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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侍坐永相忆 ——启功先生百年诞辰追思 朱玉麒 一 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启功先生的呢？现在也不太清楚了。1982年初，大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寒假，在家乡的新华书店看到了《启功丛稿》。其时因为练习写字，大概就知道了先生是书法家的大名，因此专门向半截玻璃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要来翻阅。那个时候真是腹中空空，看了目录，几乎不懂，又兼繁体竖排，读起来更是费劲，只好假装平静地将书放还①。但是那一次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自己虽然上了大学，还不知道有多少看不懂的书需要去面对呢！ 当时对先生的书法，还是能理解一二的：简洁、明净、挺拔、秀丽。因此凡有欣赏的机会，总会驻足看上一阵。 大学毕业的1985年，前往新疆师范大学任教，发现系里的资料室和复印机竟是如此方便利用。于是，中华书局那些有先生题签的著作就被我一摞摞借出，专门复印有他题字的封面或者扉页。从此我拥有这些书法，朝夕晤对，欣赏揣摩，欢喜不已。 那时，一位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教外国文学的同事赵建华，看我干体力活一样搬运书籍、复印题签，便说起在北师大求学期间接触过启功先生的情景。最后说：“你应该到北师大念书，这老头，幽默、可爱，你一定会喜欢的。”这话说的轻巧！那个时候的启功先生名满天下，万里边关之外的我，只有仰止之情，岂敢非分之想。看着先生的题签被我汇总、剪贴，我已经分外满足，丝毫也没有奢望这样的机会。 但是九年之后，我真的就考到了北师大攻读硕士学位。再过三年，又由硕士生导师赵仁珪先生的推荐，考取了启功先生名下的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里，得以追随左右。 现在想起来，从先生的著作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开始，已经三十年了；而从得到他耳提面命的教诲算起，也有了十五个春秋。他给了我无穷的关怀和指导，也留给我无尽的影响和思念。 二 我有幸侍坐先生左右，前后八年，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是在北师大读博士的三年。 1997年我师事启功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老人；而且如所周知，因为他国学大师的名声远扬，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一系列的职务和社会承担带给他繁重的工作。但是他丝毫也不懈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这个重要的教育岗位，虽然比起其他的职衔来讲，社会影响要小得多。 敬业，成为先生给我的最大教益。 我曾经听他1998年在北师大电教楼五百座为本科生开设的讲座。早去了十分钟，已经是水泄不通，窗户上、楼梯口，都挤满了人。正式开讲的时候，先生的声音从讲台上传出来，沉稳而风趣。这既是他数十年文史研究成竹在胸而天成自然的表现，也传达出他与学生交流由衷的喜悦之情。 在去世前的很多年里，他都坚持参加新生的入学典礼，并作勉励性的讲话。1999年的教师节，我们去看望他，他刚刚从操场上举行的新生入学典礼上回来，非常兴奋，告诉我们：“学生开学了，人多，扩大招生，礼堂坐不下，要在露天开。这晒太阳，实在吃不消！我们当然是坐着，有遮荫。但这学生可太苦了。所以发言还是简短点好。”当时听了就很感动：他为这些新入学的学生被暴晒感到着急，仿佛是自己的责任一样。在心理上，这些学生已经成为他必须去关怀的校友。 作为研究生，我们的受教往往是不定期地到他家中闲谈，有时候一两周一次，有时候一周两三次。因为他的见多识广，总是在海阔天空的闲谈中使我们得到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锻炼。他在家的日子，来自五湖四海求教的人永远是座无虚席。除非那些人是有特别的约定，否则，只要我们轻轻地一敲门，他便马上把我们让进屋内，然后朝先来的社会名流一拱手：“对不起，老兄，我的学生来了，我要上课。”于是我们坐下来，也还是一样的闲谈。但在他的心念中，他对我们有着义务和责任，我们的到来就是他尽责的时刻（插图1）。 