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草书事

　宋朝的草书，很少有人注意。我想其中的原因是，今天所见宋人的书迹，行书多而草书少，此其一。其次，宋人的草书，论古韵不及晋，论气魄逊于唐，今人撰写书法史，以为不足称道，往往按下不表。偶有涉及，不过是见树不见林的提示。这对于那些靠读书法简史获得常识的读者，很容易留下宋人不好草书的印象。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宋朝书家好写草书。

　　宋初，下令将内府收藏的法书摹刻成《淳化阁帖》的宋太宗，雅好翰墨。朱长文(1039—1098)称赞太宗“草书冠绝”，米芾说他“草入三昧”，如果不是一味奉承，太宗当以草书见长。太宗第三子赵恒(宋真宗)，蹈袭父风，也能草书。

　　太宗朝，吴越王钱俶归顺于宋，他“作字善颠草，其斡旋盘结，不减古人”(《宣和书谱》)。徽宗时，内府收藏的钱俶书作，全是草书。李建中(945—1013)是宋初名家，传世书迹《同年》、《土母》、《贵宅》三帖，都是行书。但是，他的草书亦妙，黄庭坚有诗咏其草书，云：“仲将伯英无后尘，尔来此公下笔亲，使之早出见李、卫，不独右军能逼人。”好引荐人材的杜衍(978—1057)，致仕后寓居南都凡十年。苏轼说他“晚乃学草书，遂为一代之绝”(《东坡题跋》卷四)。《宣和书谱》记载他喜欢与草书家苏舜钦论书。他年位虽重，而尺牍必亲作，韩琦尝以诗谢其书云：“因书乞得字数幅，伯英筋骨羲之肤。”但他自己却说：“衍老来多病，不能书，故信笔乱写耳。而君谟(蔡襄)过以草圣推许，使人怀愧不已。”这是他信札中的一段话，收刻在《停云馆帖》中(见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

　　苏舜元(才翁)、苏舜钦(子美，1008—1048)兄弟是宋朝最负盛名的草书家。按《宋史》记载，舜元的草书要胜过舜钦。苏轼《题苏才翁草书》诗云：“才翁草书真迹，当为历世之宝。”张耒《明道杂志》称“才翁书字清劲老健，实过子美”。刘克庄在《后村集》中谈到这样的事情：“裕陵(神宗)绝重才翁书，得子美书辄弃去。”何以至此?刘克庄的解释是：“书家谓才翁笔简，唯简故妙。”但是，在宋人的笔记中，于苏舜钦的记载要多得多，元朝人修《宋史》，苏舜钦有传，而舜元事履则附记其后，还不足两行。徽宗内府收藏的宋朝名家书迹，录舜钦而无舜元。究其根由，恐怕别有原因。比如，苏家自苏易简始，就富有收藏，经苏耆传至舜钦，又由舜钦传二子泌、激，米芾的一些书画藏品就是从苏家换来的，米芾称苏家“四世好事有精鉴，亦张彦远之比”(《宝章待访录》)，但米芾提到舜钦却不及舜元。米芾还谈到，怀素《自叙帖》中“前一帖(前一纸)破碎不存”，为“舜钦补之”，直到今天，书坛还流传苏舜钦补书《自叙》前六行的佳话。佳话能够传扬人的名声，名人的丑闻讼案也是史家喜好录写的资料。《宋史》记载，苏舜钦在庆历四年“用鬻纸公钱召妓乐”，“坐自盗除名”，此事轰动一时。史家认为这是苏舜钦岳父杜衍的政敌王拱辰做的政治文章。舜钦既被放废，离京居吴中，“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也为文人墨客传颂。他还是名相杜衍的快婿，大概也是他身后名声大于其兄的原因吧。苏氏兄弟的草书，在宋朝颇有地位，如刘克庄所说：“二苏草圣，独步本朝。”黄庭坚学周越草书，“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看到二苏草书后“乃得古人笔意”。苏轼曾经叹息：“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但认为苏氏兄弟的毛病是“俱太峻，非有余，乃不足也”。

