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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瑞云，福建上杭人。1992年起，历任福建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文学院分党委书记，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2014年10月起，担任福建省语文学会新一任会长。 学术成果： 1984—1996年，在福建师大、闽江职业大学等担任《秘书学》教学工作改革12年已30轮。主要有关秘书学的论著： 1、主编出版《现代秘书学》，25万字，1992年鹭江出版社。 2、出版《高校秘书工作理论》，1994年出版社。 3、在《秘书学》等杂志上发表《秘书工作的艺术性质》等论文近30篇，在《教育研究》等杂志及新华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发表、出版语文教育学类论著等计字数80多万字。 4、参与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编审。 作品选登： 提升师范生阅读教学能力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最主要部分，但费时最多却又效率最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又称新课改）启动后，我们基于师范大学的责任，针对这一现状，开始了旨在提升师范生语文阅读教学能力的“1+4””模式系列教改。“1”为核心改革，对“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曾称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语文教学论）课程的阅读教学部分进行改革：其一，创新讲授体系。新体系的核心为“揭示课文（作品）艺术奥秘与转化为教学处理紧密结合”；其二，创设模拟讲课。以本班同学为“学生”，人人按新体系，上一节阅读课，师生现场评点。为实践“今天上好一节课，为了明天上好每一节课”，师范生们广泛开展了课余自练。“4”为四项配套的基础教改：一是与文艺学等紧密接轨，改造、提升“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师资队伍与学科水平，于2””3年创建了国内首家“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博士专业”，以适应“揭示作品艺术奥秘”这一高要求的教学工作；二是以国内同行罕见之举完成了全套初中语文课标实验教材的编写，并经教育部审定，深入7省实验区使用4年，广泛跟踪调查，深入了解了阅读教学全程，系统掌握了上千例鲜活的中学课文分析案例及阅读教例，为上述核心改革提供了扎实的实践依据；三是重点建设好与中学阅读选文关系最密切的几门课程，如中学作品导读、现当代文学的散文解读、古代文学的散文解读、鲁迅作品分析、广义修辞学等，开展了加强文本细读分析、全体教授坚持上本科基础课等相关的教学改革，从基础素质上不断提高师范生的阅读分析能力；四是改革教育实习指导机制，改由经我院专门培训的省级语文骨干教师担任教育实习带队教师和指导教师，再由经此教育实习的师范生协助辅导下届同学的模拟讲课训练，形成大学与中学、理论与实践永不脱节的良性循环互动机制，不断提高师范生的实际教学技能（将揭示出的课文奥秘转化为教学处理）。历经八年，核心改革多次被列为福建师范大学重点教改项目并获省精品课程，配套教改或获省精品课程、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或成为很有影响的特色项目。 “1+4”教改的大多内容都具有开拓创新性，总体又构成了师范生能力培养的创新模式、创新教学体系。原因在它直接面对、正确处理的“怎么教与教什么、宏观理论与微观分析、大学与中学脱节”三大矛盾，都是新课改、阅读教学、文学研究以及师范教育中出现过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 一、怎么教与教什么，教什么更为重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课的教学改革主要呈现为教学方法的改革，那是方法（怎么教）改革的黄金时代，“四遍八步阅读教学”“六步自学法”“三主四自导读法”等等如雨后春笋，久盛不衰。除极个别的例外，一大批著名语文特级教师的卓杰教学成果，包括被冠以“XX法”的成果，首先不是方法，不是怎么教的胜利，而首要的是“教什么”即教学内容的成功把握。比如最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之一的钱梦龙先生，被称为“教学设计”的艺术家，其极妙的教学设计令人叹为观止，然而钱先生不止一次指出，首先不是设计，首要的根本是对作品、对课文的深入理解和领悟。他说他常常一篇课文要反复读，直到读出了一点道道，悟出了作品的特点、精妙，然后才考虑教学设计。