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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对太仓地方史志中有关宋末遗事的研究与考证作者：张永辰 寻觅历史的遗踪：宋末丞相陈宜中潜隐太仓考 ——对太仓地方史志中有关宋末遗事的研究与考证 ◎ 高琪 作者按：太仓地方志及有关宗谱史料对南宋末年流亡朝廷诸重臣陈宜中、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及其族人、后裔活动的记载，以及太仓江海沿岸河口古村镇地理、历史遗迹的存在，给人们历来熟知的南宋末年爱国将相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抗元复国斗争平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本文通过对包括《宋史》在内的各种正史、笔记、史诗、家谱、地方史志、民间传说等典籍、文献的重读与考究，和对相关古村镇的实地考察，有可能将宋末元初宋室君臣备尝艰苦、坚韧不拔、辗转奋斗海内外的隐秘曲折历程以更为真实丰富和不同于前人历史著述的面貌展示给世人。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元十三世纪后半叶，即我国历史上的宋末元初之际，广大南宋军民展开了一场抵抗蒙元贵族军队大举南下的自卫图存战争，并且涌现出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为最杰出代表的一大批伟大民族英雄。其实，在当时的南宋抵抗流亡朝廷中还有一位重臣，却并不大为人们所关注，他便是陈宜中。 陈宜中，字与权，宋末温州永嘉人。少甚贫，而性特俊拔。后入太学读书，即与其它五位太学生被社会舆论号称为“六君子”。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参加廷试，中第二名，从此跨入仕途。至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5年）特进右丞相，开始主持朝政和抗元大局。次年正月十八日，元丞相伯颜兵至皋亭山（在今浙江杭州余杭县），形势危急，陈宜中遂与张世杰、苏刘义等携宋度宗二子、恭帝亲兄弟——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从临安出奔闽、广各地，组建流亡朝廷；随后几年中，陈宜中与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一道辅佐幼主，坚持抗战，使大宋王朝的皇统又得以延续了数年之久。 关于陈宜中的终局，元末丞相脱脱等编撰的《宋史》有着明确的说法。《宋史·陈宜中传》称：“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 这就是说，后来陈宜中离开了流亡朝廷，以出使为名到达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后又为避元兵的追捕，逃亡暹国（今泰国），并老死于当地。作为一代王朝的正史，《宋史》自有其权威性，《宋史》关于陈宜中晚年活动的记载影响了元、明、清以来的各种史籍，我们通常见到的绝大多数史籍的有关叙述都是和《宋史》相一致的。 然而，太仓的地方志中却有着与《宋史》不同的说法，其代表观点有： （一） 清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六十五《营建补遗·市镇》：“三家市，宋陈宜中、周胜一、王逸士创建。”王昶等.(嘉庆)太仓直隶州志:卷六十五［G］// 顾廷龙,傅璇琮.续修四库全书:第6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55. （二） 同上书同卷《人物补遗·流寓》:“宋陈宜中，字与权，永嘉人。宋景定三年状元。官右丞相。与元世祖战，不克。宋亡，隐居杨林塘，子孙家焉。”下有双行小字注：“子思宋，字森际，建庙祀父，不敢明言，但曰'陈森际庙’，俗称'酸荠庙’，其墓亦在。”王昶等.(嘉庆)太仓直隶州志:卷六十五［G］// 顾廷龙,傅璇琮.续修四库全书:第6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72. 另外，六十年代由太仓的一批知名文化人士编写的《太仓地方小掌故》中有《太仓城乡述概》一文，云：“三老乡：合三家市、老闸二小市成乡。《州志》（笔者按：此处所引《州志》，未知何志）云：'始于周胜一、陈章（陈宜中孙）、王逸士三家，故名。’又云：'地有森际庙，祀宜中子森际，俗误为“酸荠”。’陈氏后裔操《双桂轩记略》云：'宋亡，丞相与权公潜隐昆山之杨林塘云。’与权，陈宜中字，则陈宜中亦曾避居此地，时当在祥兴失国，元至元六年（1340年）前后（笔者按：此处年号、年份有失检之微误），所谓杨林塘当是三老、岳王附近一带，记载简略，未能深考。老闸即城隍庙前之闸，久已圯废，今统名老闸公社。” 从上述州志、镇志、笔记的叙述来看，陈宜中在太仓，生有居所，死有庙、墓，并且还有子孙在此繁衍生息、传承家业。这样看起来，陈宜中似乎确实来到过太仓。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历史讯息。这种关于陈宜中及其后裔潜居太仓的说法，引起了我们对原来素知的宋末元初史知识的深深质疑，也引起了我们对宋末流亡朝廷君臣命运的深切关注。 二、 陈思宋与“森际庙”的种种疑问 此外，笔者还觉得，上述太仓地方史志文献中所提到的陈宜中的儿子陈思宋（森际）也是个很不寻常的人物。 笔者以为，首先，陈思宋名不见经传，他既不象乃父陈宜中巍科登第，位极人臣，也没有在太仓当地有什么大的造福乡梓的作为（至少目前在太仓地方文献中还尚未发现有相关的记载），何以得建庙祭祀，而非建庙祭祀其父陈宜中（前引文献中关于森际庙主祀何人的说法有二：一是祀陈宜中，二是祀陈思宋［森际］，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因为庙名总是要与主祀之人相符，若是主祀陈宜中，即便出于隐讳、尊讳的考虑，也完全可以用陈宜中不为人知的字、号或者官职等称谓来代称，而不应用其子陈思宋的字来命名；否则，用儿子的字来作为父亲祭庙的名称，既属不伦不类，也无庄严神圣之感，从而失去了祭祀的本来目的）。 其次，陈思宋的字“森际”二字也很奇特，值得推敲其义。