　　周越的草书，在仁宗朝名声很盛，“学者翕然宗之”。庆历年间(1041-1048)，有州官司马寻者，“善效越书，观者不复真赝”。黄庭坚、米芾年青时都学过周越的字。周越的情况，朱长文《墨池编》卷十、《宣和书谱》卷十九记载得较为详备。周越字子发，淄州人，“仕历三门发运判官，以司勋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迁主客郎中以卒，草书精熟”(《墨池编》)。在他的家族中，“昆季子侄无不能书”(《宣和书谱》)。周越的哥哥名周起，《宋史》卷二八八有传，“也能书”。传后附记周越，元朝人编史误为“周超”了。周越作草，笔画刚劲，字不妄作，有法度。但是文人书家看不起他，黄庭坚学周越草书时，钱勰和苏轼都说黄的“草书多俗笔”。苏轼还说：“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米芾也瞧不上周越的草书，在《画史》中提到一些不入流的画匠之作时，他以嘲笑的口吻说：“茶坊酒店里可与周越、仲翼草书同挂，不入吾曹议论。”他们轻视周越，大概是因为周越的草书缺乏神韵，即黄庭坚后来评周越草书的“劲而病韵”。周越的俗名很大，徽宗内府收藏他的书作，三件都是草书，但《宣和书谱》的作者也不能不说他的草书有“俗气”。传世的周越书迹，见多识广的启功先生自述平生所见，“唯石刻四事，皆跋尾”，其中作草书者，为“陕刻怀素《律公帖》后的周氏跋语”，笔势雄强飞动”，如黄庭坚所评：“子发下笔沉著，是古人法。”

　　曾经痛感“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也”的欧阳修(1007—1072)，力矫时弊，用心练字，他是“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三○“学真草书”条)。

　　蔡襄(君谟，1012—1067)是宋朝书法振兴的标志性人物。他“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仁宗深爱其迹，尝使其书《温成皇后碑》，他辞而不书，并说：“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墨池编》卷十)他的书法，欧阳修说：“向时苏子美兄弟以行、草称，自二子亡而君谟书特出于世。君谟笔有师法，真、草唯意所为，动造精绝，世人多藏以为宝。”(《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三)欧阳修评蔡襄的字，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苏轼持相似的看法，但换了一种表述方式：“大字不如小字，草字不如真字，真不如行也。”(《东坡题跋》卷四)他推崇蔡襄的书法是“近世第一”。蔡襄写草书，“自云得苏才翁屋漏法”(《山谷题跋》卷五)，他主张：“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这大概也是他学书的体验。后来苏轼也说：“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书，而以行、草称也。”(《东坡题跋》卷四)黄庭坚从张旭楷草二体兼妙而受启发，同样主张“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草书不难工矣”(《山谷题跋》卷五)。

　　宋朝的书法，在仁宗时期繁荣起来。欧阳修感叹的士大夫“忽书为不足学”，“仅能执笔”的局面已经改变。这一时期负盛名的书家，大多好写草书，更有以草书为胜场者。除上述各家之外，还有善草隶的钱昆、钱惟治、陈尧叟、周延隽，写唐草的李居简，得怀素之骨的张维，善寻尺大字草书的钱易(钱昆之弟)等。

　　神宗朝，草书数张友正最著名。他是太傅张士逊的幼子，“杜门不治家事，居小阁学书，积三十年不辍，遂以书名。神宗评其书为‘本朝第一’”(《宋史》卷一一一张士逊传)。虽然神宗捧张友正，苏轼、钱勰却不承认这个“第一”，黄庭坚说，“苏子瞻、钱穆父论书，不取张友正”。张氏的草书的确是名噪当时，《海岳书评》称他的草书“如宫女插花，嫔嫱对镜，端正自然，别具一种娇态”。董逌《广川书跋》称张友正“自云得汉人心法，其用笔过为锋长，而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笔常摇动，势若宛转，其书别构一体，自得成就。虽神明潜发，不逮古人，然自然处正自过人也”。张友正的草书早已不传，我们只有从宋人的这些零星而且品评观点并不一致的记载中，推测他是学晋人草书。

