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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通过定性研究探寻因果关系的一个比较好的范例。作者深入考察传统东南亚农业社会中农民面临的生存压力、以及在这种压力之下形成的独特的伦理观念，反思了这种生存处境如何影响农民“服从还是反叛”的行动选择。作者提出，殖民者的到来使得殖民地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一体，农业市场化、商品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从而在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等各个方面冲击了殖民地的原有秩序，加重了农民的生存压力，减少了传统社会中的生存保障，从而加大了东南亚农民反叛的内在潜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南亚农民的反叛，恰是反抗殖民者带来的市场秩序、试图恢复传统农业秩序的一种尝试，有其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和合理性。农民伦理与生存逻辑看似缺乏理性计算，却并非来源于一些学者提出的来自于对剥削感知的“错觉”。
本文是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读书报告，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将梳理本书的篇章结构和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其次，我将整理本书的逻辑结构，思考其因果分析的过程，并提出一些自己的反思。 一.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共七章，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考察了东南亚农民将生存安全作为首要目标的“生存伦理”，并反思了这种生存伦理具有的道德意义。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章，考察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东南亚殖民地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于农民生存状态造成的影响。其中，地租和赋税的加重以及地主和国家的征收能力的上升，是这一部分的考察的主要对象。 第三部分即第五章，考察了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几个主要的农民叛乱事件的背景、条件与内在逻辑，证明殖民地的经济变革与生存伦理的交互作用是起义爆发的重要背景，而经济萧条则是叛乱行动的导火索。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在具有特定制度土壤的地区，叛乱甚至是难以规避的。 第四部分包括第六和第七章，是作者对于东南亚农民的生存选择与道德伦理的反思。第六章反思了之前学界的一些关于“剥削”的定义，并指出这些定义在东南亚农民的案例之中可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由此构建了适用于东南亚案例的“剥削”概念，并指出这些概念的几种意涵。第七章中，作者考察了有利于农民叛乱和不利于（压制或者消解）农民叛乱的一些因素，试图在其中探寻一种不定型的因果关系模式。另外，作者反驳了农民不反抗的一种替代解释，即神秘化的宗教观念使得农民具有服从的社会伦理；他认为农民之不反抗更多来自于外部力量的打击与镇压。 以下对每一部分进行概括和梳理。 ①.第一部分：农民的生存道义 作者提出：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农民家庭追求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以规避在生存、身份和家庭内聚力等方面的质的退化 。生存安全对于农民而言是第一原则，而不是经济收益最大化。这种对风险的回避能够以牺牲较高的平均收益为代价，这也是部分农民不愿采用新技术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原因 ，大部分农民对于商业冒险采取规避的态度。相反，农民的革新行为常常来自于无法保持旧有生存方式的孤注一掷 。 农民在四个方面的偏好体现了农民对于安全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对于其价值观念的影响 。首先，在职业偏好上，人们更乐意成为掌握自己生存手段的小地主，其次乐意成为可以利用地主资源、得到保护的佃农，而最不乐意成为没有保障的工资劳动者。