在我国古代，文化人士、官员一般都有名、有字；名与字都各自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名与字之间须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相关性（如相同、相反、阐发、概括等关系）。然而，反观陈思宋的字，“森际”二字却不知何义，字“森际”与名“思宋”之间也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上的相关性。陈宜中榜眼（一说状元）及第，官拜左、右丞相，学问精深，阅历宏富，他为儿子取名取字，亦必当援经据典，赐儿佳名佳字，以寓厚望焉。他怎么会给儿子取一个这么不知何意、莫明其妙的“森际”的字呢？再观陈思宋的名“思宋”二字，恰如一个符号，蕴涵着反元复宋的深意。名、字之间竟相差如此之巨大！ 因此，笔者大胆推测，“森际”并非陈思宋的字，而是经人们的讹传误认为是陈思宋的字；“森际”与“圣祭”谐音，“森际庙”的真名当为“圣祭庙”，只因当时社会环境恶劣才不得不以谐音转称，时间既久，其真名反倒湮没，为后人所难知了。那么，什么人能称得上是“圣”呢？在我国古代，能够被称为“圣人”的，除了孔夫子以外，大概只有皇帝了。如果森际庙（圣祭庙）真的主祀的是陈思宋，那么他很可能就是陈宜中辅佐的宋端宗赵昰（即益王）或宋末帝赵昺（即广王、卫王）两位小皇帝中的一位。这位小皇帝很可能是随丞相陈宜中流亡各地，后来隐居于太仓杨林塘一带的，他为了隐蔽安全起见，改姓陈氏，假充陈宜中之子，以掩人耳目，而待复宋之良机。 然而，据史书记载，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宋端宗赵昰在井澳（今广东中山市南海中横琴岛）因飓风坏舟，溺水几死，遂成疾。次年四月，崩于碙洲（今广东湛江市南海中硇洲岛），后葬于永福陵（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崖山）。而宋末帝赵昺则在祥兴元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9年）因崖山覆败，由丞相陆秀夫背负跳海而亡，今深圳南山区赤湾有帝昺之陵。（现有的一些研究都指出新会和深圳的宋端宗、末帝之陵实为衣冠冢，皆非真墓。） 很明显，笔者的关于陈宜中君臣来太的推测与以《宋史》为代表的史书的记载是不相符合的。但是，《宋史》系元朝末年（离宋亡已有七十多年）匆匆编撰而成，编撰时间只用了两年半，其疏漏缺失自不能免；而且，《宋史》乃由元朝官方组织撰写，则必然会对宋室君臣流亡、宋人隐秘复国之事讳莫如深。所以，钱大昕、赵翼等一批后世史学家都早已指出《宋史》（特别是其南宋部分、宋末部分）多有谬误遗漏，我们自亦不必将《宋史》奉之如圭臬，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对《宋史》提出某种质疑。况且，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是发端肇始于假说，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假说都可以帮助我们向真理靠得更近一些。因此，我们倒也不妨通过考证研究来验证一下上述推测是否有可能成立。我们假定陈宜中真的曾携宋幼帝来到太仓，那么至少得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 宋端宗赵昰或宋末帝赵昺没有在逃亡和战争中死去； （二） 宋端宗赵昰或宋末帝赵昺曾和陈宜中在某地会合，或一直在一起，没有分离过； （三） 陈宜中与宋幼帝有回到中国的必要性和到达太仓的客观外部条件。 三、 宋元崖山海战真相推测：宋末帝未在崖山跳海而死 我们暂且不提宋端宗赵昰是否在碙洲驾崩一事，先来说说崖山海战中宋末帝赵昺是否在崖山跳海而死的问题。 据《宋史》等史籍称，宋祥兴元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9年）二月六日，宋、元水师在广东崖山海域展开决战。宋军虽经殊死抵抗，但终因力量不济而败。大将张世杰、苏刘义砍断缆绳，以十余舟夺港而去。丞相陆秀夫背负末帝赵昺跳海殉国。后杨太后、张世杰得知帝昺死讯，亦先后自尽。海上从死者共约十余万人。其实，这些关于崖山海战的历史叙述中疑点甚多：第一，宋廷帝后将相的死讯大多非元人亲眼所见，而是从宋军降部将卒的口供中获得的；第二，宋人既皆自尽或败亡，却仍很奇怪地获得闲暇归返崖山附近海域，捞获帝后将相的尸骨并安葬焉；第三，元军士卒虽搜获宋帝“诏书之宝”金玺，却未能向元朝廷缴献宋末帝赵昺等人的尸首；第四，史称宋军民从死者无数，“浮尸出海十万余人”，则更难置信，跳海者绝对不会有这么多，因为战后元军共缴获宋水师船只800余艘（另外，击沉200余艘），倘若当时宋军仍有如此庞大的兵力和舰队，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抵抗的。 笔者以为，由于种种原因，宋元崖山海战的真相已经被史家“戏剧化”的文字叙述掩盖了，我们通常所看到的这段历史的记载已非是当时真正发生过的历史，真实的状况已经朦胧模糊了。我认为，宋元崖山海战的真相是，战中元军主帅张弘范在围歼宋水师大部的同时，暗中放走了宋帝赵昺、张世杰等君臣。其理由如下： （一） 文天祥是崖山海战的目击者，他的诗作描述了崖山海战中宋军大败的悲惨景象，但并没有提及宋帝在崖山跳海驾崩之事。文天祥于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在五坡岭被张弘范部俘获。次年即宋祥兴元年正月二日，文天祥被带上张弘范征伐崖山的战船，十三日至崖山。此后，他耳闻目睹了崖山海战的整个过程，先后写下了一批记录崖山海战战况的诗歌，堪称“诗史”。然而，我们并没有在这些诗歌中发现有关于宋帝跳海驾崩以及作者对国君哀悼的内容。 先看崖山海战刚刚结束，文天祥悲愤痛苦到了极点，愤然写下的七古长诗《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 这首诗首先回顾了作者自己抗元失败的经过，接着又描述了崖山海战宋军覆败的悲惨景象。诗的最后说：“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六龙，本指皇帝车驾的六匹马，亦可代指皇帝。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皇帝一行到达了遥远的地方，大海茫茫，烟雾弥漫，我看不到他们现在哪里。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那么当时文天祥就知道虽然宋军主力被歼灭了，但宋室君臣还是突围了出去，只是尚不知道他们现在何处。 