　　钱勰(1034—1097)和苏轼(1037一1101)也工草书。

　　钱勰字穆父，是吴越王钱镠的五世孙。他的草书不传，据宋朝的李纲说，“有魏晋人笔法”，而且对自己的草书非常爱重，不赠予他人。

　　苏轼的草书作品，收刻在《西楼苏帖》中。他写的草书，临帖是晋人面目，自运则类唐风。他认为自己酒后写的草书好：“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东坡题跋》卷四“题醉草”)有人向他求草书，他要既醉而书。其实，苏轼的酒量不大，黄庭坚说他“一杯便醉”。苏轼是极敏感的人，他说“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便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东坡题跋》卷四“跋草书后”)。宋人酒后作草书，是向唐人张旭那里摹仿来的。而张旭醉酒作书，宋人谁也没有看见过，只是由唐人的诗文记载看来的，再凭自己的想象去发挥。张旭醉酒后作草书的状态，苏轼作过体验性的解释：“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东坡题跋》卷四“书张长史草书”)借他评诗的话补充，即所谓“醉时真境发天藏”(《东坡题跋》卷三“书昙秀诗”)。

　　苏轼的交游圈内，有不少人好草书，或以草书名家。

　　以画竹著称的画家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文同是苏轼的从表兄。苏轼、司马光都很敬重他。文同“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宋史》卷四四三)，曾对苏轼说：“余学草书几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各有所悟，然后至于此耳。”苏轼说他“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秦观、张耒都工草书。黄庭坚写大草，初师周越，后法唐人，晚年以草书负盛名，世人皆知。而秦观作草是东晋风致，张耒则飘逸可观，世人多不知。长安石苍舒，字才美。他很推重苏轼的书法，自己也好行、草书。苏轼的名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是苏轼赠石苍舒诗中的句子，这篇诗，名《石苍舒醉墨堂》。苏轼在诗中形容石苍舒写草书是“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苏辙也有一首诗题相同的诗，云：“石君得书法，弄笔岁月久。经营妙在心，舒卷功随手。”杭州六观堂老人了性，精医道且善草书。苏轼有《六观堂老人草书》诗调侃他“心如死灰实不枯，逢场作戏三昧俱”，称许他“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丹徒柳瑾，字子玉。苏轼有《观子玉郎中草圣》诗，称赞他写草书“运笔如闪电”，其笔力之强，“百斛明珠便可扛”。从苏轼游学的王巩，是宰相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神宗朝草书名家张友正是他的舅舅。王巩写的是小草，苏轼称道他的草书“颇有高韵”，预言“必有传于世”，后来的事实偏偏与苏轼作对，王巩的草书没能传世，现在只能见到他的行书《冷陶帖》和《老病帖》。太原王诜(晋卿)是苏轼好友，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牵连往来者凡二十四人，其中王诜受累贬官均州，“不相闻七年”。元祐元年，两人先后还朝，“相见殿门之外”，作诗唱和。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苏轼手迹《题王晋卿诗后》，记有其事。王诜好收藏，工书画，草书学小王，似乎也好几笔张旭的大草。他有一件行草书作品传世，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两朝，善写草书的名家多多。徽宗本人就是一位很有艺术才华的皇帝，他的“瘦金书”广为人知，草书也写得很潇洒。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草书纨扇》最为精采，是用硬毫小笔写草书，草势放而不狂，笔姿雅而不弱。

　　米芾(1051—1107)和薛绍彭(道祖)专学晋人草书。米芾爱临晋人草书帖，并不限于二王。他写草书有侧险态，但恪守晋人格调。薛绍彭的草书，文雅得锋镝不露，不浮不急，颇得赵孟頫的好评：“道祖书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但“微有按模脱堑之嫌”。薛绍彭与米芾交情很好，又同好晋人书法，人称“米薛”。大概薛比米年长，他要讲长幼之序，致书米芾说：“书画间久不见薛米”，似有不快。米芾毫不相让，直言道：“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四海论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