1998年，他86岁的那年春夏，完完整整地给我们上过他人生最后一次系统的课程。每两个星期一次，他早早地挪动着脚步，将家里的椅子集中到客厅，给我们拿好茶杯，然后开始一个上午的讲授，讲他几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中国古代学术史和文献学问题。——在那样的时候，他不应门，也不接电话——后来甚至把电话拔了；在那样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他作为一个导师在恪尽职守时更为重要。仅凭这一点，比起今天许多招生无数的挂名导师来说，先生崇高的职业道德，可以说是终身贯之、老而弥坚。一直到2000年的秋天，他88岁时，还曾经给我后面两届的研究生讲过几次古文献课程。 这些课程，后来根据录音整理为《论学术思想》《论古籍整理》两个系统的讲义，收录在《启功讲学录》中。其中的《论学术思想》是他一生思考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演变的总结，我们听到的，是他晚年最全面的一次讲解；而《论古籍整理》，如所周知，一直是先生提倡的“猪跑学”（文史典籍常识的戏称）内容，是他对从事中国学术、特别是古典文献研究者所做的文献常识和理论的普及。在他晚年，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亲笔写定这些内容，但是由于眼睛的黄斑性病变和眼底出血，除了部分内容坚持自己写定外，终于也只好以口代手传授下来。否则，由他亲自来写的话，应该更为精彩（插图2）。 作为教师，先生更多地是以身教的方式传承给我为人处事和求道问学的方法和准则。 八年侍教，我从未见他对学生辈疾言厉色的训话。声色俱厉的情况是有的：有时候接到一个死乞白赖的电话，要求他参加无谓的会议；有时候遇到不速之客，推门而入要求写字。——百般推辞不了的情况下，先生会高声要求中止电话、会拿出救心丸要求送客。不过，当不愉快的电话结束、送客的大门关上，他马上会将苦恼抛置脑后，和颜悦色地为我们让座、接谈。我们有时几个同学一起去，他也非常注意与每个人的交流，经常在讨论了某个同学的问题之后，又及时地问询下个同学的论文题目甚至是家中的情况如何，将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另一个同学的身上。经常说“小叩小鸣，大叩大鸣”，但是在先生这里，即使你讷言朴语，他也会体贴你的心理，给你教益。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提到：“尽管自己愚钝而不善叩问，先生见解闳通，总会在不经意处给予切实的教益。”我想这一定也是其他同学认同的、在别的地方很难得到的感受。“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些在孔子时代就保留下来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在先生这里可以得到完美的印证。 他温和而尽责的态度，贯穿了我撰写博士论文的全过程。论文指导的一些琐事，总是让我感动。 我的博士论文做了一个纯粹的古典文献学题目——《张说集版本研究》。有一次，因为《张说集》的一个影宋抄本全帙曾经傅增湘先生校勘，我便向先生提出，希望请教傅增湘先生的嗣孙傅熹年先生。先生当时就打通了傅熹年先生的电话，并让我与傅熹年先生直接通话，说明希望请教的问题以及询问前往请谒的地点。先生给傅熹年打电话时，说：“他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的。”实际上也是在告诉我不要浪费对方过多的时间。放下电话后，启先生又说：“我们两家是世交，你去请教版本学的问题，傅先生当然很高兴。我们守着傅熹年称傅增湘为傅老先生，而对外则说傅增湘先生。”我很快就明白了：启先生是老派而讲究礼节的人，大概是我刚才在电话里和傅熹年先生的交谈，因为紧张而有时直呼傅增湘的名字，甚至连先生也不加缀。于是我表示歉意说：“我太不注意了。”启先生说：“这没什么。但傅熹年先生是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先生用这种变通的温和说法，提醒我见到傅熹年先生后要讲究用语。——他这种体谅对方、给人台阶的方式，让我感到温暖。 后来我到车公庄大街的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拜访傅熹年先生时，他果然对我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志于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表示了鼓励，回答了我的问题，赠送了我当时已经脱销的《藏园群书题记》。