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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今天》2015年夏季號「視野：李陀特別專輯」已經面世。分“在小眾菜園上的九個帖子”、“八十年代的五篇文章”、“從哪裏開始轉向”、“關於九十年代的大分裂”、“三個作品，三篇評論”五個部分，編入李陀新舊文章二十餘篇。“今天文學”將陸續與大家分享特輯文章，敬請關注。 ▎腐爛的焦慮 ——評格非短篇小說《戒指花》
我一直認為文學寫作首先是個「手藝活兒」，一件作品，應該也是一件工藝品，也就是說，作品過眼的時候，其中「工藝」含量是第一判斷，是評價的頭一道關口——好手藝，好作品，不論你從哪兒接觸，它一定「打眼」。為這個，每當我遇到一篇新小說，常常不是從頭讀起，而是從隨便翻到的一頁讀起，從這種隨意的閱讀裏先感受一下這個寫作的「手藝」如何，看它是不是一件「好活兒」；如果是，我再仔細地從頭讀起，如果感覺不好，就放一邊，以後再說。打個比方，這有點像致力收藏瓷器的人，一件東西過手，首先入眼的，是它的胎骨、造型、燒製火候，以及釉彩、紋樣、熒光這些工藝因素，從這些地方一樣一樣細「讀」進去，以斷定其真、贗、優、劣，以決定是留是捨。
對寫作的手藝性，能有一種類似工匠們對手藝的敬重，甚至敬畏（魯班的故事就是這種敬畏的敍事表達），這在當前的寫作中已經不多見。相反，近幾年網絡寫作興起，讓很多人越發認同這麼一種說法：寫作不過是「碼字兒」，什麼是好？什麼是差？撒開了碼就是。但是，講究、精緻的寫作還沒有到人間絕響的地步，也還有少數作家在堅持。我以為格非在2003年第2期《天涯》發表的短篇小說《戒指花》，就寫得相當精緻。
不過，這已經不是我們很熟悉的八十年代的格非。
如果僅僅從題材着眼，格非這小說不僅不再是那種超越時間、空間和歷史的「三不黏」式實驗小說寫作，而且是一次對現實生活相當自覺的介入，如果你樂意，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篇「反腐」的作品，只不過他的批評鋒芒不是指向奸商，也不是指向貪官；作家的憤怒，還有和這憤怒相伴隨的絕望和抑鬱，全都化作了一根芒刺，直接刺向今天也深深陷入腐敗泥沼的媒體和新聞界。說到芒刺，我想起前不久由「超女」節目引起的崔永元對媒體業的尖銳抨擊——那也是一根芒刺，一根從肌膚深處向外刺出來的芒刺；由於是自裏向外，這根刺引起的疼痛肯定非比尋常，只是我們這些業外人很難體會罷了。格非作為一個作家，自然比不了崔永元，不可能對當今媒體的重重黑幕有那麼深入的瞭解，可是，細讀《戒指花》，我以為作家憑藉對語言媒介的熟練操控能力，憑藉他對作品（我得聲明，這裏我是故意不用當下很流行的「文本」這個詞，如果仔細讀完這篇評論文章，相信熟悉文學批評的讀者，會明白我為什麼在這裏有意迴避這個概念）被閱讀、接受過程中讀者的能動性的信任和預見，使他這根芒刺戳進了一般批評難於達到的深度。
閱讀或是分析《戒指花》可以從很多角度進入，我這裏想從這篇小說和一首詩的關聯說起。
詩是博爾赫斯的一首題目為《雨》的詩，這首詩被格非採用移花接木的法子，放進了《戒指花》這篇小說的敍述當中，並且，這麼做的時候，很不客氣，甚至缺少對此詩作者的起碼尊重（這和中國大量的博迷們的態度很不一樣），因為他相當粗暴地對博爾赫斯這首詩進行了肢解，卸成幾塊，然後把它們不動聲色地鑲嵌在小說的不同段落之中，形成小說敍述中散文元素的有機構成部分。還有，應該強調一下，小說發表的時候，除了把嵌入詩句標成黑體外，無論作者，無論編輯，對這做法沒有做任何說明，連個注都沒有，所以，一般讀者很難發現小說裏夾雜着博爾赫斯一首詩的碎片。