[1]这就叫教什么比怎么教更为重要。当时大多数的一般教师并不知情，并不关注教学内容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教什么”已经由教材规定好了。这本无大错，教材确实本应将教什么正确规定好。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学语文通用教材正是在这方面出现了大的偏差，它们以知识点为先导为中心，以知识体系统辖所有课文的解读，硬是把一篇篇富有艺术个性、灵性的课文装进某个先入为主的很一般的共性知识点中，如用“详略得当”作为鲁迅《社戏》和《阿长与<山海经>》的教学重点（分见通用教材1993年版和2000年版）。试想想，如果这样教，《社》《阿》那动人美好的纯朴人性，那生动的白描、幽默的语言将置于何处?学生还有什么阅读兴趣？所以，当时的特级教师们反其道而行之，置教材的这些规定于不顾，而自己品味出作品的特点、文章的精要。正如最早支持新课改的另一位最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漪先生说的，最主要的是引导学生领悟到作品的奥妙、语言的魅力、思想的精髓，她甚至提出少看最好不看（中学）教参的意见。[1]当时文学界、理论界的一批著名学者、著名作家，乃至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对那种违背真实阅读的状况忧心如焚，新课改前那场波及全国的语文大讨论，人们当记忆犹新。[2]当时连主管教育的高层领导们都对这种把生动活泼的课文变成了一堆枯燥无味的知识点、死记硬背的答案的阅读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见《中国教育报》1998年6月4日陈至立文）。这就是语文课程改革的群众基础、实践基础，首先要改变的正是旧的不符合实际的课程内容，首先要正确解决教什么而不是怎么教。教什么不仅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好文章一看就懂”（王富仁语，见《中国教育报》2001年2月1日），“好文字容易领略”（夏尊《关于国文的学习》）。那还要语文教师做什么呢?于猗说得更耐人寻味，三千常用汉字小学阶段已解决，一般阅读就会了，还要中学、大学干什么呢（见《语文学习》1995年第7期于漪文）？当然要语文教师，要阅读教学，其任务就是前辈大师如鲁迅说的看出“不应该那么写”，看出作品“极要紧，极精彩处”[3]，发现王国维说的“秘妙”，朱自清说的创新的独特的东西，叶圣陶说的好处、作法、精要[1]。叶圣陶多次说过的那个著名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指的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精读课文，然后举一反三自能阅读其他课外的书籍，而不是后人曲解的课文讲什么都可以（因为它不过是例子）[4]。然而要破解、领悟大师说的这些名篇经典的精妙之处，绝非易事，这就是鲁迅说的不能领悟，很不容易看出[5]；或如孙绍振先生形象比喻的，天衣无缝，狗咬乌龟无从下口[6][7]。本教改项目的实施者们认真研究了以上所及的实践、理论情况，结论就是本教改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孙绍振不止一次指出的:自然科学或者外语教师的权威建立在使学生从不懂到懂，从未知到已知，而语文教师却没有这样便宜。他们面对的不是惶惑的未知者，而是自以为是的“已知者”。如果不能从已知中揭示出未知，再雄辨地揭示出深刻的奥秘，让他们恍然大悟，就可能辜负了教师这个光荣称号[8]。孙绍振进一步希望理论能给实践的人们提供可操作的解读方法，并且身体力行，从自身分析的数百个作品的实践中提炼出了一套操作性的解读方法，并均已发表在他的多部著述中。 本教改项目的核心改革，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引入文艺学，对“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的阅读教学部分进行了艰苦的深度的改造，提出了如下的新讲授体系：（一）真实阅读的基本规律；（二）指向秘妙，解读文本；（三）运用知识，揭示奥秘；（四）多元有界的实践运作。其中就操作性的解读方法（否则仍旧是天衣无缝、无从下口），举出案例详细介绍了中国理论界的著名学者如童庆炳、王先霈、朱立元、胡亚敏等所认为东西方文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审美直觉批评、语言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心理批评、细读批评以及现象学、接受理论等等中有操作意义的内容，介绍了包括孙绍振的还原法、比较法、矛盾法在内的更为具体的解读方法。这些旨在揭示课文艺术奥秘的新讲授体系，经多年的实践已成书稿出版（见于本教改人员编撰的《新课程语文教学论》《语文课程理论与应用》）。