崖山覆败的第二年（即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文天祥已被押解到元大都的监狱中，在狱中他根据杜甫的五言诗作成二百首集杜诗。他在《集杜诗·自序》中说：“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这说明作者编辑“集杜诗”，并非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文字之娱，而是为了以亲历参与者的身份撰写一部南宋亡国信史。而借用杜甫的诗句的好处是，既可将许许多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准确地传递给后人，同时又可将某些隐秘之事暂时地“遮蔽”起来。可以说，《集杜诗》是文天祥痛定思痛之后对宋末历史的完整清理和深刻反思，其史料价值非常高，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和认真解读。可是，这些诗中仍然没有提及宋末帝跳海溺毙的字眼，相反地却洋溢着对大宋皇帝的殷切思念。下面，我们来细读一下几首有关崖山海战的作品 《祥兴第三十五》： 朱崖云日高，风浪无晨暮。冥冥翠龙驾，今复在何许？ 此诗意为云深日高，风狂浪急，让人分不清朝暮；若明若暗的皇帝的舟驾，不知道现在又到了哪里？“翠龙”，本指周穆天子所乘之马，这里指宋帝所乘之御舟。 《祥兴第三十六》： 六龙忽蹉跎，川广不可泝。东风吹春水，乾坤莽回互。 此诗意为宋朝皇帝的车驾匆匆地逃逸了，海水浩瀚无边，我已无法游到对面；但是，东风终将重归大地，吹暖春水，天地间莽莽苍苍，生机无限，一切必将重新轮回。 《祥兴第三十七》 幽燕盛用武，六合已一家。眼穿当落日，沧海有灵查。 此诗意为虽然蒙元政权以武力征服了天下，但是我的双眼还注视着遥远的南方，因为那里的大海中还有我们大宋皇帝的灵查。“查”同“槎”；灵查，即浮槎，是乘以至天河的工具，这里指皇帝的舟驾。 《祥兴第三十八》： 客从南溟来，黄屋今在否？天高无消息，未忍即开口。 此诗意为有客人从遥远的南海赶来，我想问他大宋皇帝现在如何；已经一年多没有了消息，我实在不敢轻轻地开口问询。 《祥兴第三十九》： 南岳配朱鸟，地轴为之翻。皇纲未为绝，云台谁再论？ 此诗意为在广阔的南方聚集庞大的复宋力量，声势浩大，大地亦为之翻腾；大宋的皇纲并没有就此终结，只是不知朝廷中还有哪些人能够作为担当中兴大任的良将贤臣？“皇纲未为绝”，杜诗原句作“皇纲未宜绝”，文诗改为“未为绝”，一字之差，意甚不同。云台，是汉明帝图画中兴功臣二十八人的高台。 上述这五首有关宋祥兴皇帝的诗歌都没有写到祥兴帝(即宋末帝) 赵昺因崖山战败而跳海之事（且《集杜诗》中无“祥兴宾天”之类的题目和诗作，而有《景炎宾天第三十一》一首），反而竟透露出祥兴皇帝君臣尚在南海一带，正在聚集反元复宋的力量的隐秘消息. 此外，文天祥的《集杜诗》中还有《陈宜中第四十》“管葛本时须，经纶中兴业。有志乘鲸鳌，南纪阻归楫”；《张世杰第四十二》“长风驾高浪，偃蹇龙虎姿。萧条犹在否，寒日出雾迟”；《苏刘义第四十三》“骅骝事天子，龙怒拔老湫。鼓枻视青旻，烈风无时休”；《曾渊子第四十四》“子负经济才，郁陶抱长策。安得万里风，南图回羽翮”等诗句，都表达出作者对于暂时栖息于南海等地积聚力量的宋室文臣武将能早日复国的热切期盼和厚望。至于评论陆秀夫的《陆枢密秀夫第五十二》一诗，则云：“炯炯一心在，天水相与永”，这是作者赞颂陆秀夫报国忠心明明闪亮，他的精神品格将与“天水”一样永恒。但此诗亦未提到后来史书上常说的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之事，该诗的序也只说陆秀夫：“崖山陷，与全家赴水死”。那么，崖山海面上有没有出现过人们所熟知的那一幕陆秀夫“负帝跳海”的场景呢？我以为，这一幕悲惨的情景可能确实出现过。据宋末元初诗人、爱国志士郑思肖《心史》称：“丞相陆秀夫朝服蹈海而死”郑思肖.心史［A］.陈福康.井中奇书考［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13.，《宋史·陆秀夫传》称：“世杰、刘义各断维去，秀夫度不可脱，乃杖剑驱妻子入海，即负王赴海死”脱脱等.宋史:卷四五一,列传二一〇,忠义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276.，以及文天祥集杜诗（并序）的描述，笔者推测，陆秀夫跳入大海，是为了吸引元军的注意力而掩护帝昺、张世杰等宋室君臣突出重围。陆秀夫特地换上了朝服而跳海，其目的在于使元军将士更加注意到自己的跳海之举；他的身上或许也真的背着一个身穿黄颜色龙袍的小孩，但此儿并非帝昺，当是陆秀夫的幼儿，他与帝昺互换了衣服，代帝而死，与父亲一起为国捐躯，而帝昺则在张世杰、苏刘义等的护卫下利用元军的迷惑、迟疑、懈怠之机迅速冲出海口，驶向深海。 （二） 还有一些史料表明当时宋末帝赵昺尚在人间，并没有在崖山跳海而死，而且很可能是与丞相陈宜中同在一处。 1. 《元史》卷十三、本纪十三、世祖十云：“（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夏四月癸丑，诏追捕宋广王及陈宜中。”宋濂等.元史:卷十三,本纪十三,世祖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6:276.从这条史料中，我们看到元朝皇帝亲自下诏追捕宋末帝赵昺和丞相陈宜中，这说明元政府在崖山海战结束六年之后，发现了宋末帝赵昺和丞相陈宜中的行踪和活动，并且以发布公文的形式正式承认了宋室君相仍在世间。 2. 《元史》卷十二、本纪十二、世祖九云：“（至元二十年冬十月庚子）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叛，众几十万，号头陀军，伪称宋祥兴五年，犯崇安、浦城等县，围建宁府。诏卜怜吉带、史弼等将兵二万二千人讨平之。”宋濂等.元史:卷十二,本纪十二,世祖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257.《元史》卷十三、本纪十三、世祖十云：“（至元二十一年二月戊申）秦州总管刘发有罪，尝欲归黄华，事觉伏诛。”宋濂等.元史:卷十三,本纪十三,世祖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6:265.元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武节将军吕侯墓志铭》云：“（至元）二十年十二月，吴提刑者居青田之鸬鹚，与政和贼华通，复谋叛，用宋祥兴年号，铸两浙安抚司印，声揺闽粤。