現在我想把這首不長的詩引錄於下：
突然間黃昏變得明亮 因為此刻正有細雨在落下。 或曾經落下。下雨 無疑是在過去發生的一件事。
誰聽見雨落下，誰就回想起 那個時候，幸福的命運向他呈現了 一朵叫做玫瑰的花 和它奇妙的，鮮紅的色彩。
這蒙住了窗玻璃的細雨 必將在被遺棄的郊外 在某個不復存在的庭院裏洗亮
架上的黑葡萄。潮濕的暮色 帶給我一個聲音，我渴望的聲音， 我的父親回來了，他沒有死去。
不管格非有意無意，這樣的做法讓我想起了西方先鋒派藝術中蒙太奇 / 拼貼（montage / collage）技巧。這裏說它是技巧，其實不太準確。因為自從畢加索和布拉克在他們早期立體主義的「繪畫」作品（這裏給繪畫加上引號，是因為這兩人此時正在破壞、顛覆傳統的繪畫觀念，繪畫已經開始不是繪畫）裏使用了蒙太奇 / 拼貼技巧以來，經過現代主義和先鋒派的長期發展、演化，這一技巧的意義和重要性，不但早已超出技術的層面，還成為一個新的美學原則，成了當代藝術萬變不離其宗的「宗」；要是把大部分現代藝術家的「創新」比作孫悟空的七十二變，拼貼正好可以比作如來佛的手心兒。這樣，最古老的文學也好，還是眼下這些年大為流行的「當代藝術」（波普、裝置之類）也好，只要還想維持某種先鋒姿勢，就不能不和蒙太奇 / 拼貼發生關係。為此，發現格非在《戒指花》裏不動聲色地也動用了這個技巧，我好奇極了：這僅僅是一種語言雜技？還是一種有用的寫作策略？
細讀之下，我覺得格非這麼做，不是修辭的小遊戲，也不是敍述的新實驗，而是一次強化寫作的批判性的很有意義的嘗試——如果沒這個拼貼，《戒指花》在敍事層面上不會傷筋動骨，還是全鬚全尾，還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可是，那將是另外一個故事，一個不帶芒刺的故事。
把博爾赫斯的短詩撕成碎片，然後拼貼到小說敍述裏能夠了無痕迹，是因為小說敍事提供了一個契機：整個故事是在一個陰晦的雨天裏發生的。這讓作家很方便地把博氏這首小詩的第一句，作為小說敍述的第一句：突然間黃昏變得明亮，因為此刻正有細雨落下。小說這樣開篇，意味深長。如此開頭，一條詩意十足的抒情線索就很自然地伴隨着敍事展開，時隱時現，若即若離；而格非憑藉他的出色的語言才能，也一直小心翼翼地維護、發展這條線索，讓小說中所有關於雨景的描寫，都和開篇這一句詩中的情緒吻合，這樣，格非的語言和博爾赫斯的語言不但拼在了一起，一邊在不斷變奏中成為敍事中一個抒情性的旋律，一邊又在某種蒙太奇效應裏不斷彼此比較、衝突、對話。
我這麼說，可能有些讀者會誤解格非，以為格非這麼做，難免會在小說敍述裏努力去就合博氏，比如，在修辭上使勁下功夫，讓自己的語言也帶有更濃的詩意，讓「鑲嵌」的效果更加華彩。可是格非在這裏顯示了一種高貴的寫作品質，他並沒有這麼做。相反，作家非常克制。雖然雨作為故事的背景，始終貫穿故事的始終，但是格非在整篇小說中所作的比較集中的雨景描寫，一共不過兩處，一處是：「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車燈不時地照亮了停車場，雨點把路面弄得像一鍋燒開的粥。」另一處是：「喧鬧的說話聲，杯盤的碰撞聲，甚至把窗外的雨聲都蓋住了。可她知道雨下得很大，窗戶玻璃上瀉水如注。」即使這兩處，描寫也都相當樸素簡潔，惜墨如金。至於其他地方，凡寫到雨，更是點到為止，絕不拖泥帶水。但是很奇妙，這種謹慎和克制並沒有影響，反倒加強了格非與博爾赫斯的合作（或者說格非對博爾赫斯的利用）：既不讓博氏的這首小詩被作家自己的炫耀修辭所淹沒，也不讓這鑲嵌和拼貼在小說敍述裏佔有太顯眼的位置——它要服從敍述和故事雙重邏輯的需要，它得呆在它應該呆的地方，起它應該起的作用。