安全保障的失去常常带来猛烈的抵抗。其次，在乡村生活中，富裕村民常常被要求付出财富提供安全保障和社会服务以换取声誉和支持，村庄中经常存在保障穷苦农民生存的共有地，这些风险保障形式常常得到舆论的支持。第三，佃农对于土地租佃制度的评价标准常常基于其提供的生存条件的可靠性，使农民承担收成风险并且常常失去地主的大量帮助的固定地租被看作是最沉重的负担（尽管可能增加其平均收益），而分成地租被看作是相对而言更公正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各种贷款、帮助、服务、灾年减免的地主被看作好地主。第四，通过各种形式帮助农民渡过荒年，并且乐意采取比较宽松仁慈、变通灵活的税收政策的国家，是农民更乐意接受的国家，而殖民地政府则打破了这种期待。 在面对风险时，农民家庭中存在“自救”的生存方案，包括副业、移居他乡、减少消费等。男性亲属、朋友、村庄互助、保护人、政府等社会制度安排也可能帮助他渡过难关，但这些帮助常常以让渡农民自己的人力财力资源甚至人格尊严为代价 。 农民判断一种制度的剥削性的大小，不以自己劳动成果被剥夺的总量为衡量标准，而是以留下的资源是否能够使自己长期保持在生存线以上为衡量标准。精英与国家对于农民的索要若是侵害到了农民的生存权利，就被看作是不正当的，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道德标尺 。 ②.第二部分：殖民化变革对生存道义的背离 在殖民地的社会转型期，小地主、佃户、农业工人的生存稳定性都有所下降，这导致了农民的反抗的潜在可能性的上升。这种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农民面临新的市场不安全性的威胁 。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使得农民被整合进波动性较大的世界市场中，价格波动影响到其收入水平；土地的日益集中剥夺了许多小地主的土地，也使得他们其受到市场力量的冲击更加剧烈。另外，农民的现金生产成本上升。 第二，乡村和家族分担风险的保护性弱化 。乡村掌握的资源日益减少，整体不断遭受歉收打击，提供保障能力下降；富人对地方支持的依赖性减少，强制索取的力量上升，没有必要再主动提供传统上的安全保障和服务；另外，市场价格波动和人口增长也使得强制再分配可行性下降。 第三，许多农民可以从事的辅助性职业和生存手段逐步消失 。地方手艺和贸易市场遭到了专门化生产的巨大破坏；由于增长人口的占用和地方显贵对共有土地的占有权，地方森林资源、村有荒地和公共牧场逐步消失了。这使得农民不得不购买许多必需品，进一步受到价格波动的伤害，维持生存更加困难，并且对地主和政府的索取的应对能力更加薄弱。 第四，地主与佃农/农业工人的关系明显发生了不利于后者的变化 。首先，“交易平衡”被打破，地主提供较少的服务而获得更多的回报；其次，契约性关系取代了家长式关系，地主不再为农民提供生存保障，而是往往通过固定地租的形式将风险转嫁于佃农，甚至采取现金固定地租的形式将价格波动风险也转嫁于佃农。这种增强的剥削能力来自于地主对稀缺生产要素的占有和政治强制权力的增强。在这种背景下，土地使用权经常丧失保障，佃农与农业工人出现普遍的向下流动，地主与佃户关系中也出现不断增长的敌意，农民们常常通过拒付地租、私自收割、携款出逃等方式进行反抗，甚至演化为暴力反抗，而地主的统治也越来越依赖暴力手段。作者具体考察了下缅甸和越南的交趾支那的案例。 作者提出，这种趋势并非来自于个人层面的选择，而是与东南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融合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 。一方面，土地价格飞涨，在市场中对利润的追逐和对亏本的规避促使地主不愿投资于土地，或是削减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东南亚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受害者能够将损失转嫁于比自己弱的阶层，而地主和债权人能够将损失转嫁于佃户和工人，这导致阶级关系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反抗强度逐步上升，直到地区性暴动。事实上，世界市场大规模损害了传统的社会保障并且逐步消除了零散的地方经济的特性。 第五，国家索取税收的能力上升和税收性质的变化严重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殖民政府的税收形形色色，内容广泛，且往往是固定费用，将农业和市场风险转嫁于农民。其严格的人口统计、土地记录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得逃避税收极其困难，政府牺牲农民利益以保证自身利益的能力大大增加。这都使得殖民政府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政府带给农民更大的税收压力。税收量往往更大，甚至具有累退性，可能拉大贫富差距；此外，还存在官员腐败的问题。 