侯与赵万户统兵入其境，招之不至，四面进攻，贼负山阻，不下。侯直薄先登，手刃其徒毛总制、何惟宁，贼大溃，生擒韦尚五、鲍吉，获宋陈丞相伪札并贼首黄华印榜。”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G］//永瑢等.四库全书:集部五,第11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黄华、吴提刑等起义使用宋“祥兴五年”年号，并有丞相陈宜中的“伪札”（札，宋元时的一种公文），这表明当时陈宜中和宋祥兴帝仍在联络、策划和指挥各地的反元起义。 3、宋行朝官员陈仲微所撰《卫王本末》云：“（祥兴元年）二月癸未，我师败绩。大元军绝其薪水道，崖山人食干饮咸者十余日，皆疲乏，不能战。大元军乘潮而进，两军大战半日，南军大败，世杰乘雾雨昏冥拥祥兴帝及杨太妃脱去。”陈仲微：卫王本末［A］.宋季三朝政要:卷六［C］//永瑢等.四库全书:史部二,第3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陈仲微时任崖山宋行朝吏部尚书、给事中，并与张世杰、曾渊子等一同从崖山突围，他的记载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
四、 碙洲祥兴改元真相推测：宋端宗未在碙洲病逝 那末，宋端宗赵昰是否有可能在逃亡中安然无恙，并且与丞相陈宜中同在一处呢？我以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据《宋史·瀛国公本纪（二王附）》云：“（宋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四月戊辰，昰殂于碙洲，其臣号之曰'端宗’”，宋端宗是在宋人崖山覆败之前一年于碙洲病逝的。然而，笔者推测，宋端宗可能并未在此时此地病逝，而是与陈宜中丞相一起到达了占城。当时，宋君臣一行的战船已经驶上了前往占城的航程，并且到达了七洲洋，因遭到元将刘深的袭击，不得不仓促应战，此后又突发飓风，陈宜中与宋端宗赵昰乘坐的战船和张世杰、陆秀夫与广王赵昺乘坐的战船失去联系。陈宜中与宋端宗赵昰按照原计划继续前往并到达占城，而张世杰、陆秀夫与广王赵昺则折返北上到达碙洲。可以下列史料为证： 第一，我们可以还原一下陈宜中赴占城借兵之事的来龙去脉。据《宋史·陈宜中传》云：“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脱脱等.宋史:卷四一八,列传一七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532.这是通常的说法，即陈宜中以前往占城联络借兵为名离开了流亡朝廷，后来宋帝兄弟几次召他回来，他都借故推托，拒绝返国。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是，欲前往占城的不只是陈宜中一人，而是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整个流亡朝廷和大批军队。《宋史·瀛国公本纪（二王附）》云：“（宋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三月）昰欲往居占城，不果，遂驻碙洲，遣兵取雷州。”此为宋端宗确实欲往占城之一证。 从行船的路线来看，景炎二年，宋行朝船队从珠江口开出，已经到达了七洲洋（一名七星洋，在今西沙群岛与海南岛之间），他们所航行这条线路正是唐宋时期我国前往占城的主要航线。我国古代的航海事业到了唐宋时期已经相当发达，从广州出发前往占城，不需要再穿过琼州海峡，经北部湾，沿中南半岛海岸线缓慢航行，而可以直接南下，经海南岛南端横穿大海，到达占城。唐朝贞元时期宰相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一文就记录了这条航线，云：“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而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贾耽：广州通海夷道［A］.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志三十三［C］.北京:中华书局,1975:1150.屯门山在今香港九龙西南部，即屯门；九州石在今海南岛东北角附近；象石为今独珠山，在海南岛东南岸；环王国即林邑，占不劳山、陵山都在今越南中南部，当时属占城。这条航线在宋代依然被沿用。宋行朝如果要暂时退往占城，完全应当走这条航线，因为它不仅时程缩短，只需十天左右，而且非常安全，不像走穿越琼州海峡的北线则可能面临元军水师的攻击和包围。 那么，宋行朝为何最终没有如愿地全部转移到占城呢？那是因为元将刘深的突然袭击，又加上海上狂风大作，宋军前后队船只相互失散，未能按原计划全部到达占城。文天祥集杜诗《景炎宾天第三十一·序》云：“丁丑冬，虏舟来，移次仙澳。与战得利，寻往南去，止碙川（笔者按：即碙洲）”文天祥：集杜诗,文天祥全集:卷十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630.；《宋史·张世杰传》云：“刘深攻浅湾，世杰兵败，移王居井澳。深复来攻井澳，世杰战却之，因徙碙洲”脱脱等.宋史:卷四五一,列传二一〇,忠义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273.，可见宋军主帅张世杰在井澳（笔者按：一作仙澳，即今大横琴岛）击败了元军刘深的攻击，之后宋行朝就决定向南转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刘深竟跟踪潜追至七洲洋。黄安涛《高州志》卷十《陈惟中传》中记载一段宋、元水师在井澳至七洲洋的海面激战的细节：“陈惟中，字子敬，吴川人，宝祐四年进士，任文昌县。景炎中，端宗迁碙洲。惟中转饷，艘至井澳，将趋碙洲，元将刘深帅水兵来追，张世杰前锋稍却，深纵火焚舰，惟中与吴川司户何时方朝食，投箸而起，冒矢石，俱被创力战，值天反风，我艘乘上流，亦纵火，深兵始逃。”黄安涛.陈惟中传,高州志:卷十［A］.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六,史学:九龙与宋季史料［C］.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1204.此战宋军开始稍不利，后张世杰、陈惟中等经过苦战，并利用风向变化，才将刘深击退，但宋军损失亦不小。