我事后想起：我当时还是辞不达意地直呼了傅增湘的名字。不过，傅熹年先生也并没有表现出不悦的神色。对于我们这些文革中成长起来、早已经坏了规矩的年轻人，启先生和傅先生都给予了分外的包容。 又有一次，说到《四库全书》编纂中，张说的集子有阁本和殿本的区别。先生很有兴趣地向我打听这最新的研究情况，以及哪些有用的参考书。等到我告辞时，却到里屋拿出500元钱给我说：“不用客气，去买那本四库（指《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用得着，我俩合用，因为书可以互通有无，买书的钱也同样可以互通有无。”等到我将书买来请他看时，他说：“买到就好，我现在也看不了了，你拿着用。我需要的时候，再请你查询。”他实际上就是替我买下了这本有用的书。后来我做博士后课题，他陆续从拍卖会上帮我买下《西域水道记》的翻刻本、徐松的信札送给我，每次也都重复类似的话：古人有通财之谊，我的就是你的，你留着用。——他体贴地保护着年轻人的自尊心，却又仗义疏财支持着对学术有所追求的读书人。 当我决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之后，《张说集》的问题仿佛就成了先生自己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而他忽然想起了值得关注的问题，便会写张纸条，托前往请教的师兄弟带给我。其中有一张是提醒我：他早年曾经收集到一张高力士父亲《高福墓志》的拓片，而《张说集》中有高福的碑，应该注意神道碑与墓志之间的关联（插图3）。我在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张说集版本研究》中，感谢先生的指导，其中一段这样表达说：“（先生）指出碑、志年代差异的遵从，碑、志文字的改窜，张说大手笔与‘以诗为文’等问题，均对我的文集校勘与作品研究提供了帮助。”这些不仅表现在我的论文撰写和《张说集》整理上，同样也对我现在的文献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 在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最后时刻，我需要对校《唐音统签》中的收入的张说诗集。这部书分十签，只有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珍藏全套；收录张说诗集的《唐音乙签》，更是孤本独存。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般不对外开放。无奈，只好又去请先生代为通融（插图4）。当时他正患一种非常折磨人的病——带状疱疹，那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顽固性神经痛。因为年老抵抗力差，这种疼痛折磨了他大半年。但当我提出这个要求时，他还是坚持着拿起已经很久不用的笔，为我写了一封信，向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杨新先生介绍我去看书。那时，赵仁珪老师正好也来看望先生，看着先生艰难握笔的样子，打趣地对我说：“你可以把这封信自己保留，复印一份拿去见杨新先生。”先生抬头说：“哼，这又何必？”他咧着嘴忍痛苦笑的神情，至今都清晰难忘。当时，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音统签》因为要影印到《续修四库全书》中去，而全部被拆散拍照，无法阅读；我拿着这封信的原件去故宫拜访杨新先生，结果当然是得到了图书馆的折中安排——让我从馆中的电脑上校对了《唐音乙签》的扫描件，论文所需要的最后一部张说诗集本就是这样在先生的支持下得到圆满的校订和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在2000年6月特别炎热的夏天举行。校外的答辩委员如任继愈先生、冯其庸先生、傅熹年先生，均由启先生先此一一打电话请好，向他们致歉因病不能前往当面邀请，然后帮我约好了时间，分别送上论文。在我答辩的当天，先生仍卧病在床，还是忍痛前来帮我打点细节，并向各位答辩专家致谢后离开。我保留了一张答辩开始前他向我耳语的照片，非常传神，大家都说可以题为“面授机宜”。但是只有我知道，当时他对我说的话与答辩内容毫不相干。他只给我说了一件事：“答辩委员们的午餐，我已经在实习餐厅安排好了；他们的司机，我也给了误餐费。”按照普通的惯例，一般都是由学生或者研究生办公室请委员们用餐，但在我的答辩会上，老师却自己掏钱，甚至连司机也一一照顾到，这无非是让学生不要分心他顾、认真答辩。