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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的九步心理控制法是目前美国使用最广泛的审讯技巧之一，经典的审讯手册《刑事审讯与供述》就是以里德九步讯问法为蓝本的，充分了解这些讯问技巧对我们刑警，特别干预审的同志，大有裨益。 在西方司法界广为使用的《刑事审讯与供述》手册，“里德”技巧就是这本手册的主要依据。 这本手册列出了指导审讯的九个步骤或一些重点。其中的许多步骤是交迭进行的，并没有什么“通用”审讯过程；不过里德技巧为如何展开一场成功的审讯提供了蓝本。 警察陈述嫌犯的犯罪事实，并告知已获得对嫌犯不利的证据。证据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编造的。 警察一般会用很自信的口气陈述案件过程，表明已经确定嫌犯参与了犯罪。于是嫌犯的心理压力开始增加。同时，审讯者可以绕着房间走动，并侵入嫌犯的私人空间，借此进一步增加后者的不适感。如果嫌犯开始烦躁不安、舔嘴唇和/或整理自己的外表（比如用手拢头发），警察会将这些小细节视为嫌犯撒谎的暗示，并且可以确定警察的审讯方向是正确的。 
审讯者会编造一个关于嫌犯为什么会犯罪的故事。 主题编制是通过观察嫌犯的眼神，来揣测为什么他会作案、为什么嫌犯愿意认为案件是其所为以及什么样的理由能让嫌犯认罪。嫌犯是否比别人更频繁地运用某种特殊的推理模式？例如，他是否好像愿意把犯罪原因归咎于受害者？ 警察设计一个主题（一个故事），使嫌犯可以利用这个主题为自己参与犯罪开脱或者找出理由，然后警察再观察嫌犯，以确定后者是否喜欢该主题。是否他比以前更注意听了？他在点头吗？如果是这样，警察将顺着这一主题继续编造；如果不是，他将换一个主题并重新开始。 主题编制隐于审讯过程背后，并贯穿始末。在编制主题时，审讯者的语气轻柔、温和，说话声音让嫌犯丝毫感觉不到威胁，诱使嫌犯误以为十分安全。 
让嫌犯否认自己的罪行会增加其信心，所以警察会设法打断嫌犯对罪行的所有否认，有时会告诉嫌犯一会儿将给他说的机会，但是现在他需要听警察说。 从审讯开始，警察就会留意嫌犯否认
罪行的意图，并在他开口前予以阻止。阻止嫌犯否认罪行，除了能使其的信心保持低落，还能使嫌犯保持安静，因此没有寻求律师帮助的机会。 如果在主题编制过程中嫌犯没有进行否认，警察会将此视为确定嫌犯有罪的信号。如果在主题编制时，否认的最初尝试渐渐消减或停止，审讯者便知道他找到了一个好的主题，嫌犯离招供越来越近了。 在审讯者完整地编制一个涉及嫌犯的主题后，嫌犯可能会提出逻辑上的反驳，而非简单的否认，比如“我绝不会强*别人——我妹妹曾被强*，我亲眼看到这给她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不会对别人这么做的。” 警察对这种反驳的处理与对否认不同，因为这些反驳能给警察提供一些信息，用以反过头来对付嫌犯。审讯者可能会说“看，你说的不错，你告诉我你这样做决不是预谋已好的，而只是你一时失控。你关心像你妹妹那样的女性 ——那只是个一时的错误，不会再发生了。”如果警察处理得当，嫌犯提出反驳的结果将更像是在认罪。 到这时，嫌犯会感到灰心丧气、举棋不定。他可能想要寻找一个人来帮助他摆脱这种局面。 审讯者要尽量利用嫌犯的不安全感，装作和他站在一边。并在后续的主题编制中尽力表现得更为真诚。为了使嫌犯更加难以从这种局面中脱身，审讯者可以在身体上更靠近嫌犯。审讯者还可以运用一些表示友好和关怀的肢体语言，比如触摸嫌犯的肩膀或者轻拍他的背部。 
如果嫌犯的肢体语言表示出他放弃抵抗——他双手抱头，双肘置于膝盖上，肩膀耸动——审讯者会抓住机会开始引导嫌 犯招供。 他将开始从主题编制转向动机选择（参见下一步），迫使嫌犯选择一个犯罪理由。 到了这一阶段，审讯者会竭尽全力与嫌犯进行目光交流，以强化嫌犯的心理压力以及想要摆脱这种局面的渴望。如果此时嫌犯开始哭泣，警察便可将此视为确定嫌犯有罪的信号。 审讯者为犯罪行为的某方面提供两个截然不同的动机，有时会从次要方面开始，这样不会使嫌犯产生过度的胁迫感。 一种选择是社会可以接受的（“由于一时冲动而犯罪”），另一种则是道德败坏的（“你为了钱而杀害了她”）。警察增大两种选择之间的反差，直到嫌犯表现出选择其中一种动机的迹象，比如点了一下头或者增加了暗示放弃抵抗的信号。然后，警察就可以加快审讯进展的速度了。 
一旦嫌犯选择了动机，供述也就由此开始了。 审讯者鼓励嫌犯讲述犯罪过程，并安排至少两人为口供作证。其中一人可以是审讯室里的另一位警察，而引入第三位警察的目的则在于强迫嫌犯向一个新来的警察供述——向一位新来的人供述不仅能增加嫌犯的心理压力，还能让他更加渴望赶紧在供词上签字并离开那里。 在审讯室内引入新人还可以强迫嫌犯重述他那可以被社会接受的犯罪动机，从而强化其招供木已成舟的想法。 