而且，据《宋史·瀛国公本纪（二王附）》云：“(元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丁丑，刘深追昰至七州洋，执俞如珪以归。”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七,本纪四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944.俞如珪是宋末帝（时尚为卫王）赵昺生母俞妃的亲兄弟，即卫王的舅舅，他竟被元军抓获，可见当时宋军船队已被打乱。因此笔者推测，陈宜中与宋端宗赵昰率领的船队航行在前，张世杰、陆秀夫与广王赵昺率领的船队航行在后，前、后队被元军水师冲散，后队又被元军拖住交战，再加上海上大风等恶劣天气，宋军前、后两部分船队失去联系。陈宜中与宋端宗赵昰的船队因没有遭到元军的攻击，仍以较快的航速前行，且按照原计划到达占城；而张世杰、陆秀夫与广王赵昺的船队则在击败刘深后，因未找到陈宜中与宋端宗赵昰的船队而在七洲洋附近停留，后因获知雷州战局改观的战报而改变航向，折返北上，到达碙洲。所以，文天祥集杜诗《陈宜中第四十》“小序”云：“丁丑冬，御舟自谢女峡归碙川，陈宜中船相失，莫知所之”文天祥.集杜诗,文天祥全集:卷十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632.，这里提到关于陈宜中和张世杰、陆秀夫等离散的时间、地点与笔者上述的推测是一致的。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之《陆君实传后叙》“自注”则云：“御舟次碙洲，众舟皆来会，惟宜中自南蕃洋转柂往占城”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G］// 张元济等.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也告诉我们陈、张、陆、二帝等的失散确实是在海南岛附近海面因突发战情和恶劣天气造成，但需要指出的是，真正指挥宋水师“转柂”、改变航向的并不是陈宜中，而是张世杰，而这一“转柂”也最终决定了宋朝的命运。 第二，文天祥集杜诗《景炎宾天第三十一》与《祥兴登极第三十二》两诗文天祥.集杜诗,对于景炎、祥兴二帝“兄终弟及”过程的描述也隐约透露出景炎帝（宋端宗）并未真的死去的讯息。以下是此二诗的原文及笔者的解读： 《景炎宾天第三十一》：（小序：御舟离三山，至惠州之甲子门，驻焉。已而，迁官富场。丁丑冬，虏舟来，移次仙澳，与战得利。寻望南去，止碙川。景炎宾天，盖戊寅四月望日也。呜呼，痛哉！） 阴风西北来，青海天轩轾。白水暮东流，魂断苍梧帝。 此诗意为西北方突然刮来阴冷的狂风，蓝色的大海上掀起铺天盖地的巨浪。傍晚海面上恢复了平静，但我们却找不到了大宋的圣上。“苍梧帝”，本指舜帝巡幸南方而驾崩之事，这里笔者理解为指宋端宗到了占城等南洋各国。 《祥兴登极第三十二》：（小序：戊寅四月十七日，卫王登极于碙川。） 浮龙倚长津，参错走洲渚。苍梧云正愁，初日翳复吐。 此诗意为庞大的大宋舰队在长长的码头上，像海上浮起的巨龙；忽然间，敌人袭来，我军舰队匆忙杂乱地在岛屿间穿行躲避。战斗结束了，敌人被打跑了，但我们却找不到了皇上，朝廷上下都笼罩着失败的情绪；这个时候，皇帝的弟弟又承担起领袖的重任。 文天祥的这两首写宋帝兄弟政权交替的诗歌及其小序，本可以写景炎皇帝如何落水得疾，如何病危，如何传位，祥兴皇帝如何登极，大臣如何反应、如何作为，但他都没有写或忽略而过，却反复写了海上失散的那一幕，字里行间是隐约有所暗示的。 文天祥本来就是宋行朝的执政大臣，虽然一直领兵在外，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抗元，但他与行朝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他对朝中的实情是知之甚悉的。而且，文天祥曾经与同样被俘的好友邓剡一起从广东被押解到建康（今南京），而此时，邓剡身边携带有一部陆秀夫相托、专记宋行朝活动的“海上之事”的日记，文天祥有可能也从邓剡处看到过这部日记，所以，文天祥对于宋帝兄弟政权为何交替是清楚的，他的这两首集杜诗也是值得推敲的。 第三，《宋史》说陈宜中为“谕意”而出使占城，这在事理上让人难以理解置信。《宋史·陈宜中传》云：“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脱脱等.宋史:卷四一八,列传一七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532.陈宜中在德祐年间开始出任宰相，宋二王南奔之后，他又是二王政权的主要拥立者和执事者，当时朝中、军中之政务、军务繁忙沉重，他怎么可能离开岗位而亲自去出使外国呢？出使占城，一般只需派出主管外交的官员即可；如果是形势紧急，事关重大，不同往常，那么派一名参知政事（副丞相）前往也完全足够了，何劳当朝首相亲自出使呢？而陈宜中又的的确确是到达占城的，因此，到达占城的应不只是陈宜中，当还有宋端宗本人。 第四，关于宋帝玉玺的下落，也说明宋端宗确实与陈宜中一起南下了占城。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云：“陈丞相身护玉玺兵船前行，竟托失风，奔占城国。”郑思肖.心史［A］.陈福康:井中奇书考［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13.这样，代表宋朝皇权的玉玺就和陈宜中一起到了占城，而张世杰处也就没有了国玺，因此，也就谈不上其政权的合法性了，所以“少保张世杰拥立广王即位于海外碙洲，行朝铸金玺行事”郑思肖.心史［A］.陈福康:井中奇书考［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13.，宋广王政权另铸“金玺”，以保障国家权力的正常延续行使。又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六年春正月）甲戌，张弘范将兵追宋二王至崖山寨，张世杰来拒战，败之，世杰遁去，广王昺偕其官属俱赴海死，获其金宝以献”宋濂等.元史:卷十,本纪十,世祖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8—209.，《元史·李恒传》：“获其金玺”宋濂等.元史:卷一二九,列传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3158.