他就这样不顾自己的病痛和衰老，仔细安排了我一生中重要的时刻（插图5）。 三年侍坐，先生的温和慈善，树立了韩愈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的风范；先生的尽心尽责，也呈现了他为北师大题写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境界。2000年前后，他先后被授予“师德标兵”、“职业道德明星”等荣誉，堪称实至名归。当我自己也忝任研究生导师的时候，先生的言行自然就成了我的楷模。可是当我对学生的态度有性急而不耐烦的时候、当我因自身的忙碌而对学生的学业有所怠慢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与先生的差距有多远，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发自内心而行云流水般对我始终如一的关注、支持，是我一辈子要去体悟并传承的精神衣钵。 三 我从北师大博士毕业后，又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虽然与先生的距离远了，但是先生的关怀却没有因此而间隔。在博士后的两年中，我还是有机会一如从前那样，隔一段时间就到北师大听先生聊聊天。2000年的秋天，还继续来听了他给下面的研究生讲古文献的课程。而我在北大从事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从以往的唐代延伸到了对清代、民国年间的文献和学术史研究。对于先生来说，近世掌故更是他最为熟稔的内容，给予我的指导也就更加密切起来。 其实在博士期间，就经常听启先生说起清代的故事，真是家珍历历。那时我向他请教乾嘉朴学，他曾经展示给我刚刚收藏到的《窥园图记》题跋长卷。《窥园图记》是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王鸣盛为经学家费玉衡《窥园图》所作的题记。记文由王鸣盛口占、江声篆书并作附记。民国年间，图、记分散，而《窥园图记》为沈兼士先生所得，分请当时流寓或定居北京的学者题跋留念，这其中有杨钟羲、章太炎、陈垣、黄节、余嘉锡、杨树达、高步瀛等学界名流。启先生通过这个卷子，告诉我钱大昕、王鸣盛的高下之别；而关于民国的那些学者，说：“《窥园图》的题跋里，章说了许多错话，陈垣先生就来驳他。后面诸公也是这个意思，杨遇夫先生等于是个评判员。高阆仙先生用骈文写，他引得这些典故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对邓（魁英）先生说：我们这文献学专业的博士，也别做作业，单能把这个跋标点了，就算过关了。” 在启先生看来，这个长卷比他以往收藏的价格不菲的名画、名帖，都更具有文献价值。有一次，他便让我拿到北师大图书馆拍照留副，并由我点校、录文。后来我也向先生提出整理和研究这一长卷，以为学习清代与民国学术史之门径。这一想法得到先生的首肯，并多次就题跋渊源给予指导。这一工作也一直延伸到了我的博士后期间。可惜此后学业紧张，又兼初涉这一领域，资料收集过程较长，未能及时做出完整的成果向先生汇报。先生于2005年6月遽归道山，《窥园图记》题跋的整理便因我的愚钝与懒惰，留下无穷遗恨（插图6）。 作为对先生的纪念，也为了实现先生乐于流布学术新资料的遗愿，我在先生去世当年的下半年，将《窥园图记》及其题跋的录文、标点本，根据传世文献及启功先生生前的传授，对其中作者生平与题记背景略作笺注，以《元白先生所藏〈窥园图记〉题跋》为题，发表在了《文献》2006年第2期上。当然，这一笺注还远远没有将先生当时对我工作的期待完成，我仍然需要努力从事。我曾经向先生说：这个研究的副标题可以叫“民国学人对乾嘉学派的一次回应”。先生当时站着，将拳头一握、用力一拧说：“岂止是回应，简直就是一次学术较量，一次批判！”他说着话时的神情，至今还在我眼前。 因为《窥园图记》的事，我对先生所传授的近代史事也很有兴趣，因此到北大后，合作导师荣新江教授就嘱我与他一起整理仓石武四郎在1930年中国留学的《述学斋日记》，这是多年前池田温先生委托他的。我看过日记后，发现其中提及的许多民国人事如杨钟羲、孙人和、《壬寅销夏录》等，似乎都听启先生说起过。因此，当我将日记做了初步的录文和注释后，就集中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去向启先生请教。 启先生果然对杨钟羲于1930年前后在太仆寺街的寓所开办“雪桥讲舍”、有吉川幸次郎等两位日本学生拜师的情况非常熟悉，为我们的注释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背景资料。其中提及在民国年间一些重要的书籍流传情况，先生均曾耳闻目睹，因此每说起其中的一部，便能告以来龙去脉，不啻是在给我补目录学的课程。 