
对孙犁先生来说，能安身心，其唯书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