驅使博爾赫斯的詩為自己的小說服務，對格非來說其實不是很容易，有相當難度。因為《戒指花》不但是一篇有相當明確的現實批判指向的小說，而且是一篇作家有意把故事和人物寫得很「實」的寫實小說。我猜，格非在這裏是做了一個實驗，看他自己離開那種「三不黏」式的寫作，到底能走多遠。不用說，這和他在八十年代所作的種種實驗正好背道而馳；這還不算，由於另闢蹊徑已經是習慣，他又不甘心完全走寫實的路數，還要對這次寫實的實驗裏再加進一點新的實驗——在敍事喧鬧裏鑲嵌博爾赫斯的一首詩。難就難在這兒，小說敍述的框架是寫實的，而博氏的詩可是一首典型的現代詩，意象幽深，旨趣渺遠，它們怎麼發生關係？又怎麼能生出意義？
格非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
任何難題的解決總要找到了一個入手處，格非的法子並不複雜：小說的主人公，記者丁小曼是個博爾赫斯迷。不過，丁小曼對博氏究竟是怎麼個迷法，作家並沒有多作說明，只是淡淡地在一處行文中提到她「熟悉」博爾赫斯，可是，在這之後，馬上又有這樣一段文字：「誰聽見雨落下來，誰就回想起那個時候，幸福的命運向她呈現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和它那奇妙、鮮紅的色彩。可她的玫瑰凋萎了，正在腐爛。她甚至覺得自己的腦子也正在一點點地爛掉。」這段文字雖然沒直接明說丁小曼對博氏「熟悉」到了什麼程度，但是黑體字的詩句之後，一句「可她的玫瑰凋萎了，正在腐爛」，給了讀者一個非常重要的暗示。這裏泄露出丁小曼對博爾赫斯的熟悉絕不一般：她不是那種為了消磨時間、打發無聊才讀詩的人，奇妙、鮮紅的玫瑰不僅僅在博爾赫斯的詩裏艷放，也在她夢裏綻開；《雨》這首詩不僅僅讓她的心緒在現實的雨景中傾聽遠方的聲音，而且還讓她能獲得一種敏銳，一份清醒，感覺到自己靈魂正在一點一點地腐爛。
儘管採取了寫實的策略，格非的寫作仍然堅持一種沒有熱度的冷語言（這是格非八十年代敍述語言的主要標記），因此，即使這裏寫到丁小曼感覺到自己「正在腐爛」這樣嚴重的情節，小說的敍述並沒有提高音調，也沒有些許的渲染，而是繼續說故事，讓主人公立即回到日常生活的現實：「她等了足足有四十五分鐘，可是菜還是沒有送來」，接着，「丁小曼拂去了兩根丟在報紙上的牙籤，拿起報紙翻了翻，頭版上醒目標題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她：鞏俐自殺身亡（詳情請見第八版）」，「丁小曼將報紙翻到第八版，找了半天，才在右下角很小的一塊地方讀到了這則報道：本報通訊員小強 諸葛鎮八里鄉丁卯村七組農婦鞏俐為兩隻鴨子與鄰居爭吵嘔氣，回到家中一時想不開，用一根麻繩將自己吊死在屋樑下……」在這裏，敍述的平淡和生活的平淡正相吻合，就像用一種灰色描繪另一種灰色。但是，正是在這雙重的灰色裏，被標成黑體後拼貼進來的詩句——「誰聽見雨落下來，誰就回想起那個時候，幸福的命運向她呈現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和它那奇妙、鮮紅的色彩」——不能不生出一種奇妙的寓意，在紅和灰之間產生強烈的對比。我以為這個對比相當重要，從敍事層面上說，它有這兩方面的作用，既為窺視丁小曼的內心活動提供一個契機，同時又避免深入人物內心，避免和時下非常流行的內心敍事發生連接。如果考慮到，內心敍事技巧在近些年小說寫作中是怎麼被廣泛濫用，不但成為大量粗糙懶惰的寫作的護身符，而且已經成為幾乎統治當代寫作的「時代風格」，那麼格非這個姿態值得深究。