模拟讲课中，许多师范生均能努力实践上述的新讲授内容，如下文所举的学生模拟讲授《林黛玉进贾府》就运用了恩格斯的环境说。听过此类课的特级教师曾以“大开眼界”评价过我们的模拟讲课。 二、怎么教与教什么，二者都要 怎么教又是重要的，必要的。比如现当代教育理论和新课改所提出的体验性、建构性、生成性学习比接受性学习更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过去维果茨基说的，教师的引导、讲授应放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或者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教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道理，同样是极为重要的。还有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等等。这就是教学方法，就是于漪、钱梦龙们的教学艺术。比如钱梦龙教《中国石拱桥》，先叫学生不看书，挂出一张赵州桥的图，叫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桥上大拱与四个小拱的位置关系。学生有说“大拱两边各有两个小拱”的，有说“两旁”“两端”“两侧”的……按此类表述，没有一个能将小拱画到原来的位置。于是钱先生叫学生看书，原来是“肩”字:“大拱两肩各有两个小拱”。此“肩”字用得多准确，多形象。随后他叫学生找找文中还有哪些准确的用词，再读读全文，这是否为《中国石拱桥》的语言特色[1]？这就叫读出了作品的语言奥妙，教了应教的内容，而且注意了“怎么教”，表现了钱氏杰出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艺术。正是基于上述的理论和实践，本教改阅读教学的新讲授体系，又就转化为教学处理提出了：“好的课堂练习，好的课堂问题，组织好课堂教学，拟想好教学语言”的“四好”设计要求。并且同样经多年的实践，整理成稿于上文提到的已出版教材中；同样要求学生在模拟讲课中努力实践。如2005级二位学生模拟讲授《林黛玉进贾府》。一位抓住环境进行分析，即贾府这个礼仪谨繁、等级森严、“与别家不同”的社会人际环境，使得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时时在意，步步留心”。另一位抓住性格鲜明的王熙凤，设计了如下问题：“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贾母眼中的王熙凤”“王夫人眼中的王熙凤”。就揭示奥秘而言，前者比后者好，就设计而言，后者有特色。点评指导中，教师指出了这些，建议可两者结合，改成“黛玉眼中的贾母”“黛玉眼中的熙凤”“黛玉眼中的宝玉”“黛玉眼中的接风宴”“黛玉眼中的贾府”，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初次踏进贾府的黛玉之眼（实际是她的心）“看”出来的，最后的问题可为:“贾府中的黛玉”（时时在意，步步留心）。众生称妙。这就是教什么和怎么教两全其美。 显然，这样的教学和点评，对教师是个挑战。每一届师范生在模拟讲课的书面小结中，都会有很多人提出，老师的精彩、适切点评太要紧了。“秘妙”为什么未揭示出？设计为什么不好？教学效果为什么不佳?真希望有人指点迷津，让人豁然开朗。这就涉及本教改的第一项配套教改：与文艺学和前沿教育理论接轨，提升“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师资水平与学科水平，包括上文提到的揭示奥秘的新讲授体系都需要这种提升。八年来，一方面是“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主讲教师努力自我提升，另一方面是文艺学的多位博导、博士深度介入该学科的建设；八年来两方面人员出版的相关著作、教材有十几部，发表的论文、文章有数百篇，并组建成了首家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博士专业。模拟讲课和现场评点也是“怎么教”，学生称这别于灌输的生成性学习为难忘经历，又称这能广泛取长补短的合作学习为共同财富。 怎么教与教什么的矛盾，在新课改中也没有解决。许多热热闹闹的对话、五光十色的多媒体把“教什么”丢在一边，把艺术奥秘甚至把文本丢在一边，教材又无非是例子了。为此，本教改后几年，越发重视抓好核心改革，使师范生有一个辩风识向的眼力和定力。 三、宏观理论与微观分析，微观分析更重要 就中学生而言，无疑具体文本的分析不仅更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就培养师范生而言，也无疑后者更重要。就整个师范院校，情形就似乎有点复杂了。但这是一种应当澄明的迷乱，不得不老调重弹的经典：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倒过来，只记住了理论，忘记了活生生的实践。众多西方文论，本来都是从艰苦的文本微观分析中升华出来的。就连最高扬读者中心论的解构主义，其创始人德里达也多次强调，应以文本为阅读和批评的中心[9]。