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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观察”刊登了《媒体人：我为何没被张泉灵感动》一文，作者提出“我们大可不必一定从优雅的离职感言中读出什么意义来”。然而，作为一名曾经的媒体人，我却被张泉灵的离职信所感动。
离开媒体一年了。一年里，每每看到媒体人的离职信，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不论是有名的还是普通的前同行们，最深的感触是在字里行间读到了相似的心路历程。
改变，离开一个工作十余年的组织，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何况是一个有着光环的职业。人的本性对改变的抵抗是顽固的。年龄越大，改变的动力越小。名气越大，转换跑道的成本越高。
恐惧，是改变最强的动力。我曾陷入双重恐惧之中。第一重恐惧是害怕在四十不到的年纪就抵达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第二重恐惧是对今后二十年人生要做些什么的迷茫。体制也好，传统媒体衰退也好，作为客观的存在或许对这种恐惧有些影响，但最根本的其实是人到中年的一场危机。恩，就是场中年危机。
恐惧之中会用三个最著名的哲学问题拷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我要到哪里去？纠结之中，最先想明白的是我不要再干什么。真的，决定要离开的时候，还没开始找工作，也没有创业计划。
恐惧也有好处。想不清楚想做什么的时候，先开始思考的是能做什么。我有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资源，然后，才是我想做什么。
恐惧之后是被怀疑。面试的时候，我深刻意识到，被质疑的不是能力，而是我的动机和思维方式。很自然，十几年在一个环境之中很难不带有这份工作的印记。转换跑道，别人首先担心的是你的适应性。
辞职的时候没忍住眼泪，是吧，媒体人挺矫情的。我的父亲曾这么对我说：“你的职业生涯无非就是三种可能性：要么超越在媒体的这个高度，要么换跟跑道达到差不多的高度，要么就是无法再超越。”
所以吧，离开媒体并不都是要去干什么大事的。
我欣赏的“颠覆创新之父”、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在罹患重病后曾写了本书，书名就叫《如何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这是对我三十岁以后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他写到，世俗的成功无非是你的职位、财富、名声这些可以被人看到并且可以量化的东西。但衡量人生的标准，当这些物质的东西有了一定基础后，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安宁、富足和强大。只不过，这些，旁人无从得知。
离开媒体的这一年至少感受到了这么几件事情：第一，找回了初心。只有站在山脚下，在一个陌生环境重新出发，才能找到真正的初心；第二，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不可避免思维方式有局限。保持开放的心态，多换位思考，才能成长；第三，离职信以后不写了。
但看到媒体人离职信的时候，我依然会感动。在看到张泉灵那封信的当晚，我在朋友圈里写下这么段话：“坚守的不必说什么情怀。离开的也不必说什么难过。人，不是这么分类的。留着的也有混日子。离开的也有冲钱去。人各有志，本就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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