一個現成的解釋是，格非不願意和流行風格同流合污，也不願意跟在長期具有歐美正統文體地位的心理寫實主義後面，當跟屁蟲；他要在文體上堅持某種獨立性。但是，即使作家在這裏放棄進入人物內心，放棄以大段自由間接引語直接表現丁小曼感覺自己「正在腐爛」的機會，那本來也可以多用一點筆墨，把這裏由紅和灰的對比引發的寓意多做一點生發，哪怕是暗示。可是，格非對這樣的可能性也沒有給予考慮，或者考慮後還是毅然捨去。為什麼？作家為什麼這樣做？我在這裏提出一個解釋：進入人物內心，以內心景觀展示丁小曼的「腐爛」，就很可能把這「腐爛」顯微化了，作家要把這「腐爛」放到一個更大的社會背景裏去凸現和演繹。
如果僅僅從內容和情節看，《戒指花》很像一篇普通的「揭露黑暗」的寫實小說。故事的主要線索，是丁小曼到一個小鎮出差，因為那裏爆出一條驚人消息：「96歲的耄耋老者姦殺18歲花季少女」；她奉命採訪，並且要寫一篇長達兩萬字的新聞稿。不過，丁小曼在調查中很快發現，這個離奇的姦殺案根本就是一個假新聞，可能是那些以在網上興風作浪為樂的網蟲們的惡作劇。這樣，故事還沒開始，就已經胎死腹中。但是，故事中的另外兩個人，這時候變成推動敍事的動力。 一個是丁小曼所在的新聞周刊的主編邱懷德，他不但在丁小曼說明姦殺案是個假新聞以後，仍然指示她「那你就編一個。在新聞行業中，適當的杜撰是允許的」，而且，不斷發各種下流的充滿色情暗示的短訊，和這位與自己有曖昧關係的下屬女記者不斷調情。另一個，是一個父母雙亡的大約四五歲的小男孩，他用自己不停哼唱的一首憂鬱的歌（我不能讓你看我的臉，你一看我我就要流眼淚）吸引了丁小曼，讓她很偶然地進入了另一種的生活，一種讓丁小曼為自己所見所聞「一直在流淚」的窮困生活。儘管格非在這裏依然採取很低調的敍述，依然避免採用內心敍事來解釋這女孩子的感情活動，讀者還是很容易體會在丁小曼的眼淚後面的不安、困惑和焦慮。特別是當她向丘懷德提出，以男孩子的悲慘故事寫一篇報道，卻遭到後者的譏笑，說她是傻瓜，說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算不得什麼新聞」的時候，我們完全可以想像這位還保持着一定正義感的女記者的複雜心理，她的自責，她的無奈。
如果《戒指花》僅僅是這麼一個故事，當然還是一個不錯的小說，至少它對今天弊病叢生的媒體業有相當尖銳的批評。但是，這篇小說可不只是講了這麼一個故事。畢竟故事不過是小說敍述中的一個層面，畢竟這一層面還要和敍事中其他元素構成關係才提供讀解意義的可能性。
這樣我們的分析就不能不再回到博爾赫斯的《雨》這首短詩上來。
被拼貼進《戒指花》的敍事之後，這首短詩究竟對丁小曼的故事有什麼影響？它改變了故事的性質嗎？它在敍事裏引起什麼化學反應了嗎？它為小說的闡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嗎？
關鍵是怎麼看丁小曼和博爾赫斯的詩歌之間的關係。