审讯的最后一个步骤是让供词能够在审判时被认可。 审讯者会让嫌犯写出供词或者将他的口供录到录像带上。这时的嫌犯为了摆脱审讯，通常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嫌犯确认他的供述是自愿的，不是被强迫的，并当着见证人的面在供词上签字。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审讯的任何时候，如果嫌犯设法向律师求助或行使其保持沉默的权利，审讯就必须立即中止。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初始阶段打断嫌犯说话的企图是多么重要——只要嫌犯行使他的权利，审讯就结束了。 我们介绍的上述步骤展示了警察在向嫌犯套口供时用到的一些心理技巧。 不过，真正的审讯可不是总按照书本进行。下面，让我们来看一场真正的警方审讯，这次审讯最终获得了可以被采纳的供词。 2003年9月1日，密歇根州底特律市诺维警察局的维克托·劳里亚（Victor Lauria）用他在里德技巧培训中学到的知识对尼科勒·米歇尔·弗雷德里克（Nikole Michelle Frederick）进行审讯。 弗雷德里克两岁的继女安·玛莉（Ann Marie）被送往急诊室时已经奄奄一息，身上有多处明显遭到虐待的痕迹。弗雷德里克是她的第一监护人，在安·玛莉被送往医院之前一直是弗雷德里克在看护着她。 由于在第一次正式调查后弗雷德里克便被控有罪，于是两天后警方展开了对她的审讯。 劳里亚先做了一次简单会谈，只是通过一种无威胁的谈话方式来确立弗雷德里克的基准反应。嗯，我认为我、我很称职。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我有点过于苛刻和严厉，但有时候孩子犯错我却没有及时管教。她是个非常难伺候的孩子。她会，嗯，一直哭个不停。总想被人抱着……我是说安她，我是说她看起来总是像被别人打过一样。你知道，她总是到处乱爬或干点别的什么。我总能在她背上看到淤伤或擦伤之类的痕迹。她的腿总被撞伤。 PS：由于弗雷德里克看起来在为安·玛莉的受伤找借口并为自己辩护——“她是个很难伺候的孩子”——而且由于当伤害发生时她正在照看安·玛莉，所以劳里亚推断弗雷德里克有罪，并对其展开了审讯。 他进入了微妙对质环节，让弗雷德里克知道她会怎样被识破。警方有一整套调查办法，可以判定伤害是怎样造成的以及伤害发生的时间。 我认为我们实在无法弄清到底发生过什么，因为只有安自己才知道事情的真像，而如果确实发生过什么，要让安说出来也实在是太困难了。我这么说并非想要表现出无礼或有什么其他用意，我只是想知道调查需要花多长时间。是这样，像我之前所说的，对于这些伤痕我们能做的是，根据其是新伤还是已经开始愈合的旧伤来判断伤痕产生的时间。你知道，因为医生、法医学家和病理学家都会来研究这些东西的……如果鉴定结果表明，淤伤是在最近24小时内造成的，你对此作何解释？而且，如果有人怀疑这些伤痕是你造成的，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怀疑你？嗯，除了我还有别人在那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怀疑我。不，我不知道。这正是我要说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相信她受伤了，正如我所说的，我们要是听见动静就好了，你知道……在昨晚房子里的所有人或来过的人中，告诉我你能保证绝对不会伤害安·玛莉的人。……我知道约翰（John）是不会这么做的。布雷恩（Brian）也不会。嗯，也许约翰可以吧。但我不可能去伤害她，我不需要有人为我担保，嗯，我相信医生说的话以及造成淤伤的原因，医生说的话我都相信。ＰＳ：警察开始编制一个关于失控情况的主题——弗雷德里克并未预谋进行虐待，她只是一直没有清楚意识到她的行为已经就是虐待。 不过弗雷德里克不喜欢这个主题。她问警察为何不肯相信她说的话。 于是劳里亚将主题改变为“一瞬间”的失控，在那一刹那，弗雷德里克伤害了安·玛莉。他认为，安·玛莉的淤伤明显不是跌倒造成的。淤伤的造成另有其人，也许正是因为凶手在一刹那间失去理智。 这回弗雷德里克开始倾听，明显在坚持“一瞬”这一限定条件。 劳里亚又进一步地发展了主题，加入了安·玛莉难缠的性格以及照顾她的难度——责备受害者,弗雷德里克之前就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倾向。 他告诉弗雷德里克，“如果不给已经发生的事情一个解释，人们便会往最坏的地方想”。暗含的两个极端已经呼之欲出：一个冷血、恶毒、向蹒跚学步的孩子伸出魔爪的母亲，和一个在照顾难伺候的孩子时瞬间失去自制能力的母亲。 据劳里亚的陈述，在两天的审讯中，弗雷德里克从未问起过安·玛莉的状况。 “当审讯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向她提到了这一点。她尽力想让我相信，已经数次询问过安·玛莉的伤势。 然后她问我孩子的最新情况。我告诉她安·玛莉已经脑死亡，恐怕救不活了。”弗雷德里克说道：“哦，上帝啊。我要变成杀人凶手了。” 于是我又花了45分钟，运用各种主题试图从她口中得到更多信息。 在几次试图否认知道任何详情或曾有过导致安·玛莉受伤的行为后，她承认了自己曾摇晃过安。在承认摇晃过安之后，弗雷德里克崩溃了，她哭了起来。她说：“我杀死了那个小姑娘。我杀死了那个小姑娘。” 安·玛莉最终不治身亡，尼科勒·米歇尔·弗雷德里克因一级谋杀重罪受审。她被认定有罪，被判处终生监禁，并且不得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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