及《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军卒求物尸间，遇一尸，小而皙，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卒取宝以献。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广王溺死报”毕沅等.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元纪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2:563.，可见元将张弘范缴获到的宋帝的国玺正是广王政权另铸的金玺(此玺名为“诏书之宝”，只可用于颁诏等用途，非最正式之国玺)。因此，《心史》关于陈宜中“身护玉玺”前行抵达占城之事当非杜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陈宜中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权力带走玉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出使外国，是不需要携带本国皇帝的玉玺的；身为宰相，也无权带走作为天子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玉玺，玉玺只能由皇帝本人或其身边随从的掌玺官掌管。玉玺是与皇帝形影相随的，皇帝到了哪里，玉玺也就到了哪里；反之，亦如此。玉玺到达了占城，这说明当时的皇帝宋端宗赵昰也到达了占城。 第五，《元史》中的两次关于宋行朝向元朝政府“上表”媾和或投降的记载，也反映出在宋人宣布宋端宗驾崩、末帝即位的消息之前，端宗已不在张世杰军中。《元史·百家奴传》云：“（至元十三年）冬十二月，宋二王遣倪宙奉表诣军门降”宋濂等.元史:卷一二九,列传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3155.；《元史》卷十、本纪十、世祖七云：“（至元十五年春三月）乙未，宋广王昺遣倪坚以表来上，令俟命大都”宋濂等.元史:卷十,本纪十,世祖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6:199.。这两次所谓宋行朝向元朝政府“上表”的具体内容为何，究竟是议和，还是投降，现在已经不可知晓。但是，将上述两条史料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第一次是宋行朝是以宋端宗及其弟卫王的名义“上表”的，第二次只以卫王的名义。而按照《宋史·瀛国公本纪（二王附）》和文天祥集杜诗的说法，宋人宣布的宋端宗驾崩的时间是景炎三年（即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四月戊辰（十五日），末帝即位的时间是当年四月庚午（十七日），端宗驾崩与末帝即位两事前后间隔一天。如按宋人的说法，第二次“上表”之时宋端宗虽然病重，但仍然在位，卫王也并未即位，宋行朝为何只以卫王的名义向元朝政府“上表”呢？我们知道，当时宋卫王年仅八岁，军政大权都由张世杰、陆秀夫执掌，所以可以排除宋卫王个人私下里单独与元人接触的可能性，那么，这只能说明宋端宗在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宣布其“驾崩”的消息之前，早已不在张世杰军中，此时张、陆等人辅佐的宋主是卫王赵昺。 总之，根据上述种种迹象，笔者推测，宋端宗或未在景炎三年（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8年）因病驾崩，而是与陈宜中同在占城等地。 至于本文中还应当述及的元军主帅张弘范为何放走宋室君臣，以及陈宜中君臣如何在南洋等地辗转流亡的经过和为何会来到太仓的原因等内容，笔者也根据有关史料做了相关思考和探讨，现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再予以展开说明，此处暂且从略。 五、 对陈氏等诸宋室重臣家族世居之太仓古镇、村的实地考察 为了进一步了解、掌握太仓三家市、森际庙的历史传说和遗存现状，笔者今年先后前往三家市、森际庙两地进行实地考察。三家市，今属浮桥镇老闸管理区管辖。北距戚浦塘约1.5公里，南距杨林塘约2.5公里，戚浦塘、杨林塘皆为今太仓市域内东西向横贯全境且东入长江的重要干河。西临漕头塘（今讹名为石头塘）。漕头塘，据其名称，本应为元代朱清、张瑄从太仓向大都“海运漕粮”的发船之河道。在三家市，笔者注意到，三家市的街道、房屋还保持着几百年前的基本风貌。三家市集镇正中有一座李王庙，庙内原有两株树龄几百年的古银杏树（现存一株），据当地人称，此两株树要比原太仓孔庙内的银杏树更为高大。李王庙内现供有五尊神像，其中两尊较年轻、身着黄衣的神像居中，三尊较年老的神像居两侧。笔者还邀请了三家市的一些对本地历史掌故知晓的年长者请教咨询。他们告诉笔者，三家市原来确实因陈、王、周三家最先定居于此而得名；三家市古时的市镇规模很大，东、南、西、北四至都相距约数里，后因屡遭战火破坏而缩小。笔者此行主要是为调查陈宜中之事而去，故向他们再三询问有关陈宜中之事，蒙70多岁的顾文杰老先生承告：三家市陈家确实是宰相之后；又称：陈丞相墓在陆公市（此讯息亦让笔者吃惊不小，因为陆公市素来被称为是宋末丞相陆秀夫后裔的所居之地，陈、陆两家是否有联系，待考。）随后，顾老先生又亲自带领笔者到据称是陈氏之后的陈健源先生家中采访。陈健源先生，今年约40余岁，其家亦位于三家市集镇正中，在李王庙正南方约30米。陈健源先生说，他家所住的房子一直处在原址上，几百年没有变动过；他家祖上确实是高门槛、大房子，出了很多“文武秀才”。 至于“森际庙”一地究竟在何处？笔者曾一度百思不得其解。三家市集镇中确实有庙，但是叫“李王庙”，非“森际庙”，三家市当地的年长者都说不知道有“森际庙”之名。后来，笔者终于在《增修鹤市志略》中找到了“杨林庙原名森际庙”、“在七都二图”的文字记载林晃,周偁等,许泰.增修鹤市志略:卷上［M］.太仓:1947:2.；又在《太仓州镇洋县志》之附录“自治”中找到“方家桥乡：……杨林庙（庙基一亩，庙房五间）”的记载王祖畬等.(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附录“自治”［G］//高纪言等.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79.，故将对森际庙的搜索锁定在方家桥镇附近。后得亲友介绍、领路，寻访至杨林庙。杨林庙位于今浮桥镇牌楼管理区新邵村。