中国古代文论更是闪耀在文本分析丛林中的吉光片羽。但是，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力引进西方文论时，人们却沉溺于对这些理论的宏观阐述，而远离了作品的微观分析。对这种现象，孙绍振不止一次著书撰文批评过。他在其《文学性讲演录》中还转述了李欧梵先生的一段形象描述，说是各派西方文论忙于登台亮相，互相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结果最重要的任务，攻打城堡——也就是解读文本的任务却弃之一边了。其实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2004年10月27日的《中华读书报》上一整版刊载了金元浦先生和俄罗斯几位理论家的对话，集中批评的就是不重视具体文本微观分析的现象，并认为大学和中学的文学教学都严重存在此类问题。许多学者如王富仁、陈思和等等，都曾大声呼吁要重视微观分析，重视文本细读[10 -12]。毫无疑问，理论和知识极其重要，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仅凭直觉也难以提高分析水平。即使如前述的钱梦龙《中国石拱桥》教学，那种几乎不见理论痕迹的教例，也可见文体知识和换词比较法的影子。 本教改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注意到两者的平衡，尤其注意到对微观分析的重视。模拟讲课，我们要求每班都用一批30篇左右的课文作为讲课的对象，目的之一就是使师范生对微观分析留下深刻印象，掌握一批文本分析的案例。第二项配套教改中，本项目主要完成人亲自撰写了300篇课文解读和千余道课文练习解答，其重要作用就是为有效指导师范生提高文本分析水平及其阅读教学能力提供充足的案例资源。阅读教学新讲授体系中的/运用知识，揭示奥秘0及介绍的十几种批评解读方法，就是对理论的重视。第三项配套教改的重点是建设好作品导读、现代散文、古代散文、鲁迅作品等等课程，既是对理论、知识、方法的强化，更是对具体文本分析实践的高度重视，其中本教改第一完成人汪文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第四卷》《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引·第四卷》《现代散文论集》就为中学课本入选最多的现代散文提供了近百篇的解读样本和分析方法。以上数据，足见本教改在正确处理这一矛盾时的良苦用心和创造性的探索。 四、大学与中学脱节，改变这种脱节，大学更应主动 新课改前，一直有大学与中学脱节的现象。课改后，教育部在11所师范大学建立了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正表明了改变这种脱节，大学应主动。布鲁纳的名著《教育过程》认为，一门学科的教材应由该学科最具远见卓识的人士编写，应由最了解学科规律的学科专家编写出“一般教师能教给一般学生”的教材，包括给基础教育提供学科教育的元素要义。这就是现代教学论的分工理论和不脱节理论:基础教育有基础教育的任务，大学有为其服务的应尽职责。本教改主动请缨编写700万字的中学教材，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另一方面，理论来自于实践并必须受实践检验，我们又基于这一认识，立足这更重要的不脱节，通过编写中学教材，深入了解阅读教学全程，深入实验区四年，收集近千教学案例，反哺于本教改的核心改革。虽然整个工作工程浩大，同行少见，却获益非凡，我们有了最多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任何分工都不是绝对的，不能由大学揭示艺术奥秘，中学“坐享其成”，转化为教学即可了。中学教师同样必须具备艺术感悟、文本分析能力，才能与正确的“揭示”共鸣，对错误的“揭示”纠偏。何况文学解读是多元的，任何中学教师都可能有自己的领悟。正因为此，本教改极其重视“核心改革”，重视模拟讲课；重视第三项配套教改，即开展好旨在提高师范生语文阅读教学能力的相关重点课程的建设，以及教授上本科基础课的教改活动。 最重要的还有师范大学的特殊性，它介于大学学科与基础教育之间，最有责任成为这个不脱节的桥梁和中介。过去师范生写教案，是纸上谈兵，放其到一线（包括教育实习）接受实践检验时，指导他的可能是另一套落后、狭隘、功利性的理论，这是被掩盖了的大学与中学的脱节。创设模拟讲课，初衷之一正是消解此脱节，使师范生及时体验、检验、强固先进理论。第四项配套教改，即由我们专门培训的中学省级骨干教师指导教育实习，实习生返校又辅导下届同学讲课，不仅与上述消解脱节之法异曲同工且增加了省级骨干的实践优势，形成了永不脱节的良性循环。当然，师范大学这个中介性，更是我们坚持八年抓好本教改的根本原因，正如前来鉴定的特级教师所言:你们这条路走对了。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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