　　米芾在徽宗崇宁末、大观初年担任过书学博士。在米芾任书学博士之前，成都人李时雍(致尧)由尚书郎冯澥推荐，也担任过书学博士。李致尧工书画，所画墨竹，逼似文同;其草书，有怀素气象。魏了翁《鹤山题跋》(卷二)有记录。李致尧向黄庭坚求过字，《山谷题跋》卷七记载：“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罢，连引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草。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草，学书四十年，今夕所谓鳌山悟道书也。”看来是黄庭坚很得意的书作。

　　宣和四年，复置书学博士，徐兢(明叔)与米元晖、杜唐稽同时应选为书学博士。徐兢能画墨竹，逼似文同。也能写草书，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一录有他在米元晖书《韩退之五箴帖》的草书题跋十二行，另有草书《向热帖》九行。

　　《东观余论》的作者黄伯思(长睿，1079—1118)，一生好古文奇字，以古文名家，作《淳化秘阁法帖刊误》二卷，《宋史》记载他各体书皆妙绝。黄伯思写草书，既便今草，又能章草，曾手招张芝、索靖章草《急就篇》，并补其遗字于卷终。这种本领，在宋朝书家中很少见。宋朝能写章草者甚少，李炜能写，是宋初人。

　　黄庭坚的舅舅李常(公择，1027—1090)好草书，其弟黄幼安也酷好作草书，因黄庭坚入党籍，他受牵累不能出仕，在家乡“携笔东西家，动辄龙蛇满壁，草圣之声欲满江西”(《山谷题跋》卷五)。像这样写草书的地方名家，在宋朝恐怕也有不少。

　　北宋后期以写草书名世的书家还有刘焘和王升。另有刘次庄、张闳道、赵令穰、钟离景伯、张商英等，都是北宋时期能写草书的书家。

　　宋室南渡之后，写草书的风气依然很盛。高宗赵构好书法，自称“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他遍临古今名家，亦能作草，有草书《千字文》传世。南宋能写草书的书家，可以列出一份名单：权邦彦、宗泽、张九成、吴说、范成大、朱熹、方士繇、吴琚、陆游、叶闾、黄仁俭、姚现、白玉蟾、释静师。而实际的人数，又岂止此限。

　　南宋草书，引人大感新奇的是吴说写的一种草书：轻盈圆活而且细匀得没有提按顿挫的笔画，飞移纸上，仿佛春风中的游丝，吴说自名“游丝书”。刘子翚作诗赞曰：“清圆无瑕二三月，时见游丝转空阔。谁人写此一段奇，著纸春风吹不脱。”游丝书属杂书一类，取用草书体才能写得连绵。岳珂说，吴说的游丝书有所本，“考之唐书，吕向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绵书”。吴说写游丝书，也写草书，看来他对二者是有所区别的。

　　宋朝人写草书，取范前贤，非晋人小草即唐人大草，他们并无超迈晋唐、远绍张芝的欲念。对于宋人，晋韵远，唐风近，近代的风气容易习染，所以宋朝的草书名家，都以写大草见长，如钱俶、周越、杜衍、苏舜钦、黄庭坚等。当时写大草成为风气，以至流俗到“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全无古法，连黄庭坚也看不过去，出言讥刺。

　　米芾对唐人的草书大不以为然，他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光尤可憎恶也!”(《论书帖》)这样激烈的言辞，或许寄寓了矫正风俗的意愿。客观地说，宋朝书家学晋人草书者，并不是少数，就是写唐草的书家，依然顶礼晋人。可是，唐风对宋朝人的冲击力很大，一些学晋人草书的书家，如苏轼，自运时放达率意起来，无意中也转向了唐风。

　　所以，就宋朝的草书风尚而言，晋韵已不是具体的形态规范，却更像是一个理想符号，唐风才是宋人笔墨欢腾之所在。那里有笔墨的自由，有官能的强烈刺激，有情绪的快意渲泄，可以作精神的享受，可以显贤与能。