對這關係，小說裏有這樣一段描寫：「後來，天空中就有細雨落下。或曾經落下。下雨。無疑是在過去發生的一件事。它牽動了她的全部記憶，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全都想不起來了。」丁小曼到底記起什麼了？她的記憶到底是怎麼被牽動的？作家在這裏並沒有明確，而且直到小說結尾，也沒有明確。當然，我們可以把丁小曼由博詩而引起的這種記憶，當作是一種「非意願記憶」來看待，並且由這「非意願記憶」入手，對丁小曼的複雜心理作更深入的分析。但是，這樣的批評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完全忽略了格非在整篇《戒指花》的敍述裏對人物內心活動的迴避——作家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保護和維持這個迴避，甚至在敍事已經形成一種形勢，主人公丁小曼的內心裏時刻迴響着博爾赫斯的詩歌旋律的時候，敍事仍然固執地堅持着這種迴避。這在小說快結尾的時候有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窗外的雨颯颯地下着。這蒙住了窗玻璃的細雨，必將在被遺棄的郊外，在某個不復存在的庭院裏洗亮架上的黑葡萄，潮濕的暮色帶給我一個聲音，我渴望的聲音，我的父親回來了，他沒有死去。丁小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腦子裏一直在想，第二天早上如何與這個小男孩告別。一想到這裏，她的眼淚不知不覺又流下來了。」
批評怎麼面對這種刻意的迴避？
我想提出一個解釋：不管作家這樣做的動機究竟如何，它提供了一個可能的闡釋方向，即不是把丁小曼「正在腐爛」的焦慮，歸結為某種懺悔式的自我反省，歸結為個別主體精神發展史的某種異常，而是把它和一代人相聯繫，和一代人的精神發展相聯繫。丁小曼的故事，不過是個隱喻，那其實是丁小曼那一代人的故事。也就是說，腐爛的焦慮並不是丁小曼自己獨有，而是一代人所共有的。可是，如果說這是一代人的焦慮，又是哪一代人？
格非的拼貼已經給出了答案：這是和博爾赫斯的文字有着密切的關係的一代。
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的博爾赫斯，八十年代開始走紅，至九十年代中，紅得發紫，在大學生、白領群體和文學愛好者中間不但有很多讀者，而且形成數量眾多的「博迷」。丁小曼顯然是這些博迷中的一個。為什麼博爾赫斯會在九十年代中國這麼受歡迎？為什麼丁小曼們對這樣一個二流作家（這是我的個人看法，這裏可惜不能展開細說）特別鍾情？這無論對文學批評或是文化研究，都是好題目，值得深入研究。但是如果要問，為什麼丁小曼在發生精神危機的時刻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博氏的詩，或者反過來問，為什麼博爾赫斯的詩歌會引發丁小曼自己「正在腐爛」的焦慮？我以為這就不能只在博爾赫斯這個人或是這個人的寫作裏找原因。
《戒指花》是個短篇小說，不可能講述丁小曼過去的故事，我們對她的瞭解十分有限。但是我們可以把博爾赫斯當作一條線索，去偵查、追踪現實生活中丁小曼們的更廣泛的讀書生活，在那裏尋找對問題的說明。
2004年華文出版社出了一本名為《小資女人》的書，內容是「小資」們「進入小康之後」怎麼追求更「優質的生活」。對此，書的序言有這樣一段說明：「小資追求的優質生活，就是要在財富和欲望之間取得平衡。優質生活的最終目的是要活得快樂，活得快樂比活得富裕更重要。這正是小資作為一個在數量上尚屬弱勢的社會階層，而能引人注目之處。」那麼，怎麼才能活得快樂？這涉及衣食住行的各種品味和講究，很複雜，不簡單。不過，打開此書，第一節就是「閱讀」，內容和我們現在的討論正好相關，是討論小資應該讀什麼書。