其中有一部《壬寅销夏录》稿本，是清末大收藏家端方的书画藏品目录，后来落到杨钟羲手中。仓石的日记中频频提及，似乎杨钟羲父子要通过他卖给日本的机构。从日记的记载来看，大概是因为开价太高的缘故，仓石武四郎并没有能够使这一目录东传到日本。我向启先生问起这一书的下落时，才知道这一重要的书画目录提要，曾经先生之手，在解放初期从个人收藏家那里售归了国家文物局。 先生告诉我，端方的收藏品中，以名家书画的数量最多，后来散出，有的甚至为海外的著名博物馆收藏。作为目录的《壬寅销夏录》却孤本流传，对端方书画藏品的前后传承有详细的记录，因此特别受到书画研究者的关注。为了加深我的印象，启先生还专门为我约了当时收藏此书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带着我和后来从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师弟薛磊一起去看了原件。这一记录书画艺术品的稿本，本身也像艺术品一样精彩。后来，我看到《续修四库全书》也将这部重要的书画目录影印在了“子部·艺术类”中。但黑白缩印的效果，与当时看原件的感觉真是大相径庭。我后来将启先生谈论这部书的流传过程以及其中一些名画的真伪辨别记录了下来，以《〈壬寅销夏录〉与尉迟乙僧画》为题，收录在了《启功讲学录》中。实际上在我整理仓石武四郎日记的过程中，获闻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和艺术史方面的知识和见解，要比能够用笔记下来的多的多。 后来《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一书出版，我又向启先生提出请他题签，他毫不迟疑地提笔便写，还对封面的安排提出了意见（插图7）。 我在北大真正从事的博士后研究课题，是“嘉道之际的西北历史地理学：以徐松《西域水道记》为中心”。其中的核心，是清代乾嘉学派的后期殿军人物徐松。早在博士生期间聆听先生教诲时，也听他经常提起徐松的名字。有一次，中国书店送来拍卖图录。先生让我们看，说有用得着的书，可以提出来。我那时就已经想将来从事徐松与西域的相关研究了，因此看到上面有一册清末影印的巾箱本《西域水道记》时，便向先生提出来可否打听一下这书的情况。先生当时让我折页记下，后来等中国书店拍卖会结束之后不久，我就在先生处得到了这部书。 我到北大真正开始了徐松的研究之后，每每来北师大，先生必会与我讨论徐松研究的进展，对清代的西域和徐松的经历充满兴趣。2001年年底，我偶然在当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图录上看到有徐松的书札信息，但为时已晚，只好请先生代为打听下落。先生当时便为我打电话了解它的去处。后来得知书札流拍，原件已经由主人拿走。但是到了2002年年初，拍卖行给启先生拿来了复印件供我研究。徐松的著作，因为其后人及弟子的早逝，而在身后无人继承，多所散失。因此有关他的一纸一字，都对研究其生平以及嘉道之际的学术史，至关重要。先生为我获得的这两封信札，都是寄给一位“六兄大人”的，但具体的名字却并不知道。在我前往取件的时候，先生已经为我研究信件多时。他告诉我说：“从信的内容来说，徐松与这六兄大人似乎是结拜兄弟，但言‘愚弟’而不是‘如弟’，则又不可知晓；同时这两封书札的年代也没有记载。不过，即使什么也不知道，也多一份材料。”——确实像先生所说的那样，在人物、年代都不明确的情况下，这两封珍贵的信件还是提供了徐松从西域赐归后的许多生活细节（插图8）。后来我根据信中人物长龄的年谱，考订出书札的撰写时间是在道光八年，先生也为我高兴，并给我讲解了与信札相关的清代人事如长龄、张格尔、笔帖式、抱见礼、理藩院等等，对我注解和研究西域史实提供了很大的帮助②。 后来我又看到早在1995年的嘉德拍卖图录中，也提到过有徐松的书札。又是启先生，设法打听到了书札的下落，并向拍卖者申请到了复印件，使我得以对徐松的生平交游研究有进一步的收获。 先生对我从事西北史地学的研究，是非常赞赏的。我曾在博士后报告《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的后记中提到先生对我研究工作的厚望：“给予这一工作始终关怀着的，有我博士生期间的导师启功先生。我汇校《西域水道记》所使用的各种版本中，唯一不是复制品的宝善书局本，就是先生赐赠。他常常向我提起乌鲁木齐南梁子上一汪水洼就是自来水厂的记忆，也多次垂询清人的西域水道图究竟有多少准确性这样的问题。……先生的心迹，使我在进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时，不敢忘记其中应有的现实意义。” 先生曾经在1983年参加一个智力支边的讲师团，到西北讲学。