庙西傍丁泾，前临杨林塘，北距三家市约3公里，东距杨林塘注入长江的河口——杨林口约5公里。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又幸得自明代以来世居此地的明代大文学家、太仓人王世贞的第十二世孙王俊群老先生介绍杨林庙的历史。王俊群老先生今年约80余岁，他16岁时就曾到杨林庙里做总帐。他说，杨林庙原名森际庙，因前临杨林塘而改称“杨林庙”；杨林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约150年前，因开浚杨林塘，拓宽河道，杨林庙由原址向西北方向搬动了约50米，几十年前又因该处建造厂房而拆除，现址位于前次搬迁处西南方向约50米处。 笔者通过对森际庙和三家市两地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陈宜中及其家族确实有可能隐居于此。森际庙所在地现距杨林口仅约5公里，如果考虑到河口滩涂向外扩张成陆的因素，那么在宋元之际，森际庙之地离杨林口应该更为接近。另外，在宋元时期，崇明岛的面积远比今天要小得多，今长江北岸的海门、启东等地都尚未完全成陆，太仓的陆域之东即为大海，所以“森际庙”之地离大海是相当近的，陈宜中君臣有可能就是乘坐海船潜隐于这海口一隅，秘密从事反元复宋活动，而一旦有警，他们又可马上乘船出海逃往他国。后来，陈宜中的“孙子”陈章可能考虑到森际庙之地离海太近，容易遭受海潮等自然灾害的破坏，而向北搬迁至今三家市处，三家市北有戚浦塘，南有杨林塘，西有漕头塘，亦是进出方便、栖身安全之所。而三家市之“李王庙”亦可能即是陈氏族人后建的“森际庙”之分庙。 此外，除了陈宜中丞相，宋末流亡朝廷的其他三位重臣文天祥丞相、张世杰枢密使、陆秀夫丞相的族人、后裔也可能在元代迁居于太仓，笔者将另以专文说明，本文暂略。 先说文天祥家族。太仓本地一直流传一种说法，太仓的闻姓家族系文天祥后人，这个家族在元代逃难到太仓，隐居于此，并改“文”姓为“闻”姓。笔者原有一位闻姓的亲戚长辈，他曾经告诉笔者，太仓的闻姓是由文姓改姓而来的；他还说，多年前闻姓族人曾发掘到一块石碑，其碑文确称太仓闻姓源自于江西文天祥家族。当时，笔者尚幼，还无能力研究此问题，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这位闻老先生也早已作古，故笔者亦无从再向他求证、咨询相关情况。 上海图书馆馆内藏有一种家族“居地”著录为“江苏昆山”的广宁堂《闻氏宗谱》闻永成.闻氏宗谱: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M］.昆山:清道光24年(1844).。笔者仔细翻阅了这部《闻氏宗谱》，发现该谱实际上是太仓闻姓的家谱。该谱称，其始迁祖闻添八原姓文，元初由吉水辗转迁吴，卜宅昆山州之新安乡。该书的著录者可能看到这个家族的居地在“昆山州之新安乡”，故将该谱著录为昆山之谱，实际上元代的昆山州新安乡在今太仓浮桥镇、陆公市一带，所以说该谱应为太仓之谱。 该谱中有明隆庆年间张大猷《原序》称：“迨信国公尽忠宋室，当时避元祸，江西宗派多流入江阴、海虞、娄江，皆讳'文’为'闻’”，明确指出太仓之闻氏原由江西迁来，本文姓。张大猷《原序》又称：“数年前，尝从孝廉征甫见其所藏《信国公试录》并其手草《招亡文》，往迹相治，则'文’出于信国”，直到明代中期，太仓闻氏家族还保藏有文天祥（文天祥曾封信国公，故人称文信国）生前的遗物、手迹，可见太仓闻氏自述的家世渊源当非虚言。 那么，太仓闻氏是不是文天祥的直系后裔呢？笔者以为，太仓闻氏应是文天祥堂兄弟的后裔。据史载，文天祥共有亲兄弟文天璧（即文璧）、文天璋两人；另有堂兄弟文天祯、文天瑞等数人。太仓闻氏之始迁祖名“添八”，当因与“天八”两字谐音而改来，其本名应作“天八”。“天”代表他在文氏家族中的辈份，他是与文天祥兄弟诸人是同辈的；“八”代表他在同辈兄弟中按年龄排行为第八。我们虽不知道他的确切之名，但因他并非文天璧、文天璋（此二人不在太仓，在他处），故可推断闻添八（文天八）应为文天祥的堂兄弟，他应该也是文天祥率领抗元的文家军将领之一，战败后潜逃隐居于太仓的。再看张世杰家族。据《太仓地方小掌故》之《太仓城乡述概》“浮陆乡”一节称“《张氏家谱》云：'宋末始迁祖仁寿，为张世杰遗胤，避乱随母泛海抵此，见江口树栖七鸦，遂卜居六尺。’此为“七鸦”与“鸦江”之名所自始”政协太仓县委员会太仓地方小掌故编辑组.太仓地方小掌故［M］.太仓:1981:8.，则张世杰之后亦曾避难逃至今太仓浮桥镇（六尺村）一带。 据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太仓人吴伟业《太仓十子诗选序》云：“吾州固昆山分也。当至正之季，顾仲瑛筑玉山草堂，招诸名士以倡和，而熊梦祥、卢昭、秦约、文质、袁华十数君子，所居在鸦村、鹤市之间，考之，定为吾州人。”吴伟业.太仓十子诗选序［A］.李学颖.吴梅村全集:卷三十［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93.按吴伟业该文，元代诗人熊梦祥、卢昭等“十数君子”均居住于“鸦村、鹤市之间”，即今浮桥镇与岳王镇之间，而本文所述及的三家市、森际庙、六尺街三地又恰恰位于其间，因此可以推测，元代时期“鸦村、鹤市之间”可能确实出现过一个或几个较为繁荣兴盛的城镇。反过来，这又说明该地是适合人们居住的，陈宜中君臣确有可能定居于此。 最后看陆秀夫家族。上海图书馆藏有一种自称是陆秀夫之后的崇明《陆氏世谱》。陆圣苍等.陆氏世谱(不分卷):清刻本,上海图书馆藏［M］.崇明:清代.该谱闵鹗元《崇明陆氏重修族谱序》称：“崇明陆氏为江南望族。自宋丞相君实公□□崖山后，次子仲良公避乱来崇，遂家焉”；陆圣苍《重修陆氏大宗世谱捐赀引》称：“粤稽我始祖宋丞相秀夫公次子仲良公避世来崇，盖五百年矣”，可知崇明陆氏自称系宋丞相陆秀夫之后。该谱陆圣苍《捐赀引》又称：“娄东冠裳一枝，的系秀夫公后”；闵序也称，崇明陆氏为重修家谱，“命嗣君辈航海至娄东，搜核故牒，统为一谱”；陆圣苍《重修陆氏世谱传单》则称：“仲良公后裔娄东之叔旦公……娄东仙舆公纂修《世谱》，知丞相一脉在崇，航海来辑”，据之亦可知太仓陆氏当系崇明陆氏的分支，也是陆秀夫的后裔；陆氏由崇明迁居太仓沿江地区的时间应稍后于陆氏迁居崇明的时间（据清道光《璜泾志稿》称，太仓时思冠裳里陆氏系陆秀夫之后，大约是在明初建文年间迁于该地，当地有“印池坟”. 今未见太仓陆秀夫家族的家谱，无法以其与崇明《陆氏世谱》进行互证。不过，太仓地区也一直流传着关于陆秀夫后裔迁居来太的传说。据调查了解，陆秀夫后裔在迁居太仓沿江地区之后，在今浮桥镇时思管理区的南市梢营筑了陆秀夫的衣冠冢，又在附近建造了崖山公祠（今称“三官堂”），供奉陆秀夫像（称“崖山公”）。今时思永新村等地陆氏家族皆自称为陆秀夫后裔。 