政府往往不考虑农村的具体生存情况，一视同仁地对待情况不同的所有地区（漠视歉收），并且偏好简单易行的税收形式（例如人头税）；中央集权政府中的官员急于讨好中央而无意于维持民心；另外，对收益稳定性的追求使得政府更愿意接受现金而非实物，这使得农民不得不面临市场风险。即使存在减税，手续也极其复杂，而且减税额并不高。税负的压力给农民的生存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与地租类似，也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反抗。 作为例证，作者考察了缅甸的人头税和土地税，越南的人头税、土地税以及酒和食盐的专卖权。 ③.第三部分：经济萧条导致的起义 第五章考察了经济萧条背景之下，农民起义的条件、过程与结果。在经济危机之下，农民的现金收入往往大幅度下降。自身处于困境且有足够的强制手段的地主和政府往往横征暴敛，给已经面临困难的农民造成巨大负担，农民的生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起义中，税负往往是激起农民反抗的核心问题。 作为例证，作者考察了三个区域的农民起义，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 交趾支那的“红色恐怖” ：在经济萧条之下，关税有较大损失，政府严重依赖不受经济波动影响的人头税收入。由于农民交税的苦难，收税中的暴力手段开始增加。另外，自身也面临压力的地主也减少了对农民的帮助，农村阶级矛盾也有所激化。农民或者采取避税与自助的方式，或者进行抗议，这种抗议日益由平和走向暴力。这里的暴乱具有零散和地方主义的特点。 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 ：这一起义曾经夺取政权，创造了一种反映自身价值观念的农村秩序，最后被击溃。这一地区的脆弱性体现为：土地贫瘠，降雨波动大；崎岖地貌和文人聚集使得叛乱非常便利，且这一区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此区域土地日益集中，无地者阶层扩大，生存状况及其不稳定，受到地主、税收的严重盘剥，与此同时，保护人制度、公有地等传统安全保障制度却在瓦解。1930年的经济危机的衍生后果产生了严重的饥荒，农民在绝境之中起义。这一起义的中心地带，南坛、清忠和英山，都是对生态波动和经济波动双重过敏的区域，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也尤其严重。起义由相对平和的反税示威发展为攻击公共建筑、销毁税收记录的暴力行动，人们常常将富人家的粮食再分配给农民，且这种分配被准公众的伦理所制约。这场起义在30年代初被镇压。一些共产党人虽然参加了这次起义，但是并不被共产党总部所承认，他们采用了农民的纲领而非共产主义纲领。 下缅甸的沙耶山起义 ：这次起义的特点在于使用佛教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小传统”联系更加密切。这次起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群众运动，同样是借助了农民的生存危机，在宣传和纲领中，沙耶山都表达了对人口税的反对，许诺了一个没有税负的太平盛世。这场起义后来发展为一系列独立的地方叛乱，1932年被平定。 ④.第四部分：对东南亚农民叛乱的反思 以东南亚经验事实为基础，作者反思了学术界对于“剥削”的定义。作者提出，之前的“剥削”定义往往建立在客观标准上，但是这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学者们定义的正义标准在道德上可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先验的剥削概念很难与被剥削者的主观情感产生共鸣和联系，学者们认为的被剥削者的“错觉”或许正是来自于与学者不同的价值标准。作者考察了之前的几种关于剥削的客观标准 ，即生活水平、“仅次于最好的选择”、互惠与平等交换，提出这些概念都有其局限性，最后提出，确定“剥削”程度的正义标准必须考虑社会成员对于交换的期望以及其中的价值共识。在东南亚农民的剥削概念中，必须考虑其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诉求，包括“互惠与交换的平衡”、“保障穷人基本生存”、“社会精英必须以家长式关怀和保护换取合法性”等几个基本意涵 。当发生不利于农民利益的调整时，农民将视其为对传统的践踏并诉诸传统。农民在反叛中表现出来的愤怒，并不仅仅是出自于相对剥夺感或是现实与期望相比的失落，而是一种道德义愤，其反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恢复传统社会秩序的努力。 在对本书的总结中，作者考察了除剥削之外的一些能够促进或是阻碍农民反叛的社会条件。首先是可能促进反叛的社会条件 。