那是他唯一一次到过新疆，而新疆的缺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乎每次讲到去新疆的经历时，他总会提起南梁子上很小的一个水洼（当指乌拉泊水库）是乌鲁木齐饮用水源的事。他也总向我提起西北水利的难以管理，说从《清史稿》点校中看到过即使是位至封疆的大臣，在西北出行，也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冲走的事件③。因此，清人的著作究竟能够对于我们今天的西北水利研究有多大的意义呢？在文献整理的价值之外，现实的关注也成为他和我共同思考的问题。 他还多次由他祖上在新疆仕宦的经历，提起新疆的阿古柏叛乱给地方带来的动荡。这与他1983年在新疆演讲《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一样，现实和民生的关怀是他学术人生中重要的价值观。 我深刻地体味到，他对我博士后期间的工作支持和帮助，不仅是因为我个人，而更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本身，也是他所期待的事业。 四 2002年7月，我结束在北京八年的求学生涯，决定返回新疆工作。先生对于我的选择同样表现出热切的支持，这不仅来自精神的层面，甚至表现为超过我想像的物质支持。 7月6日上午，我去送刚刚通过的博士后报告，先生的内侄章景怀老师和夫人郑喆老师专门到北师大的住宅等我，接我去先生新近由政协分给他在雍和宫北边的寓所。先生幼时曾在雍和宫寄名当喇嘛，因此晚年能够与之为邻，非常满意，清静的市隐环境也使他可以躲过许多无谓的俗务而专心修养、写文章。那个上午也真是清静，没有电话、没有访客，先生永远有那么多说不完的知识和见解，和我谈我的博士后报告的内容，谈《窥园图记》题跋以及他与杨钟羲的亲戚关系，还有桥川时雄、缪荃孙和古代书仪的具名落款等问题，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章景怀老师又开着车带我们到附近的便宜坊烤鸭店吃午饭，兼算为我饯行。 饭后回来的路上，先生问我：去新疆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郑喆老师插话说：飞机那么贵，当然是坐火车了！我也告诉他：坐火车卧铺，两三天时间，其实很轻松。启先生便不说话了。当我们把他送到家中告辞时，他从桌上拿了一支笔和一个旧信封（插图9），进里屋去脱外套。一会儿便匆匆出来，将这个信封塞我包里，说：一定坐飞机，这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然后不由分说地把我和章老师夫妇送出门外，关门休息。我回到家中，拿出信封，看到背后郑重地写着“程仪/功上”四个字，信封里面是整整一万元钱。 7月22日下午，我又到先生那里送他上次吩咐我买的书。刚刚坐定，先生便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一个新的信封，上面早就写好了“书帕/功上”四个字。他一边给我解释书帕这个词在明朝所代表的陋习，一边说：“我们却不是这个意思，我先前多托你买书，现在这点钱就权当我助你托运书的费用。”我再三推托，他却一再说：“够是不够？不够还有。”我也只好将信封收起，坐下听他说郑康成笺注的问题，并听我说用电子检索古籍的功能。也是到了6∶00之后，才相约再见，告别回家。 先生两回一共给了我两万元钱，我当然没有舍得去坐飞机，运书的费用也只是不多的一小部分。我把这钱看成是先生颁发给我的特别的“励耘奖学金”，除了到中国书店买了两种平时不敢问津的西域古籍之外，余下款项被我带回新疆，用于我在那里从事的学术耕耘。 先生对我的关怀并没有因此结束，他继续通过不同的方式激励着我在边疆的工作。 2002年9月10日教师节，我给先生打电话拜节。他告诉我赵仁珪老师会寄一份表格给我，让我尽快填写。我接着给赵老师电话拜节的时候，他告诉了我原委：先生还没有忘记我做的博士论文，他那时刚刚从赵老师那里听说国家学位办有评定优秀博士论文的制度，便郑重其事地委托赵老师打听我是否可以申报，然后便请赵老师联系我填写申报表格。手续齐全后，他又请赵老师打印他的推荐书，修订之后交付学校。因为已经是一次时间久远的补录了，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得到了优秀博士论文的提名。无论得失，先生这种持久的关心，却比获奖更让我珍惜（插图10）。 2002年10月，先生又在电话中告诉我：嘉德拍卖会又有徐松的手札出现了，他已经订下，准备买下来送我。11月份我有机会去北京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19日和启先生相约共同去参加冯其庸先生《论红楼梦思想》的首发式。回来的路上，他让陪同的张海明老师给了我一个信封。