讀什麼書？文學方面提到的，有五位作家：村上春樹，杜拉斯，卡夫卡，納博科夫，還有卡爾維諾。怎麼讀？書中都有不少提示，這裏我只想引用其中說到納博科夫的一段：「閱讀《洛麗塔》時會感到沉重，壓抑，可放下書，看看外面的太陽，它帶給我們的其實是一種優越感，道德上的優越感。納博科夫聰明地以非道德吸引了我們這些自以為道德的人。」這段話有意思。《小資女人》是一本類似生活指南的書，可是這類書的重要性絕不能低估，我覺得甚至可以把它們看作是社會思潮的晴雨表來看待。因此，說讀納博科夫可以給小資們帶來「道德上的優越感」，這絕不是作者隨便亂說；它反映了這樣一個現實：對於在改革開放中率先進入小康的很多青年知識分子，高學歷，高收入，高質量生活，似乎已經不在話下，已經不是「活得快樂」的主要指標，現在，優越感，特別是道德上的優越感才是他們的最新追求。
丁小曼會讀《小資女人》這類書嗎？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除了熟悉博爾赫斯，她也熟悉納博科夫嗎？或許很熟悉，或許不那麼熟悉。不過，這其實都不重要，作為一個年紀很輕的新聞記者，她是那一代人，她屬那個群體，她是追求道德優越感的小資族群的天然成員。我想，這是丁小曼故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也是格非撕碎博詩並且把這些碎片拼貼入自己小說的重要背景。有了這個背景，丁小曼的故事就不單是個故事，而是一個隱喻，這隱喻把現實生活中成千上萬的丁小曼的焦慮凸顯出來，就像把一張底片放在顯影液裏，我們眼見得它漸漸變得清晰。面對這樣的影像，我們不能不關切丁小曼們的現實命運：如果她 / 他們曾經自八十年代以來一直春風得意，曾經一直在一種道德優越感裏自我滿足，那麼在今天，當她 / 他們像丁小曼一樣，不得不面對社會的種種不公，面對貧窮和苦難的時候，還能心安理得嗎？還能保持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嗎？在「財富和欲望之間取得平衡」的時候，能不感覺自己有可能正在腐爛嗎？
現實永遠比文學沉重。格非筆下的丁小曼是個隱喻，這隱喻覆蓋了一個人數十分廣大的社會群體，他們無論在中國的今天還是未來，都是一支浩蕩的大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然而，他們可注意到了格非憂慮的問題？當丁小曼感覺自己「正在腐爛」的時候，難過地流下了眼淚，現實中的丁小曼們會有這樣的焦慮嗎？很難說。恐怕還有不少人根本不在乎什麼腐爛，或許，正是腐爛才讓他們活得快樂。
寫到這兒，我忽然想，文學的芒刺會不會腐爛，文學這東西會不會腐爛？這麼一想，我不寒而慄。
《讀書》，2006年第1期 作者：李陀，生於1939年，內蒙古莫力達瓦旗人。原名孟克勤，曾用筆名孟輝，杜雨。著名作家、理論家，文學批評家，電影編劇。著有短篇小說《重擔》《光明在前》《帶五線譜的花環》《香水月季》《不眠的春夜》《雪花靜靜地飄》，評劇劇本《紅鳳》，電影文學劇本《李四光》《沙鷗》。主編《中國尋根小說選》《中國實驗小說選》《中國新寫實小說選》《中國前衛藝術》《七十年代》等，為《今天》特約編輯。 題圖：The Bleeding Roses，Salvador Dali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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