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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与文体及文学批评 1．宗教与文体 宗教对文体的影响是宗教影响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宗教文学就是文学在宗教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是为宣传、解析宗教教义、宗教思想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 宗教文学的基本特点，就是运用文学的形式来宣传宗教教义，普及宗教思想，扩大宗教的影响，所以宗教文学在形式上是文学的而在内容上则是宗教的。宗教文学在西方和中国具有不同的特点。 西方的宗教文学主要源自《圣经》。《圣经》既是一部宗教法典，又是一部价值很高的文学作品。《旧约》中包括了许多古希伯莱人的神话传说英雄故事、历史散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古希伯莱人的社会面貌和生活斗争；但这些内容无一不是为宣传教义服务的，其本身也就是教义。中世纪的欧洲是宗教文学的兴盛期，宗教文学几乎统治了整个文坛，其作家大多是教会中僧侣，因此又称“教会文学”或“僧侣文学”。这个时期宗教文学的内容千篇一律：宣传现世生活只是来世生活的准备，是到永生幸福的一个小站，论述世俗生活之罪恶，提倡清心寡欲，描绘人生无常，彼岸力量无比强大等等；在形式上一般多采用象征、梦幻等手法，充满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呓语和神秘主义色彩；在体裁上有基督故事、圣经传、祷告文、赞美诗、苦修传说等；在人物上多是禁欲的修道生、神圣的修女、悔悟的罪娃、虔诚的信徒等。如法国的基督教诗歌《圣亚里克西的生涯》，德国魏森堡修道院的僧侣奥特弗里特的《基督》，法国诗人特罗亚的传奇《圣杯》等等，都是直接为宗教宣传服务的宗教文学的代表作。 佛教传人中国之后，也有很多文人用文学形式来表达佛理，宣传教义。如鸠摩罗十写过《十喻诗》、《赠沙门法和》等篇什，慧远写过《庐山东林杂诗》、《报罗什谒》等作品，支道林留存于《全晋诗》中的十八首诗，其中就有十七首是阐扬佛理的。这类作者本身就是佛门高僧，所以其作品大多是纯粹的佛理诗。还有一类作者，他们并非僧人，却对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和深人的研究，写出了不少佛理诗。如谢灵运的《石壁招提精舍》、《过瞿溪山僧》，王维的《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饭覆釜山僧》、《登辨觉寺》、《夏日过青龙寺谒禅师》；白居易《观幻》、《读禅经》；柳宗元《法华寺石门精舍三十韵》、《赠江华长老》等都是谈禅说佛的诗篇。以诗谈禅，以文论佛，这类 作品姑且称之为“佛教文学”，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变文”。“变文”是佛教传人中国后在佛教直接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新文体，是适应于和尚传播佛经的一种民间讲唱的文学形式，它直接来源于佛经这种韵散结合的文体。“变文”后来直接演化出宝卷、弹词、鼓词之类的讲唱形式，而且对古代戏曲、小说亦不无影响，如戏曲中的 讲唱结合，话本小说常配以诗词等韵文，可见出“变文”的痕迹。 在语言形式上，古体诗讲究平仄音韵，也与佛教的传人有直接关系。陈寅恪曾指出：“……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时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人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此外，佛经故事中大量的奇幻描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构思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古代小说中许多神话人物上天入地下海的描写，如《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都深受其影响。但丁的《神曲》关于地狱、炼狱、天堂的描写，歌德的《浮士德》的结构模式，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的艺术构思，都是在《圣经》故事的影响下形成的。 2．宗教与文学批评 宗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是相当深刻而久远的。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文艺观就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在柏拉图的心目中有三种世界：理式世界、感性的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艺术世界由摹仿现实世界而来，现实世界又是摹仿理式世界。柏拉图的“理式世界”正是宗教中“神的世界”的摹本，所以，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认为艺术摹仿感性事物，感性事物又摹仿“理式”，而“理式”是美的最后、最高的根源，所以直接或间接摹仿“理式”的东西也就多少“分享”到理式的美。柏拉图还在《斐德若》篇中结合宗教“灵魂轮回”说，提出一种神秘的看法，就是感性事物的美是由灵魂隐约“回忆”到未依附肉体以前在天上所见到的真美。由此，柏拉图把灵感当作文艺创作的源泉和依据：一是认为神灵凭附到艺术家或诗人身上，使他处于迷狂状态，把灵感输送给他，暗中操纵着他去创作；二是认为灵感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诗人是神的代言人，正像巫师是神的代言人一样，诗歌在性质上也和占卜预言相同，都是神凭附人所发的诏令。由此可见，柏拉图的文艺观和宗教上神的信仰是分不开的。新柏拉图派的普洛丁结合柏拉图的灵感说与东方宗教的一些观念，又把艺术无理性说推进了一步，成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文艺思潮中的一个主要流派。这种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的文艺思想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就与消极的浪漫主义和颓废主义结合在一起。德国狂飙突进时代的天才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柏格森的直觉说和艺术的催眠状态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和“白日梦”，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柏拉图的影响，也都带有宗教神学观念的浓重色彩。 在中国，佛教的传人对古代文学批评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刘勰作《文心雕龙》就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体大虑周”的巨著，其基本观点属儒家思想，但也渗透着佛教思想的影响。《神思》篇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这里的“虚静说”显然与佛家讲究“清净”、“虚空”有一定的联系。《隐秀》篇说：“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这与佛理是十分相似的。皎然在《诗式》中也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则提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梅尧臣《六一诗话》中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等等都暗合佛家学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妙悟说”、“神韵说”、“性灵说”等，都与佛家学说有密切联系，尤其以禅论诗更是蔚成风气。严羽说：“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其诗作应“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垅，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士祯则走向极端，认为诗句“字字人禅”才是“上乘”之作，“诗禅一致，等无差别”。此外，唐宋以来，借佛语来论诗论文已经相当普遍，有些术语至今不衰，已经演化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如“上乘”、“境”、“境界”、“法”、“悟”、“顿悟”等等，其中有些又演化出多种用法，如“文法”、 “诗法”、“文无定法”、“心境”、“物境”、“情境”、“意境”、“妙悟”、“彻悟”等等。“境界”一词最为常见。很多诗人则以参禅比喻学诗，如韩驹《赠赵伯鱼》诗：“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文章”。吴可《学诗》说：“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只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自然。”陆游《赠王伯长主簿》诗也有“学诗大略似参禅，且下工夫二十年”的诗句。这些主张不仅说明佛教思想对诗人的影响，而且也隐含着学诗与参禅的某些相似性。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要注意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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