我回到宾馆，打开看，正是嘉德拍卖会图录中的徐松手札真迹，估价7000到9000元。不过它还是去年春天流拍的那两件信札。因此下次去看启先生时，便告诉他这一情况，劝他不必为我买下。但是先生说：“那也用不着退回去了，这个信札留在你那里最合适了。” 2002年12月底，上海博物馆五十年馆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一起，聚集晋唐宋元四朝国宝级书画真迹72件，举办了一场“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启先生也受邀参加。我后来也有机会前往观摩，还请启先生专门在北京先给我讲了对这些作品的见解，他如数家珍，确实是烂熟于心。后来我听陪同他前往的赵仁珪老师说：当时参观的现场更是传奇。启先生坐在轮椅上，隔着玻璃，放大镜又用不上，其实也看不真切。可是轮椅推倒哪一幅作品前，博物馆的人告诉他是什么名称，先生便滔滔不绝，言其本源、道其细节，随同参观者都是现场聆听了一次真正的大师鉴宝讲座。 但是——赵仁珪老师下面的话让我为之一再动容——三天时间，启先生也只看了半天展览；其余的时间，启先生向上博提出来要看最近收进的清代书迹。这个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赵老师陪同先生一幅幅经眼，听先生讲解，也自然增加不少见识。等到结束，启先生却悄悄地告诉他：我就是想帮朱玉麒看看有没有徐松的信札！ 2003年，他又应我的请求，为我博士论文期间从事的《张说集校笺》、博士后期间从事的《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题签鼓励。后来听说，他在8月31日为我题签，而在28日刚刚摔了一跤，但是只要能动，就仍然做事。由此可见对我这个学生的挂心。惭愧的是，这两样书稿，至今还都没有完成。先生的题签一直贴在我的书案前，鞭策着我拿出高质量的书稿来回报社会（插图11）。 2003年的上半年，非典影响了全国、更影响了北京的秩序。我经常通过电话向先生问候。每次从电话那头传来的，都是他愉快的声音，问长问短，关心新疆的地震，告诉我非典没什么，应该经常说说高兴的事。但是他因此也减少了出门走动的机会，身体也明显不好。等到10月、11月之交，我经北京去台湾开会的时候，他已经做了穿刺，腰间挂了尿袋，更加影响了他的活动。但是他依然乐观，称自己现在是佩“金鱼袋”了（插图12）。 10月31日，我有机会在他住院期间的一个晚上陪护他。半夜，他忽然叫醒我说：你到台湾，帮我把那里影印的宋本《施顾注苏诗》买回来。然后告诉我说：现在大陆出版的苏轼诗集注本都还存在问题，这宋本的施顾注不仅书品好，注释也接近原诗，最值得参考。而自己年幼时就喜欢苏诗，说着说着，竟将苏东坡的《游金山寺》从“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开篇，到“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结尾的二十二句，一口气背诵了下来。后来我将这套书从台湾背了回来，先生那种喜悦，至今还历历在目。 但是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先生的生命状态已经如此衰弱，却还孜孜不倦去寻求学问。晚年的先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如为国家所做的各种书画鉴定，以及不胜其烦的应酬，如他所说被布置的“家庭作业”（各界的求字等等）；但是他还是不断地挤出时间，将自己的学术思想总结出来，形诸文字，传给后人。2000年以来，他发表的文章，有很多都是自己一笔一画写出，像《读论语献疑》《文史典籍课程导言》《“八病”“四声”的新探讨》《谈清代改译少数民族姓名事》《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等（插图13）④，无不都是他晚年的文史研究力作。像他这样一个饱经忧患、老病交加的人，是什么支撑着他始终微笑着面对人生呢？也许只有深刻体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理解启先生这种积极进取的境界和乐观向上的旺盛生命力。 2004年，我有三次机会到北京出差，见面也还总是非常高兴，问我在新疆的教学，问我爱人的工作和孩子的读书情况。10月份我到金台饭店开会，他又在附近的北大医院住院，衰老得厉害，但还是非常得体地维护自己的形象，告诉我：这儿空气不好，过两天出院了，我们到家里再谈。过两天到家里拜访他，虽然已经举步维艰，依旧谈锋甚健，说近代史事，如在目前。先生健康的心理状态支持着他生命的每一天。 