笔者以为，陆秀夫的子孙有可能在元代先迁居太仓，也有可能先迁居崇明。即使是先迁居崇明后来再迁居于太仓，也是足以引起我们予以相当重视的。因为，太仓、崇明仅一水之隔，近在咫尺，鸡犬相闻，两地间人员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虽非同邑，亦如同一地。我们在探讨陈宜中君臣来太问题时，也应把陆秀夫后裔迁居太仓、崇明之事一同考虑在内。 综上所述，由太仓地方志中有关陈宜中的记载所引发的对南宋朝廷君臣行踪及命运的探究，对于整个宋元史特别是隐秘的宋末元初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同时，这一考证和探究也将进一步促进我们对地方史志和地方文化的开掘、整理和研究。笔者以为，对三家市保护、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这种保护、开发还应延伸、扩展到与其相关的森际庙、时思冠裳里、浮桥张家花园、陆公市等地。充分保护和挖掘太仓的“宋末抗元民族英雄文化”，必将对太仓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产业、旅游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张世杰后裔及其家谱调查记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太仓民间传说故事集》载有由陆培基口述、王大经搜集整理的《七鸦口的得名》传说一则，云：宋朝末年，宋军统帅张世杰的妻儿为了逃命，乘了一只小船，从海上从南向北逃到了今太仓沿江一带。可是，在他们的后面，还有一只元军驾驶的大船紧追不舍。正当这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忽然天上飞来了七只乌鸦，引导张家母子所乘坐的小船从江边的七鸦口驶入了内河，然后这七只乌鸦又向外飞去，撞灭了元军大船上的航灯，使元军的船失去方向，驶入漩涡，竟翻沉到江里，而张家母子遂得以脱险。从此以后，张家母子便定居在今太仓浮桥镇七鸦口内的六尺一带，张氏的子孙也一直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此传说并非空穴来风，20世纪60年代由当时太仓的一批文化工作者编写的《太仓地方小掌故》之《太仓城乡述概》“浮陆乡”一节也称：“《张氏家谱》云：‘宋末始迁祖仁寿，为张世杰遗胤，避乱随母泛海抵此，见江口树栖七鸦，遂卜居六尺。’此为‘七鸦’与‘鸦江’之名所自始。”《太仓地方小掌故》的编写者很可能看到过张世杰家族的家谱，故而引用了其中的语句。由此可见，张世杰后裔隐居太仓浮桥六尺的传说，绝非是人们随意编造的故事，而应当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的。但很遗憾，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张氏家谱》今天已不知其所在，令人难见其详了。 非常幸运的是，去年笔者在亲友的帮助下，先后前往我市岳王、沙溪、浮桥三地，寻访到了三位张世杰的后人，并采访到他们对本家族历史渊源的口述，观看到了他们保存整理的《张氏家谱》资料，这使得民间流传的“张世杰妻儿避难太仓”的传说的可信度大大增强了。 去年6月7日，笔者在陈耀祺先生的陪同下，拜访了岳王星月村的张禹锺先生。张禹锺先生年约70岁，退休前为岳王中学教师。他坦认自己确实是宋朝大将张世杰的后代，并向笔者提供了一份由他整理的家族世系图。由于他家原藏有的家谱已经损毁，该世系图是根据记忆和零星的资料编成的，内容侧重于近世，尽管如此，该图仍以张世杰与其子张仁寿为家族世系的第一、二世。张禹锺先生还告诉笔者：张家祖上原住在浮桥六尺，清代时搬来岳王，但直到他幼时岳王张家仍和浮桥老宅基是有来往的；此外，在沙溪镇东的张家园里也居住着另一支张姓同宗后裔。 2009年7月11日，笔者又走访了沙溪张家园的张启明先生。张启明先生年约70岁，原为沙溪中心小学教师。张启明先生也承认自己是南宋军队统帅张世杰的后裔，并指出，张家原居住在浮桥，沙溪一支是在清初由浮桥迁来；沙溪张家园建于清乾隆年间，规模很大，有近百间房屋，其格局、规制都是与浮桥老宅基是一样的。接着，张启明先生又向笔者出示了他重新修纂的家谱，这份家谱虽为新修，但完全是依据原有家谱资料和体例编纂的，故而世次清晰完备，记述翔实。该谱以张世杰为世前祖，以张世杰子张仁寿为一世祖（始迁祖），此后二十余世传承皆有明确记载。据该谱，张启明为张世杰的二十六代孙，张世杰生活在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由此粗略推算一下，张家大约平均每隔27年出生下一代人，这个时间间隔是比较符合中国人家族繁衍的实际情况的。该家谱还明确详细地叙述了其家族迁来太仓的前后经过，云：“在高祖世杰殉国前，母祖携子仁寿乘海船由广东北上，元军尾追，终不能近。母祖之船为避元军，进入长江口浮桥段，元军逼近，遂弃舟隐匿于江边芦苇丛中，幸免于难。平明，见江岸一树七鸦共栖，即由此登岸定居于今浮桥镇东三里之日新村。其地，后人称之谓‘七鸦口’，尚有族人居住。母祖携子仁寿定居后，从事农耕，子孙繁衍，家道益兴。”这次对沙溪张启明先生的寻访，为证实张世杰妻儿隐居太仓的可能性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 随后，笔者又在7月19日，在浮桥镇和平小区找到了原浮桥老宅基上的张世杰后人张旭初先生。张旭初先生约60来岁，世代居住在浮桥张氏老宅基——“张家花园”内，现因老宅拆迁，搬至和平小区内。张旭初先生亲自带笔者实地踏勘了“张家花园”的原址。原“张家花园”在今浮桥南环路南侧、仪桥路西侧，占地数十亩，规模很大，该地距离长江江岸仅有2公里。张旭初先生还告诉笔者，前些年他曾在他叔父处看到过张家的家谱，但现在不知是否尚存。笔者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请他再代为查询，以求获得更多的可靠历史信息。 通过对浮桥、沙溪、岳王张世杰后裔及其家谱的实地调查，使我们对张世杰家族隐居太仓的传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张氏的后裔和其他有关的知情者能与笔者联系，争取早日完全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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