作者提出，使得农民不得不反叛的压力往往出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产量与农民收入不断下降，二是不断增长的波动与风险。自然产量的波动、世界市场的波动、单一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农民收入易变性的重要来源。虽然具有强烈公有传统、没有尖锐内部阶级差别的农民群体受到经济冲击的行为方式更为一致，并且有更大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但是这些地区受到市场混乱的伤害不如商业力量发达的地区，也能通过再分配缓和社会矛盾，所以很难说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反叛有必然的联系。其次，作者考察了可能阻碍农民反叛的社会条件 。作者提出，在发生生存危机时，反叛并非农民的第一选择，而是积极寻找其他出路。地方自助形式、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的工作机会、政府提供的保护与援助、以及宗教和反对派组织的保护与援助，往往都能在短期内提供缓和社会矛盾的途径，但从长期来看都并非能够彻底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这四种方式每一种都会对地方的政治形态产生独特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农民反叛的潜力。最后，作者考察了农民不反叛的原因，质疑了之前学者提出的“宗教神秘化意识形态要求农民服从，从而遏制农民反叛”的观点，认为农民不反叛并非自愿，更可能出于对镇压的恐惧。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在国家强制压力减小的地区，农民反叛的数量和力度都有所增加；而在那些农民并未反抗的地区，也能够通过观察强制权力的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使用的骗术和诡计、以及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例如语言、民歌、宗教信仰）发现农民对于主流价值观念的拒斥。由此，作者认为，镇压是阻碍反叛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本书的逻辑结构与因果分析 如图所示，作者最终要确立的关系是从东南亚的殖民地变革→东南亚农民大量反叛的集中爆发。 第1、2章确立了关联A，第3、4章确立了关联B。整个因果链条是从右向左推的，最后聚集于一个最终的结构性因素，即东南亚殖民地变革。在第7章，作者引入了复杂性C，即一些无法被这个单一的因果囊括在内的因素，例如某个区域的生态独特性、农业专业化程度、政治传统等等。 作者的因果关系分析非常有说服力，主要是因为如下的原因。首先是整个因果关系链条中，存在对因果机制的比较完整的说明。从东南亚的殖民变革到农民反抗的集中爆发，每一步都有比较细致的分析，环环相扣，都是比较符合日常生活常识的，整个逻辑比较流畅。其次是，虽然因果机制是纷繁复杂的，但是整个逻辑链条的开头和结尾被归结为单一的因果，这使得整个分析有比较强的思想力度。最后一点是复杂性C的引入，使得整个因果分析的视角更加客观。C是一些的确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但无法被自变量概括在内的因素。考察这些影响因素有利于确立复杂现实中的因果关联，例如：如果忽视生态脆弱性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可能误认为殖民地变革在一些地区引发暴乱、另一些地区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事实上这些地区的人们的生活安全相比之前都有所下降，只是一些地区还勉强保留在生存线上罢了。即使是表面上并没有反抗和暴动，“殖民地变革→压迫加深→破坏农民的生存安全、违反生存道义→农民的反叛与愤怒”的逻辑链条仍然是可以成立的。 不过，一个可能的质疑是：“殖民地变革→东南亚农民反叛的集中爆发”这一逻辑链条虽然成立，但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的百分之几仍然是未知数。当然，这不是质疑本书的价值，毕竟能够解释到20%就已经是极大的学术贡献了。但是一些其他的可能的解释，例如农民可能因为相对剥夺感产生反叛，或者是农民可能因为现实与期望的差距产生反叛 ，在本书中是作者直接否认的，我个人倒觉得不必然错误，其解释力需要进一步考察。毕竟复杂世界的因果联系之中，本来就没有必然的正确与错误，只是因果共同出现的概率大小有所区别。人的感情和动机往往也是混杂的，愤怒、嫉妒、痛苦、不甘常常共同出现，都不是那么纯粹。我们能做的只是去尽量理解，而理解则往往有模糊的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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