2005年元旦前一天，我还能听到先生从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笑声，道是互祝新年。但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一，先生昏迷之后再次住院，从此没有出院。 2月份我有机会进京探望，那时他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说此时先生并未熟睡，但已不能说话、睁眼，人也比我去年10月所见瘦了许多。我去摸他的手，他的右手便忽然动起来，开始拨拉手中的念珠。 这年的6月，我因为《西域水道记》书稿的出版事再到北京（插图14），25日便抽空前往探视。先生已挪到里屋的玻璃房内，探视者只得隔着玻璃门远远观望。先生刚刚做完胃的营养输液，非常难受，浑身抽搐，两手紧搂着的玩具小兔等动物也随之起伏，看了让人落泪。郑喆老师叹息着说：能够坚持到过了生日就好了。先生的生日是7月26日，但我想着先生以往多次在病危状态死里逃生，此次也定不例外，过完生日应当还能有所好转。 ——谁知这次竟然例外！ 6月30日清晨，我从西三环乘车到北太平桥西里的中华书局看《西域水道记》的校样。车过花园桥，就接到廷银师兄的电话，告以先生已于凌晨2∶25去世。而几分钟前，我还在畅想着这本由先生题签并一直关注的西域典籍能够在他生日前出版的情景。想到从此天人永诀，再也无从请益，心中一恸，不觉热泪夺眶。
先生去世已经七年，这期间我东奔西走，一直也没有写过纪念先生的文字。这并不是对于先生的淡忘，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先生生前的言行举止，渗透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无形的影响，庞杂而多样，几乎无从谈起。往往在生活中的许多不经意间，便觌面先生著作中讨论的问题，有时甚至就是在世时曾经当面赐教的一个细节。这样的时候，先生语笑吟吟的容颜就会浮现眼前。 记得先生在世时，每次见面请益之后，我总会将当时讲话的情景详细记录。那天的日记便会比平时涨出很多，仿佛春秋时代的子张书绅。我清楚地记得，在2006年他因病故去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定的先生讣告所罗列的11个最重要的社会头衔中，“著名教育家”列于首位。我庆幸曾经与先生这样的智者并世，且得其耳提面命、传道授业，这是我今生可以自豪的福祉。至少从先生作为教育家的角度而言，对于先生给予我的这些教诲，也不应该成为我个人的专享。今年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不敢再以自己的笔拙与冥顽做为借口，因此写下这些受教的点滴回忆，来纪念他曾经给予这个世界的仁爱之一二。 先生给我留下的光风霁月般的人格印记，不会因其去世而从我的记忆中消褪； 先生以其身教而树下的人伦与师范典则，也将是我有生之年始终不懈的追求！
2012年2月17日，北大中关园 （本文原载文物出版社编《以观沧海：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7月，377-397页）
注： ①一直到十七年后，我才从《启功丛稿》中开始获得阅读的愉悦。我查自己的日记，在1999年12月7日星期二，写到：“临睡前开始读《启功丛稿》，真是被吸引住了，因为现在有了启先生娓娓讲来的影子。” ②至于这两封书札的受书人，一直要到2009年11月，距先生去世已经四年，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博士帮我找到另外三封徐松信札的影印件时，从那三封书信标明“香垞六兄大人”及“家六老爷”上，让我能够联系起来，知道所谓的“六兄大人”，就是徐松的同年进士徐香垞无疑。当时的心情，真是恨不能起先师于九泉而告之！ ③后来我读《沈文忠公年谱》，知道确实是在同治元年，署理陕甘总督沈兆霖在甘肃青海交界的地方遇到骤至的山洪而被淹死。 ④先生对于自己的文章需要假手口述、录音，深感迫不得已，因此以上重要的论文，均重新写过。如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他就认为很不成熟，后来专门重写，交由我打印出来。新的开篇提到：“去年在校内作过一次普及性的‘学术讲演’，经学友们从录音写成文字，又增加了一层的隔阂。承友人为刊物索稿，顺便即拿去发表了。不但拙稿内容不成熟，还加上许多词不达意处，是我非常抱歉的。现在重新把积年所学、所想、所讲过的一些拙见，从头写出，求教于敬爱的读者，希望惠予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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